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广州时指示，要让水上居民上岸定居。此后不久，广州的一部分疍民栖居江心小岛二沙岛，他们没想到，30年之后要再度集体迁徙，戴友正是其中一员。

　　当今年8 2岁的戴友再回烟雨路时，当年她家的土地上，矗立着广东美术馆等大型建筑。二沙岛，126公顷的江心小岛，在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下，从渔村、农田华丽转身，变成“富人区”，她经历了怎样的剧变呢？

　　吹沙填土、引进外资，打造出“富人区”，二沙岛，近30年来仍未被超越。如今，尽管珠江新城已经成为广州“金领”聚集的黄金区域，滨江东豪宅逐渐占据江景线，但始终没有一个地方，可以撼动这里作为广州楼市“标杆”的地位。

　　二沙岛，曾诞生过1亿元的天价“豪宅”，在此之前，原住民搬迁催生了一批“万元户”，也出现了最早的“钉子户”。最终，渔村的印记在岛上彻底消失，原住民搬到了珠江对岸，与二沙岛上的人们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时光飞逝，物是人非，如今漫步二沙岛干净的道路上，还有多少人能想起这里曾经是一方方鱼塘和一块块农田？历史毕竟存在过，南都走近二沙岛的原住民和与之相关的人，打捞起她的前世今生无法遗忘的存在。

　　疍民上岛(1954年，周恩来指示要让疍民上岸定居)

　　当时的二沙岛，放眼尽是菜畦鱼塘

　　1954年，周恩来总理视察广州时作出指示，要让水上居民上岸定居。不久后，广州便出台《珠江区水上居民转业安置计划》。其时，全市建成15处渔民新村，二沙头正是其中一处疍民的聚居点。

　　当年的二沙头，亦即如今的二沙岛。疍民聚居的“沙南村”，正是二沙岛南部，其余的岛北、西、东，分别是夏贤、沙地、贤滘、农民新村，总共5条村。岛的中南部是二沙鱼苗场，整体迁至白云区，西端是广东省体育训练基地，至今仍保留。

　　1951年，戴友刚好20岁。那一年，她从南海绕水路到达二沙岛，嫁给一位本地人。

　　当时的二沙岛，放眼尽是菜畦鱼塘。戴友是其中一个生产队的组长，她还记得，当年岛北盛产马蹄、果蔗、糖蔗、莲藕、茨菰等作物，水土肥美堪比西关的泮塘，产品运往东濠涌供应市内需求，部分莲藕和茨菰还运往北方。

　　如今广东美术馆矗立在烟雨路旁，这里曾是戴友的家。今年82岁的她，偶尔还会回到二沙岛，回顾这里昔日恍如桃花源般的生活。“出门就是小溪，晚上捞点河虾小鱼煎蛋，捡柴做饭，孩子们在河里可以玩一天。”那时候，广州的夜空还可以看到满天繁星。六七月的酷暑，村民跳到溪里洗澡，或者躺在溪边的藤椅上，摇着葵扇，不经意就睡到天亮。

　　那时的二沙岛，天一黑就没节目

　　梁启虾当时在广州市郊区水产局工作，被调往二沙岛负责搬迁事宜。鼎盛时的二沙鱼苗场，共有190多亩水面，描绘起昔日的盛况，梁启虾依然激动：“当时在二沙岛中部，方方正正排列着100多个鱼塘，简直是岛中之岛。”

　　二沙岛上，这批从岛外来上班的二沙鱼苗场的国企职工，已与原住民相处融洽。苏甘穗，今年57岁，曾经是鱼苗场的职工。他记得，当时鱼苗场里有不少知青。一到鱼苗场干塘，村民和职工都下塘捉鱼，塘边围满观众，场面比足球赛还热闹。“有时大家会发生冲突，但这样一来二去大家都熟悉了。”

　　岛上的人高兴就聚到一起，捉鱼、捞虾米，或者炒个小菜、喝口烧酒，天南地北地闲话家常。端午节时，龙舟水满，大家就到珠江游泳。

　　“在二沙岛，天一黑就没节目。”苏甘穗觉得，对于原住民，生活、工作都在岛上是挺好的，但对外来的职工来说，岛内外的交通不畅，生活配套严重落后，与一水之隔的对岸反差强烈。“岛上没有商场，也没有电影院，踩单车到东堤那边才有饭吃，有电影看。”岛上的居民过着简单的生活，他们还不知道，未来将要离开家园，而这一日，正离他们越来越近。

　　岛民定迁(1984年·“白天鹅协议”签订)

　　拆迁的序曲，从1984年10月10日签订的“白天鹅协议”开始。

　　当日，由广州市城市建设开发总公司(以下简称“城建总”)、二沙作业区和村民代表，在白天鹅签订《城市建设征用土地协议书》(以下简称“白天鹅协议”)，时任广州市副市长赖竹岩、石安海出席了签字仪式。

　　翌日，广州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则消息《二沙头将建成田园式综合旅游区》，宏观描述了二沙岛未来的图景：据时任广州市副市长赖竹岩介绍，全岛将规划为东部的公园娱乐区、中部的别墅住宅区和西部的体育娱乐区三部分，整个地区以低层建筑为主，结合大片绿化和珠江水景，组成田园式的综合旅游区。

　　戴友记得，当时，村领导低调地组织少部分村民代表，一起到白天鹅宾馆参加会议。此后出席者相继离世，但少部分村民辗转拿到了该协议书的复印件并保存至今。“我们还是后来才知道的。”

　　该协议书上明确了在二沙头(即二沙岛)的征地范围，土地补助费、青苗补偿费、农田水利设施、农业生产设备和工具等补偿标准。其中，在广州市二沙作业区征用耕地数合计为978.89亩，作业区当时在册的实际农业户口为1113人，经过双方商定，每亩的安置补偿费提高为年均亩产值的5倍计算，即每市亩耕地补偿6300元，合计为616.7万元。

　　但“白天鹅协议”上，并没有明确村民的补偿标准。协议书上写道：“有关农民住宅拆迁问题，等市规划部门确定二沙头建设规划后，再另行协商具体办法办理。”

　　拆迁图景(1984年，拆迁催生“万元户”，也出现最早的“钉子户”)

　　600户农民的补偿款，汽车载现金挨家挨户派

　　贤滘村民周丽梅回忆最终的补偿标准：每位有田的成年人，大概能拿到1万元的补偿，老人和16岁以下的孩子，每人只能拿到约5000元补偿。此外，住宅补偿主要按“拆一补一”，套外面积以每平方米约2元来补偿。

　　在银行卡还没出现的年代，二沙岛上约600户农民的补偿款，全部以现金的方式现场派发。姚光当时刚来城建总不久，被分派负责二沙岛的征地拆迁工作。每户农民在协议书上一签名，补偿款马上当面数给农民。

　　姚光记得，补偿款全部用麻包袋装着，用“130汽车”载去岛上，每辆载重大概两三吨。“好几辆蓝色的‘130’排着队运过去，挨家挨户地派(钱)。”

　　他说，当时普通职工月薪大概是三四十块钱，华侨新村的一座房子售价约两三万块。“他们一下子成了万元户呀，但以前的农民没什么理财意识。等他们把钱花完，我们才开始动迁，给后面的工作留下了很多手尾。”

　　1984年，西湖路夜市开市。作为广州当年规模最大的日用工业品灯光夜市，繁荣的地段和港澳的舶来文化，才让西湖路夜市催生出广州最早的一批“万元户”。而远离商贸中心的二沙岛，凭借100多公顷尚未开发的“处女地”，让岛上农民赶上了“万元户”的早班车。

　　“万元户当时还很少，而我们一夜就当上了万元户。”周丽梅说，当时还从来没见过1万元的现钞，最初，对补偿标准还是很满意的。“只是谁都没想到，没过几年，1万块就算不上什么了。”

　　1984年跟农民签订了协议，征收了耕地和农田，随即分派了补偿款之后，但城建总并没有立刻动迁。

　　“拆一补一、屋外每平方米补2元”

　　如今在回迁小区大江苑里，二沙岛村民时常会聚在榕树头，抱怨起当年征地补偿的诸多不如意。戴友说，由于当时村民生活条件不高，岛上大多是平房，屋外的空地也会使用，所以“拆一补一、屋外每平方米补2元”的条件，遭到的反对最多。

　　“如果政府能兑现承诺，让村民在岛上原地安置，村民也不会这么不甘心。”周丽梅说完。话题一开，围坐在榕树头的老友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抱怨。

　　当时签订的“白天鹅协议”，还提到另一个条件：按农民现居住面积，在二沙头范围内按规划复建——— 这让村民作出了让步。

　　戴友走到如今岛东的宏城公园，用手画了个圈，原住民管这里叫“桥东”，正是当时复建集体物业、村民复建房的选址。时隔近30年，这位老人谈起往事，话气仍显得相当激动：“结果呢？这些都没有兑现。”

　　“我们很担心的是，农民会在回迁房附近养鸡，那肯定会拉低二沙岛的格调。”一名参与该项目的知情人士透露，原地安置的承诺最终没有兑现，是因为法国的设计单位认为，在二沙岛上建十多栋高层、不带电梯的回迁房，与二沙岛的高端规划定位格格不入。原地回迁安置的承诺无法兑现，无疑让农民对政府的信任出现了危机；而新选在“河南”建设的回迁房，在入住后出现的质量问题，再次加大了动迁的难度。

　　广州市政府出拆迁公告，很多农民抢搭抢建

　　动迁最早从国企开始，广州市二沙作业区的征地工作十分顺利。但1987年启动农民动迁后，农民家庭的利益纠葛、抢建抢搭等问题集中出现。动迁过程到了最艰难的阶段。

　　1985年11月，城建总与郊区畜牧水产总公司签订二沙鱼苗场征用协议，搬到郊区马务乡乌石岗旗杆围地段(现在白云区)复建。随迁的老职工苏甘穗认为，鱼塘靠近珠江边，几乎逢雨必浸，居住条件并不好，大部分职工愿意迁出。

　　“鱼苗场的搬迁完全是没争议的，国企对国企的交接非常愉快，非常清晰。”梁启虾说。

　　农民动迁工作紧随其后。1987年12月15日，广州市政府发布《与开发建设二沙岛有关拆迁安置问题的通告》。1988年4月，城建总抽调参加二沙岛动迁工作的人员达到32人，5月15日，正式入岛工作。6月1日，城建总正式贴出上述的市政府通告，并开始房屋丈量、产权审定、残值估价等工作。

　　姚光介绍，当时，大部分农民白天要出外干活，所以动迁小组一般在晚上摸黑入户游说，姚光还记得，月色下，女同事在田间走着，狗一吠，大家的神色都很惊慌。

　　姚光记得，当时很多政府部门都全力配合二沙岛动迁，包括街道、居委等。虽然补偿标准一致，但各户情况不同，部分家庭内部有矛盾，其中最复杂的是继承问题，商谈并不容易。加上很多农民的房子都没有产权证，需要重新测算住宅面积，最后剩下约3%-5%的住户，商谈难度特别大。

　　“公司想了很多办法，依法办事，先动员村委干部带头搬迁。很多农民还不断用铁皮等抢搭、抢建，还好我们一开始就拍照取证了。”姚光记得，坚持到最后仍不肯走的家庭，原因有很多，部分出现违章建筑，或者动迁启动后才开始抢建。动迁人员将照片给房管局，再让生产队提供资料协助认定，但村民的态度十分坚持。“他们就说‘不行，这些也要给’，但政府不能给啊，给了你，别的怎么办？当时抢建很多，我们很难做。”

　　回迁房质量问题，入住一年后显现并解决

　　岛上在协商、博弈的同时，广州大桥南，岛民的新家园正飞速兴建。城建总的档案记录了这一历史纪录：“仅16个月便高速度地配套建成交付使用，开创了广州住宅小区建设的先例。”

　　1989年8月17日，《广州日报》报道，二沙岛居民回迁小区大江苑全部落成，开始陆续乔迁，并为村民预留1万平方米的工业厂房用地。小区有18栋8层住宅，共4.5万平方米，包括5204平方米校舍、托幼、商业配套工程。

　　这一年，二沙岛村民开始搬到大江苑，而当时，小区周边的新下渡路、滨江东一带，全是农田。二沙岛原住民周姨记得，最初村民都不愿意搬走，后来到大江苑选房，看过现楼还挺满意，加上选房、搬家费奖励采取“先到先得”，村民开始分批陆续搬离。“毕竟大江苑比二沙岛的平房要舒服。洗脚上田之后，冬天也不用再下塘采藕、挖马蹄。”

　　“村民一开始都挺开心的，但是大江苑除了质量问题，后面就不好办了。”姚光说，当时市政府为了让居民全部迁走，尽快开发二沙岛，所以回迁房的工期很赶。“农民不信任我们了，有的想搬回岛上，那些没搬的就不想出岛。”

　　大江苑的质量问题，大概在入住一年后显现。“批荡脱落、地砖拱起，管道漏水就更不用说了。质监局也不肯验收。”跟其他村民一样，周姨开始后悔。

　　直到1991年5月和8月，城建总两次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大江苑14栋、17栋、18栋的质量问题及修补方案。周姨说，经过这次加固，居民重新装修，之后才没有发现很大的质量问题。

　　去“钉子户”(1990年·二沙岛首宗强拆搬迁案)

　　最后的32户陆续搬迁，搬一户推一户

　　这场在原住民与政府、开发商之间的“拉锯战”，到了1990年最为激烈。法院判决了二沙岛上首宗强拆案，强拆当日的场景，至今仍让目击者记忆犹新。

　　1990年2月16日，针对动迁暴露的问题，时任广州市委常委、市公安局长宋恕忠，副市长石安海等官员组织开会，提出“一个点(大江苑)安置不变、安置政策不变、办事制度不变”。5天后，城建总召开新闻发布会，时任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赖竹岩针对不愿搬迁的“钉子户”，提出5点明确表态：

　　“二沙岛开发建设及安置是市政府根据城市总体规划作出的决策；二沙住户搬迁，政府付出很大代价，拒绝搬迁或向政府提过高要求是很不应该的；政府有权根据总体规划改变原协议内容，不存在开发公司‘违约’问题；希望二沙住户尽快服从政府安排，搬离二沙岛；市政府开发二沙岛决定是正确的，其决定不会随意改变。”

　　3月2日，再次开会专题研究加快二沙岛动迁问题，二沙岛有32户尚未搬迁的居民单位代表参加。如果用现在的说法，他们就叫“钉子户”，但当时全市大规模的征地拆迁项目还寥寥无几，“钉子户”还没流行起来。

　　贤滘村村民戴友是32户之一。她记得，岛上的村路没装路灯，靠着村屋灯火，不足以照亮前路。随着村民陆续搬离，夕阳沉入珠江面，黑夜便逐步蔓延，伸手不见五指。“晚上有人偷东西，又停水停电，后来就坚持不下去了。”

　　1990年4月前后，坚守家园的村民已不多，戴友也无奈地决定搬离。钩机一早就在屋外守候，他们拖着行李，刚走出房子没几步，戴友回头看了一眼，钩机一下就把房子推倒，“搬一户，推一户，完全不留退路”。

　　截至1990年6月，已有581户搬迁户签订了搬迁协议，占总数的96.4%，基本完成全岛的动迁安置工作。剩下不肯搬走的居民，由东山区人民法院审理。

　　动迁人员曾遭村民围攻，法院判决执行强拆

　　姚光尤其记得，负责动迁的工作人员早期进出二沙岛，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但在案件开审期间，偶尔会受到村民围攻。他们曾经坐车出村，突然“砰”的一声，一块石头扔了过来，现在想起来，姚光还会后怕。

　　还有一次，姚光带着法院的工作人员进村，出来时，几十个村民从四面八方聚过来，举起锄头一路追赶、叫骂，姚光从广州大桥一直逃到岛西端的二沙训练场。幸好，那次没有人受伤。“我们在岛上还有一个办公室，村民经常围着那里，还会冲进去砸桌子。”

　　“当时还没流行‘钉子户’的叫法，他们跟现在的‘钉子户’也不太一样。”周丽梅说，当时的农民还不懂得用时间成本来跟开发商、政府讨价还价，他们多数是因为兄弟姐妹太多，补偿的面积不够分，才拼死不搬走。戴友坐在大江苑的榕树下，事隔20多年后再提起此事，在场的村民都低声说“知道”，但不愿意谈起更多。

　　1990年8月7日，在东山区人民法院监督下，二沙岛沙地大街21号、22号房屋业权人，最终将房屋移交给动迁办拆除。该案成为了二沙岛首宗由法院判决强制拆除的搬迁案。

　　强拆当天，姚光在现场目睹了全过程。当天，市法院组织强拆，出动了广州市公安、各区城监，警车从二沙训练场一直排到广州大桥，大通路全部占满。

　　公厕成最后“钉子户”，为赶工期推平后再谈

　　二沙岛上，最后一个“钉子户”竟然是一座公厕。

　　“公房很难拆，业主部门也会提很多补偿条件，我们没办法办到。”姚光记得，1992年前后，连最后一户搬迁户都搬离了二沙岛，却剩下东山区卫生局的一座公厕。城建总答应在岛上重新建一座面积相同的公厕补偿，但因为规划没有确定，所以位置无法确定，对方仍不肯答应。“公厕本来就没有产权，他们会找我要产权，我怎么给你？其实当时大家都穷，没房子住，所以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

　　协商僵持，为了赶工期，动迁小组自行把公厕推平。姚光记得，后来再跟东山区环卫局协商，动迁小组还是开出原来的补偿条件，双方最终达成一致。

　　二沙岛的拆迁，最终以这座公厕被推平的刹那，画上句号。当尘埃落定，姚光回头扫视了整座二沙岛，无需特地登高俯瞰，随意站在岛上的某处，都可以一眼望尽：拆迁完毕的二沙岛上，只剩下荒地、农田，大树没留下多少，除了广东省体育训练基地，其他全部夷为平地。而一江之隔，珠江新城还只是一片果树林。

　　2000年·离开后的岛民

　　离开二沙岛生活何其艰

　　当岛上的村民离开之后，十多年间，二沙岛从过去的农耕小岛，一跃成为广州地价、豪宅楼价的标杆。搬到大江苑后，村民聚会的地方，不再是鱼塘或者溪边，而是大院的榕树下。每日午后，退休老人在树下聊天、打扑克，旁边是噪耳的麻将声。

　　“打麻将的大部分不是村民，玩那个要花钱。”今年56岁的杨姨，每月能拿到500多元的退休金，但她的第一笔退休金，是在53岁才拿到的。像戴友，今年83岁高龄，每月才能拿到700元左右。

　　上世纪80年代，由于办理“农转居”时情况特殊，大江苑的二沙岛原岛民的情况不符合《广州市“农转居”人员基本养老保险办法》规定的条件范围之内。2010年，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海珠区劳动保障局经过多次调研，向市有关部门争取特殊政策，才终于为261名股民办妥参保手续。

　　很多村民去了街道的旅馆、环卫站打工

　　1989年，岛民搬到大江苑后，成立了广州市海珠区大江实业公司。在小区旁边，预留有1万平方米的工业厂房用地。戴友说，有5股股份的村民，近几年每月会有2000多元分红，要是股份少，每月就只有1000多元，很多当年没有田、没有股份的老人，甚至没有一分钱分红。

　　“很多村民文化不高，搬出岛之后不用耕田，但还是做底层的工作。”戴友说，开发商给的1万元补偿金，没几年就开始贬值，孩子还没长大，村民都急着找新的出路。当时，极少数村民入厂，很多村民去了街道的旅馆、环卫站打工。

　　看着家园变成了陌生的豪宅区，村民们都会想到相隔不远的猎德村。戴友记得，两地尚未被开发前，猎德种植果树为主，二沙岛的鱼苗、蔬果已经出口外销。“上世纪80年代，二沙的工分至少要比猎德高两倍。猎德那时很穷，谁会想到现在会大逆转？”

　　当附近的康乐村靠“耕屋”谋生，当猎德村靠改造致富，离开家园的二沙岛原岛民，早就失去了享受土地红利的机会。

　　大江苑外不少原住民做了“走鬼”

　　大江苑所在的滨江东一带，二手房价均价已涨到每平米2万以上，新盘的起步价至少达每平方米3万元。有20多年楼龄的大江苑，均价也涨到每平方米1.5万元左右。但杨姨说，虽然大江苑已经很残破，一家五口挤在58平方米里，相当接近住房困难户的标准，自己还是无法搬离。“卖了，也买不回大一点的房子，除非搬到很偏、很偏的地方。”

　　相比起有分红的村民，没有股份的原住民，处境要再困难一些。大江苑外的夏沙路上，不少二沙岛的原住民，常年在这里当“走鬼”，他们几乎都不是股民。

　　何姨今年60岁，白发和皱纹似乎比同龄人更多一点。她在磨碟沙的农科院附近，找了一片荒地种菜。每天早上7点踩单车出发，施肥、收割，中午12点多回到夏沙路摆摊，风雨不改。“每天多赚10多块也是好的。万一老伴和我有大病，就只能靠这笔钱了。”

　　溯源

　　为何开发二沙岛

　　为华侨建房开发市中心江心岛

　　1987年，城建总编制了《中法联合开发二沙岛经济可行性研究报告》，综合1985年的可研报告，可以窥探二沙岛大开发的部分背景。

　　上世纪80年代，广州处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随着南海油田的开发，带来中国石油部门及外国石油公司在广州等沿海城市设立基地，陆上、水路交通条件的提升，以及毗邻港澳地区，带来对外资、侨资的吸引力，广州的经济发展具备了不少优越的特定条件。因此，广州对城市建设提出“加速”、“超前发展”等要求。

　　然而，当时广州居民的住房供需矛盾仍相当突出。研究报告指出，根据1985年12月的统计，广州全市人均居住面积在2平方米以下的困难户仍有11642户，低于4平方米的拥挤户占总户数19.33%。“作为八大城市之一的广州市，现存的住宅有相当一部分仍为不符合住宅标准和卫生标准的楼宇，及半数的私人楼宇住宅已成为或将成为危楼。”

　　其中，华侨住宅的供求差距也较大。该报告显示，据1983年的统计数据，广州市侨汇建住宅1.18万平方米，引进外资建住宅129万平方米，而广州共有华侨、港澳同胞亲属132.7万人，市区内已达44万人。在20世纪末，若以10%华侨回乡定居、20%华侨为国内亲属购房计算，仅市内就需13.2万户，约1320万平方米，这还不包括市属县。此外，还包括客商在华工作人员、队伍合作项目工作人员等。

　　而当时，广州最新的华侨新村，也是在上世纪50年代的开发，中间没有供应新的华侨住房。为了缓解华侨住房紧张，二沙岛被作为重点项目，纳入“七五”计划。当时广州市政府决定，将二沙岛开发建设成为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高级住宅和科学文化中心区。

　　选择二沙岛是规划部门提出的

　　二沙岛开发期间，施红平担任广州市规划局副局长。他回忆，选择二沙岛是规划部门提出的，当时这是最靠近老城区的江心岛，位置适中，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上世纪30年代，岭南大学(华工、中大前身)社会学系主任伍锐麟，对沙南(即二沙岛)的疍民进行调研后，在报告中写道：“因为沙南在广州市中不算是块值钱的地方，所以地主也不把它看重。假如广州市繁荣中心转近沙南，那么沙南的地价也必增高。”时至上世纪80年代的珠江两岸，“河北”大沙头建满住宅，“河南”亦开始兴旺，江心的二沙岛成为市区边缘的宝地，令伍锐麟的预言成为了现实。

　　“当时主要是市政府自己开发的实力有限，不可能跳到太远。”施红平认为，二沙岛的优势比较集中：位于珠江边，环境很好，适合开发高档别墅区，也可以把公共建筑，包括星海音乐厅、广东华侨博物馆、广东美术馆，规划在岛上；毗邻“河北”的大沙头，位于老城区的边缘，市政建设的负担比在郊区小很多，因为可以依靠老区的资源辐射慢慢扩大；岛上居民、住宅不多，而大沙头已经有密度较高的住宅，所以二沙岛的征地拆迁比较容易推进。

　　AⅡ15-17统筹：南都记者 张艳芬

　　AⅡ15-17采写：南都记者 罗苑尹

　　（原标题：周恩来指示疍民上岛 为华侨住房全体离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