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称，没有先兆的“拟提拔对象”，可能因为一次举报或是轰然落马或是黯然躺枪；而多次被举报的“拟提拔对象”也许更能顺利过坎。这两种相悖的结果，不禁引人反思。既要完善“拟提拔期”核实举报的调查措施，更应警惕“带病提拔”背后的种种成因。

　　文_本刊记者  龚斯宇

　　一些干部任前公示“招来”的举报，正越发频繁地进入公众视野。

　　近日，湖南省工商局暂停了一项干部人事任命。由于其他干部的实名举报，娄底市工商局副局长阳姣莲被暂停任命为正职。与此同时，针对阳姣莲的举报内容也从网帖传递到报端，致使舆论持续发酵。

　　无独有偶，中国农业银行原副行长杨琨落马的导火索，据称亦是与人事任命相关。

　　今年5月，山西大同市原副市长靳瑞林，在被拟提名为市级正职领导候选人后被宣布违纪违法。在此之前，网络上关于靳瑞林滥用职权的举报不断，但偏偏在“往上走”的关键时刻跌了一跤。

　　有专家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升迁路上的“拟提拔期”，往往也是某些问题官员的“危险期”。对问题官员而言，“拟提拔期”是升迁路上的“事故多发期”，也成了他人眼中的“故事多发期”。官场生态在这一时期的投影，往往颇具戏剧性。

　　“身边人”实名举报的威力

　　“对线索不清的匿名信和匿名电话，公示期间不予受理。”这句话通常都会出现在各级干部的任前公示公告上。西部某市纪委信访室主任称，这就表示，除非是证据确凿的、且有人愿意为之负责的“猛料”，其余举报更可能的走向是“酌情处理”。在这段“危险期”内真正对官员产生影响的，正是那些“坐实”的材料。

　　而“证据”提供者，则是那些与被举报官员有利害关系、工作或生活上有来往的人手上。曾有举报人向廉政瞭望记者表示，他们手中握有某官员多年前犯事的材料，但定要等到后者临上任前放出。在他看来，为避免“带病提拔”，“拟提拔期”的实名举报对组织部门和纪检监察机关的意义不言而喻。

　　杨琨在落马前，曾被外界认为是农行董事长、行长的热门人选。2012年4月，正当其被推荐为董事长、行长候选人之际，有人实名举报杨琨涉“蓝色港湾”一案，据中国经济周刊的报道，这一举报就来自内部。

　　娄底市工商局副局长阳姣莲也是被工商局另一名干部举报，后者不仅向组织实名举报公款消费等行为，更有“把声势做大”的趋势。他联系媒体，广发网贴，使得外界也开始关注起这名正处升迁之际的女干部。

　　“既然在任命前欢迎群众举报和提意见，我就再来个实名举报，看到底有没有作用。”该举报人这样对媒体说，并称更多证据“会在合适的时机放出来”。

　　2011年，被舆论称作“云南版王亚丽”的党煦燕事件也是“曝光”于其“拟提拔期”，据媒体报道，举报她的正是党煦燕的下属。举报以网贴的形式指向其个人履历存在造假嫌疑等问题。

　　其中关于“作风问题”的细节也颇为丰富。该材料称，因另一年轻女干部将被提拔，党煦燕曾公然在其上级张兴华的办公室哭闹，自称“陪睡七年”。这些来自“身边人”的细节，或许是“故事”的关注点。

　　有当地官员称，举报没有“扳倒”党煦燕，但却“影响”了她的提拔。在质疑声中，官方决定暂停对党煦燕的任命程序，并着手调查相关内容。从“东窗事发”到官方公布调查结果，不出一月。尽管最终官方认定，关于“履历造假”的举报不实，但党煦燕的任命没了下文。

　　有时举报其实是报复

　　虽然各地对官员在“拟提拔期”的举报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但越发严格的任前考察或将成为趋势。

　　今年年初，中组部发布《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提出“建立倒查机制”等意见。相关评论认为，“倒查”或将迫使组织部门在任命官员时更加谨慎。

　　据媒体报道，有知情人透露，靳瑞林的落马与此种“风向”不无关系。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对个别举报人来说，在大力反腐环境下抓住“拟提拔期”的敏感期，举报者可能出于权力之争，也可能出于报复心理。这也折射出一些地方官场生态的另一面——或是“权力的游戏”，或是“复仇者联盟”。

　　杨琨8年的升迁之途中，在业内人口中常被形容成“为人高调”。实际上，在他落马后，就有知情人士向媒体透露，杨琨这些年来“得罪了不少人”。

　　而一些对任命决定不满而“举报”的人，则让人更多地看清了这个“拟提拔期”的“敏感”。2011年，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委书记胡健勇因为指使他人造谣中伤、干扰换届被调查。当时的知情者曾向媒体表示，胡健勇未能被列为拟提任副厅级干部人选，不满之下，他将矛头对准赣州市委书记史文清，让多人用短信、匿名信等方式“造谣污蔑”。

　　在与胡健勇同一批被通报的官员中，还有新余市林业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何筱勇。因对职务调整不满，何筱勇伙同他人两次发短信“举报”自己在生活作风、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匿名发送给有关领导，并诬告称该短信系他人恶意中伤，最终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廉政瞭望还独家采访到，原河南周口市政法委书记朱家臣因经济问题被实名举报落马。其涉嫌“卖官”，多次安插人员进入政法系统，仅此一项“收益”就超过200万元。不过，在这些“顾客”中，有人因花钱买到闲职而对其不满，“愤而举报”。

　　贪官落马前的“先兆”和“未兆”

　　廉政瞭望搜集多方信息，发现多个在“拟提拔期”被举报后接受调查的，如党煦燕、阳姣莲，在“拟提拔”之前，舆论中没有太多“先兆”，至少没有公开的举报信息。

　　这样的官员，一旦在“拟提拔期”受到举报，往往却更引人注意。这也使得这一时期容易被人利用，一些官员即使没被查出什么问题，但其升迁之路也因此受阻，个人仕途受到一定影响。

　　但也有人称，上述二人不是主战线上的官员，为人关注相对较少。像靳瑞林、季建业这样的地方主官，长期受到民间诟病和举报的，却一度丝毫无恙，照样“升官”。

　　在廉政瞭望今年报道过的原河南安阳副市长郭建华一案中，郭长期被各种负面信息裹身，关于他篡改年龄、学历造假、插手工程建设的帖子在网络上不时出现。甚至还有人拉着横幅，到河南省委大门前下跪“鸣冤”举报。一名安阳市机关干部介绍，郭建华最后落马，肯定和这些举报有关。

　　据媒体报道，靳瑞林在朔州市任职期间，“其子女吃空饷”就为基层百姓诟病。然而靳瑞林带着“恶名”一路升迁，最终止步于当选太原市正职领导候选人之时。

　　眼看着靳瑞林在不长的时间里屡受提拔，举报人向纪委发出质疑。直到有知情者透露，早在今年1月公示开始时，纪检机关就已经开始对靳瑞林的调查。4月，正当举报群众认为诉求得不到满足时，网上有人透露“他去了某个限制一定自由的地方”。1个月后，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了靳瑞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

　　落马后，杨琨被“带病提拔”的过往也浮出水面。多年前，他就曾躲过一遭“危险期举报”。据媒体报道，早在1998年，就曾有内部举报信称，杨琨没有把部门创收的上千万元的手续费入账，但该举报内容未被处理。风波过后，杨琨升迁，成为“农行副行长的后备干部”。

　　相关专家表示，没有先兆的“拟提拔对象”，可能因为一次举报或是轰然落马或是黯然躺枪；而多次被举报的“拟提拔对象”也许能顺利过坎。这两种结果，不禁引人反思，既要完善“拟提拔期”应对举报的措施，更应警惕“带病提拔”背后的种种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