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之馨

　　[ 现在中央采取的办法是尽量把行政命令规定得非常具体，不给地方操作空间。这是个办法，但能适用的领域不多。不过，车改这事儿，刚好可以比较具体化，所以短期还是有前途的 ]

　　这是一名基层公务员关于车改的“实话实说”。

　　7月1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和《中央和国家机关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方案》，徘徊了20年的公车改革大幕终于全面开启。

　　本次改革将取消副部级以下领导干部用车、取消一般公务用车，并明确了补贴标准：中央和国家机关司局级每月补贴1300元、处级800元、科级及以下500元；地方补贴标准不得高于中央的130%，边疆民族地区和其他边远地区标准不得高于中央的150%。

　　“中央决心很大，是动真格了。”广州市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一位公务员王连辉(化名)如此告诉《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而利益相关方——基层公务员本身如何看待车改这件事情？多年车改对公务员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为何车改推进过程如此缓慢？

　　“越改公车越多”

　　第一财经日报：看到这次的车改方案，你觉得中央这次是要动真格了吗？

　　王连辉：从文件的内容看，再结合近期频频不断的打虎措施(基本我认识的公务员，都有熟人被抓，有些单位，这两年每年被查处的领导都在两位数以上)威慑力很大，领导都尽量低调，我认为没有地方敢公然违反中央规定，除非不想混了。

　　至于执行起来难不难，如果觉得中央一打雷，地方就下雨，那就是太不了解中国国情了。中国虽然是中央集权制国家，但层级太多，地方和中央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还是非常严重的。

　　大的政治动作、对地方有利的政策，贯彻通常是比较快的。需要挥刀自宫的动作，地方一般采用一些很“艺术”的方式执行，比如发了很多文、开了很多会、上报了很多信息，但其实啥也没干，一级忽悠一级。

　　现在中央采取的办法是尽量把行政命令规定得非常具体，不给地方操作空间。这是个办法，但能适用的领域不多。不过，车改这事儿，刚好可以比较具体化，所以短期还是有前途的。

　　日报：本次车改自上而下启动，你觉得地方官员会持什么样的态度？

　　王连辉：通常来说，地方官员一开始会采取观望态度。观望什么呢？

　　第一，文件是否严厉。如果文件很严厉，规定了不执行的惩罚措施，那地方会比较认真，如果语气平缓，那么，大家都“懂”的，那就把文件转发下去就不用管了。

　　第二，督导是否到位。如果有相应的督导措施，比如巡视组、检查组之类的，那说明是认真的。当然，督导和检查组的级别高低，也可以看出中央决心的大小，可以作为是否认真执行的参考。执行的具体时间也是看榜样的，虽然规定了最后期限。但这种事情，一般大家都不做第一个，也不做最后一个。要是很多地方都拖着不搞，到期限结果也没惩罚，那拖延的地方就会越来越多。

　　车改和中国的很多政策，比如房价调控一样，几乎变成笑话。不改还好，越改公车越多。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上述所言，中国的行政管理还没有进入科学管理时代，没有建立战略管理模型确保中央命令得到贯彻。

　　另一个是官员队伍是如此庞大，以至于它在客观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中央对国家的治理必须依靠这个队伍。

　　所以，不符合其利益的举措，往往最后都会不了了之。

　　官本位特权思想

　　日报：为何车改推行多年，效果却不明显？

　　王连辉：我认为主要有4个方面的原因：官本位特权思想、官员队伍的膨胀、缺乏监督、缺少利益驱动。其实，中央对于公务用车的规定，以前也是很明确的，虽然没有这次严厉，但条条框框也很多。可是，在实践中，各部门配备公务车不断增加。原来是厅局级正职领导才能享受的专车，后来副职领导也可以享受，再后来非领导也可以享受。

　　在广州市，1997年规定市政府、人大各配公务车3~8辆，可现在市直部门通常配车都在20辆以上，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厅局级领导、非领导的专车，普通公务用车极少。

　　比如广州某市直单位20多辆车中，只有3辆车况最差的车是工作用车，其他都是领导专用车，根本无法保障公务使用。处级、科级干部公干经常需要坐地铁或公交。在领导配车超标时，甚至出现“相对固定的工作用车”这种“中国特色”的名目。

　　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官本位特权思想。到厅级后，不但领导本人，连上级都觉得熬出来不容易，应该享受特权，所以各单位不断打报告申请车辆配给领导，上级也愿意做好事，安抚好下级，所以睁只眼闭只眼，不知不觉配车范围就越来越大了。

　　越往基层，熬到处级、科级的难度不亚于省、市的厅级。所以，到区县街镇，超标配车情况更严重。区县，副处以上就配专车，正处往往还配专职司机。

　　在最需要车辆的基层一线执法系统，超标配备更严重。公安、城管等执法系统，甚至副处级都配备专车和专职司机。

　　在公车配备GPS定位系统以前，正科级领导就可以把单位的执法办案车辆开回家作为私家车使用，情况非常普遍。离谱的是，真正的办案人员工作用车反而得不到保障，逼得没办法，还要战战兢兢向领导“借”车。

　　比如，原来广州某区公安局，一个基层侦查大队(副处级)的内设中队15人左右，配备3部办案用车，分管副大队长(正科级)占有一部车况最好的吉普车，中队长(正科级)占有一部车况次好的吉普车，真正办案的14个人，共用一部已经过了报废期的面包车。

　　经常为了车辆使用而吵架，万不得已才向领导“借”专车。最滑稽的场景是，因为车况太差，在冬天，当侦查员需要守候跟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他们必须凌晨六点多摸黑热车，否则到用的时候根本打不着火，犯罪嫌疑人一加油门就不见了，办案民警哭笑不得。

　　在官本位特权思想指导下，公务用车已经完全背离了设计的初衷，几乎完全变成了领导的“福利”，现有的公务车制度实际上是在降低行政效率。

　　现在，一线执法队伍，敢于把执法办案车辆当私家车用的科级干部越来越少，除了GPS的安装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区伯”(一位广州市民，以长期监督公车私用出名)的出现。如果不在政府机关，你很难想象，在一个上千万人口的大城市，一个区伯的监督，居然可以让如此众多的公车私用者收敛，谈起区伯来咬牙切齿。

　　抛开区伯个人的人品和动机不论，可以看出来，对公车私用的监督，其实不需要投入太多人力，甚至只需要发动群众就可以了。

　　对于官员队伍，没有利益驱动的话，只有高压才能推动他们做事。而公车改革，恰恰是缺少利益驱动的事情。即使在改革中，他们也喜欢寻找符合自己利益的方式。

　　利好中低层官员

　　日报：车改对公务员有什么实际的影响？

　　王连辉：如果按照科级500元，地方补贴的上限增加130%，就是1150元，广州市直机关科员拿到手的工资大概5000元，就是增加了20%，即使按照下限，也增加了10%。

　　在深圳、佛山，车改早已实行，科级大约1600元。我感觉，这个政策很大程度上是个变相加薪的政策。这次改革，其实可以得到官僚集团中最没有话语权的中、低层干部支持。

　　市直单位的厅局级，以及区县单位的县处级，受到的影响貌似最大。不过，我感觉也是暂时的，现在的说法是采用“社会化方式”解决用车，我认为其中包含了租赁、代驾等种种可能性。

　　如果租个奔驰来开，可比现在还爽，还加工资。所以，领导福利是否真的减少，还有待观察。当然，站在领导角度，不改最好，所以他们还是会拖。

　　在司机安置上，虽然看到办法里说“不能把司勤人员简单推向社会”，可是，上文提到，大量的司机其实是超标配备的，所以，是否安置，也未可知。

　　主要受影响的是聘用的人员，这类人员很多是为了满足给领导超标配车而聘请的，和企业的司机性质是一样的，本身就有很强流动性。

　　这些人我认为不应该由政府负责安置，属于可安置，也可不安置，估计会出现各单位差别很大的情况，也是比较有可能出现纠纷的人群。其实中央的文件应该明确不同类型司机的分流方式。

　　不患寡而患不均，在不明确的情况下，很可能出现僧多粥少，跟领导关系好的有安置，关系一般的没安置的情况，怕是会有些不稳定因素。

（原标题：公车改革20年等破茧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