因为刚落马的广州前市委书记，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袁奇峰意外地在网络上“火”了一把。

　　万庆良被中纪委带走的第二天，他在微博上写道，新加坡的“规划之父”刘太格来广州做项目，遭遇了“规划之神”——当地一些官员，“不尊重科学，不知道常识。在山顶开挖大湖，在山地建百米大道。疯狂又狂妄！”

　　这番话看着如此新鲜，以至于几天后，全国有好几家报刊开始讨论“专家的反对何以成‘马后炮’”。

　　如果他们以往关注过袁教授，也许就不会这么大喇喇地发表此论了。袁氏“炮轰”城市规划的问题已经10多年了。他写微博称，2010年以后广州的城市发展就是“瞎折腾”，当地海珠区的环岛轻轨项目“没有科学论证，没有客流支持”，写到兴起时，这位广州城市规划院的前总规划师会问：“这种稀里糊涂的决策竟然在广州市如此通行无阻……广州的专业部门难道都被阉割了吗？”

　　“一了解我这人，就发现我没停过‘开炮’是吧？哈哈！”见到记者时，他略带得意地问道。

　　说是教授，袁奇峰身上却没多少书卷气，他不戴眼镜，是个国字脸、褐色脸膛的中年壮汉；与记者第一次聊天的近两个小时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时不时就“哈哈哈哈”地大笑。

　　他对眼下发生的争论多少有些习以为常。还在广州市规划院的时候，袁先生就在《羊城晚报》上开专栏，专门点评广州城市建设。原本的计划是写上100篇。

　　“结果写到24篇就再也没写下去了，哈哈哈哈哈！”这一串笑声，每一个“哈”字都响亮饱满。

　　他写文章抨击广州市中心一处高尔夫球场规划不合理，占用原本应向市民开放的绿地，结果领导找他谈话：“球场是为了改善广州招商引资环境特意提议建造的，你咋能这么说呢？”

　　“城市规划本来就是一个‘挑刺儿’的专业。”袁奇峰解释说，“每一个项目都是要解决未来可能影响生活的一系列空间问题。”城市规划的定义是“人类各种专业知识的集成”，他觉得，这种事儿，得用专业来说话。

　　因为“一根筋地直抒胸臆”，袁奇峰先生告别了自己的专栏，这是1999年的事儿。几年后，他还告别了广州的规划委员会，乃至被逐出这城市的规划界。

　　广州市在2007年要给6000多户“双特困户”兴建一个大型社区。“问题是，为什么要把这么多贫困人口集中，大规模地放在一个小区里？”

　　袁奇峰很清楚这么做的弊端——事实上二战后的西方城市已经有过不止一次类似的尝试，结果大同小异：因为社区被打上了“贫民”的标签，不论其设施如何完善，人们一有出路就会急着离开。最后历经筛选而留下的，是越来越绝望的居民，最终集结成为严重的社区问题。

　　广州的这片社区范围大得可以建不止一所小学，他能想到的是，这儿的孩子长大以后，别人一看档案，就知道：哦，贫民区出来的。

　　国外的类似贫民区后来多被拆除，一些国家已要求房地产项目搭配建造1/10左右的公共住宅，以求穷人与其他社会阶层享用无差别的公共设施与服务。为什么国内却无视这些经验，转而去走别人失败的老路呢？

　　另一件事是广州市政府当初计划花上10亿元人民币，在市中心建15万个停车位。听着也是雄心勃勃的计划，袁规划师觉得忍无可忍：光建停车场，路还是原来的路，就好比“肚子很大，肠子细”，“不还是个死结吗？”

　　对这两个问题的思考，他都在广东省委宣传部主办的“岭南大讲堂”中一股脑儿说了出来。“过瘾！”袁老师回忆时仍觉得畅快，“下面的市民都叫好。”

　　可有时，他也“招骂”。 “广州去番禺有三座桥，有一回，人大代表建议其中一座桥要免费了，记者来问我怎么看，我说，要不三座桥都免费，要不就还是全收费。因为收费除了还贷，还有调节交通流量的功能。只有一座桥免费，那不得交通大拥堵？”

　　这番话发表出去，“祖宗八代都被人骂了一遍”。 要是时光倒转，他说，他还这么说。

　　“岭南大讲堂”讲完后，“领导都快被气坏啦”，广州的规划项目便不再找袁奇峰了，开会也不再邀请他，“广州的规划界就没我这个人了。”

　　好在他已经在中山大学重新开始了自己的学者生涯。研究之外，接点自己喜欢的外地项目做做，养家糊口总还不用担心。

　　袁奇峰甚至可以负担学生的交通费，让他们去外地，深入调研一个城市的情况，以真实存在的规划项目作为专业课的作业。

　　因为开销颇大，合作伙伴一度反对这种做法，但他的主意打定了：我当年在同济大学就是这么被培养的，现在该用这种方式去教下一代。

　　开学第一课，他命学生买把标尺，把宿舍里的桌椅床凳、宿舍外的花坛走道都量一遍，令这些学规划的新人一下对数字有具体的概念；他的学生每学期都要精读一本著作，写下“看着头大”的读书报告，因为规划师在领会数字之外，必须要有人文素养；最后，他还会让学生以自己的家乡为对象写一份规划现状的报告。

　　2010和2013年，他两次被毕业生评为“我心目中的良师”。

　　“他算不上是这行最博学的人，但个性一定是最棱角分明的。”老友杨保军说。生活中，袁奇峰个性随和，大多数事儿都不计较；就是在与人争论的时候，对自己认定的事理，一步都不肯退。于是同行聚会时常见的场面是，袁奇峰一个人就某件事说得滔滔不绝，其他人很少能插得上话。

　　哪怕只和他见过一次面的人，也会对他印象深刻。“他会说，某某某是个傻子，他干的这就是个傻事儿！”其他中年人多少会说得委婉些，袁奇峰不这样。

　　他对这次自己的名字与万庆良联系起来“感到很不满意”：自己的批评，都是就事论事，从来不对着某个人穷追猛打；说事儿，不是为了泄愤，不是光抱怨，总会提出改进的方式，希望能让城市变得更好。

　　让他忍不住要发声的规划，往往是实在“太突破底线了”。

　　尽管被广州的城市规划界屏蔽，老袁也没闲着，现在他有了“微博”这件新式大炮。从前要批评一件事，还得先说上一堆好话，离开规划局以后，他的“开炮”就更直接了。2011年，广州亚运会结束快一年时，他在微博上问：亚运会开幕式主会场不是临时建筑吗？还打不打算拆了？难不成要留一个广州最显著的违章建筑？

　　广东媒体一片哗然，好多人这才第一次知道主会场规划的用途本该是公共绿地。

　　他都数不清自己是第几次被推上风口浪尖了。

　　袁太太这么评价自己的老公：“这样的脾气还能在国内混下去，简直就像在做梦啊！”但袁奇峰很得意：“你看，这就是广州的可爱之处。它有足够的包容性。”

　　一位大学同学曾对袁奇峰说：“你要是在我们这儿，想说这些话，除非你这一辈子都别打麻将、斗地主或者是唱卡拉OK，你得当一个圣人才行。”这位同学在另一个省会城市担任规划局的局长。

　　“广州是我的家啊，我说它是为了让它更好。其他地方我去说它干啥。”袁奇峰说。

　　亚运会开幕式主场馆所在地海心沙，是广州CBD珠江新城的一处小岛。当年袁奇峰在做珠江新城的规划时，把这一片设计成了一处公园。

　　海心沙上的会场最终还是成了永久建筑，并且被用于商业用途。但袁教授并不沮丧。他说：“我主要想把这些问题放到公共平台上去讨论，向大众传达理性、专业的分析，让学术的东西变成一种社会上的常识，最后形成对这城市公共性的捍卫。”

　　他希望自己的努力能留下一个又一个的足以成为后人捍卫城市公共性的案例，譬如“即便是政府，也不能随意侵占绿地公园”；譬如后来，广州再也没有建过大型的针对贫困人口的社区，转而将小型的保障房社区与其他房地产项目“混搭”在一起。袁先生尽管再也没有动笔画出城市的权力，但他知道，以后这城市里，不会再多出一群孩子仅仅因为小学的名字就被区分开来。

　　最近袁奇峰与中山大学的同事组织学术会议，发给嘉宾的礼品，是一本书，书名是《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我们这代人与之前那代人不同，他们被修理得非常非常乖。但是我们1980年代上大学的这一代人，经历过公民意识的觉醒，我们身在其中，有责任推动进步，让这个城市变得更好。”

　　6月，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的毕业大会上，袁奇峰特别对学生们提到一件事情：“在规划院工作时，有领导提点他说，你注重学习，善于思考，很好！但是你知道你说出这个理论，谁会因此受益，谁会因此受损吗？”

　　他的回答是：“我只能从学理、理性和逻辑去衡量，至于动了谁谁谁的奶酪，对不起，这是领导的责任！”

　　在这场人生中难得拿着讲稿发表的演讲中，他希望他的后来者们“尽可能不要陷入利益纠葛……虽然社会是很复杂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保持内心的纯净和简单。虽然我们去到社会上不得不经常要说一些违心的话，不得不办一些违心的事——但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底线。”

　　在讲话的最后，他祝福学生，希望当他们像自己一样老的时候，在饱经沧桑后，仍然能有一颗“乐观、纯净和充满激情”的心。

(原标题：用批评的方式爱一座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