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央纪委委员、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

　　来源：澎湃新闻

　　7月28日，原中央纪委委员、湖南省纪委书记杨敏之因糖尿病并发症在湖南长沙去世，享年81岁。

　　得知杨敏之去世的消息，曾与他有过接触的记者对澎湃新闻感叹“湖南官场又少了一个敢说话的老先生”。熟悉者称，杨敏之胆识过人，晚年更勤于思考、敢于反思。

　　“我们党历来提倡讲真话，到了我这把年纪，再不讲真话，更待何时？……不管结果如何，个人总有一种尽责的慰藉。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杨敏之在其未公开出版的《心灵的慰藉》一书中这样写道。

　　下属怕向他汇报工作

　　杨敏之，1933年4月生于河北省丰润县丰登坞乡杨家庄一富裕家庭。

　　读书时，他在村里参加了抗日组织儿童团，后入唐山省立中学读书。1947年辍学，同年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中国共产党开办的丰润县银行任会计、会计股长。

　　1948年冬选调入冀东区党委南下工作团，不久随军南下。1949年夏天在河南新郑加入中国共产党。11月进入湖南，分配到湘南工作。先后在零陵地区干部学校和零陵地委任会计和总务长。

　　1952年9月至1954年10月，任江华县一区、四区区委副书记、书记和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1954年11月调衡阳，开始了他在衡阳长达31年的工作经历。

　　他先后出任湘南区委党校教研科长、衡阳地区科技办公室副主任、衡阳市委宣传部长、市委常委、秘书长。“文革”中遭冲击，下放到市五七干校劳动。1970年2月，杨敏之任衡阳市第三机械厂革委会主任、市革委会办事组副组长、市工交办副主任、主任。

　　1973年11月后，杨出任中共衡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1983年8月，衡阳地区与衡阳市合并，地改市，杨敏之任衡阳市委副书记、市长。1985年任衡阳市委书记。

　　任职衡阳市司法局的王祥麟是杨敏之在衡阳时期的同事也是河北老乡，他们相识于1962年。

　　王祥麟向澎湃新闻描述，杨敏之“对自己要求严格”，“说话直接，性格开朗”。在他看来，杨敏之为人廉洁、正派，“他对下属的要求也很严格”。

　　王祥麟回忆，写给杨敏之的工作汇报一定要详细、具体，必须搞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有头有尾，不能只是概括性的内容。这一要求远高于当时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若做得不好必然是会“挨批评”的。

　　“文革”开始后，杨敏之被打成“走资派”。令王祥麟记忆深刻的是，红卫兵曾要求杨敏之赤脚拉板车，板车上坐着杨敏之的领导。虽受到不小的冲击，相比其他人，杨敏之仍给人开朗、乐观的印象。

　　杨敏之的好记性也在与红卫兵斗智斗勇时起到了关键作用。红卫兵拿出杨敏之以前的讲话稿，要收集他的“反动言论”。杨敏之则能一一化解，他能说出每句话的来历，或是出自《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抑或是毛泽东的讲话内容。

　　这或许要得益于杨敏之发言稿都是自己动笔写的，即便有秘书代笔，他也要自己定稿。

　　当面批评乔石报告“不怎么样”

　　杨敏之从1988年3月至1998年连续十年担任湖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1994年，其兼任湖南省小城镇建设领导小组组长。他是中共十三大、十四大代表，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十三、十四届中央纪委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六、七届委员。

　　“早在1988年他才当上省纪委书记时，就在中纪委全会讨论时，当着乔石的面批评其在全会上做的报告‘不怎么样’。”湖南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告诉澎湃新闻。乔石时任中央纪委书记。

　　“敢于直言”是众人对杨敏之的一致评价，也被认为是官员身上难得的特质。

　　陆群与杨敏之相识于1996年。在他眼中，杨敏之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睿智的长者，一个敢说真话的高级干部。”

　　陆群回忆，杨敏之在职期间，多次在会议上谈论关于权力的监督制约问题，提出了很多独特见解。

　　晚年，杨敏之笔耕不辍，著有多部回忆录，其写字皆为硬笔书法，且狂草居多，鲜有人能看懂，而陆群则能完全识别，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帮杨敏之录入电脑，随写随录。

　　与杨敏之在中央党校一同学习过的一位同学对澎湃新闻表示，衡阳官场风气不好，相比其他人，杨敏之的正派廉洁实属难得。

　　杨的这位同学曾经也是衡阳官场中的一员，在他看来，杨敏之履新湖南省纪委书记之后，也将这身正派廉洁带进了省委大院。

　　当时，一个普通老百姓给湖南省委领导写了一封针对公款吃喝的举报信，省领导要求纪委采取办法制止公款吃喝问题。

　　就此，杨敏之与公款吃喝展开一场十年较量。

　　杨敏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还清晰地记得那个日子——1991年8月21日，在一场全省地市委书记、专员、州长、市长会议上，杨敏之对与会者说了个故事：“有个单位宴请后剩下的酒菜倒在猪潲缸里，被周围的农民挑去喂猪，结果把猪也给醉倒了。可见浪费到了何种程度。”

　　但这番话似乎并未得到与会者的认同，“从会议的讨论发言可以看出，一些领导并不‘感冒’，有的还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我说得太过分了，而且认为这是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真正赞成我的人并不多。”杨敏之说。

　　但省委省政府决心很大，下发了几十个文件，省领导们每到一地，凡是见到摆有水果等食品的场所一律不进，对超标准接待选择“罢宴”，湖南的吃喝风的确有所收敛。

　　除了公款吃喝，收受“红包”也成为当时官场的一大恶习。

　　杨敏之在写于1995年的《红包现象面面观》一文中直指“红包”已经成为“跑官”、“寻租”的重要手段。

　　11年后，面对媒体，杨敏之坦言，自己也曾是“红包”的接受者，没能跳出“权力消费”的藩篱。

　　湖南省纪委原常委唐东平在给杨敏之内部文集写的序言里提到，杨敏之退职之前，向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写了一封信，对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提了五条具体建议和要求：一是纪检监察实行垂直管理体制；二是如果第一条做不到，纪委书记应兼任同级党委副书记；三是如果第二条仍做不到，纪委书记应列席党委书记办公会；四是监察厅(局)长应担任同级政府党组成员；五是拨款五百万元建立办案奖励基金。

　　“后来省委、省政府采纳了两条半：第一、二条省里做不到(敏之同志本意也是说给中央听的，目的是便于纪委监督同级党委)，第三、四条省委、省政府照单全收，第五条省政府打半折，给省纪委拨款250万元作办案奖励基金。”唐东平写道。

　　杨敏之曾在写给唐东平的一封信中说，“纪检工作很重要，但目前常使人有寂寞之感。”

　　退休后反思制度问题

　　杨敏之的谈吐也给王祥麟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南下干部，杨敏之的高中文化已属高学历的代表。他说起话来，条理清晰，善于用老百姓的语言，又带有哲理。

　　说话直接、实事求是的性格也让杨敏之在进入湖南省纪委后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在退休后，其对反腐与制度的思考也深入。杨敏之更是直言“反腐败实质上就是与旧体制、旧制度的反复较量”、“只有改革，才能遏制腐败”。

　　上述杨敏之中央党校同学对澎湃新闻表示，杨敏之的反腐思路和言论实属超前，与当下的反腐形势不谋而合。

　　2006年，南方周末记者鞠靖发表了《湖南：前省纪委书记力陈反腐之艰》一文，文中描述杨敏之，“胆识过人，在纪委系统具有极高知名度。中央纪委原主要领导做重大决策时经常会固定征求几个地方纪委书记的意见，杨便是其中之一。”

　　鞠靖对澎湃新闻回忆，采访前，曾有多名湖南官员介绍过杨敏之言辞大胆，敢说真话。杨敏之的反思，如对“民主集中制”等的思考，在鞠靖看来，非常尖锐，作为曾经的省纪委书记能做到公开表达这些想法，着实难得。

　　在接受鞠靖的采访中，杨敏之道出了省纪委反腐的难处。他说，办案时会涉及人情关系，特别是涉及领导干部的子女问题、家庭问题，事情会变得非常复杂。杨敏之更是直言，无法监督像郴州市委原书记李大伦这样的人。

　　在谈及李大伦案时，杨敏之提出了“谁能监督一把手？”之问，“李大伦案的教训很深刻，很多腐败案都涉及到到一把手。”

　　杨敏之还说：“我在任的时候，没有人监督我。”

　　在谈及如何监督同级党委的问题时，杨敏之曾表示，“一把手或者一个领导班子真正有问题的话，靠班子自己暴露出来的几乎没有。都是某一个人先被查出来，才使整个问题暴露。腐败无法遏制的一个症结就在于监督缺位。”

　　2年前，杨敏之再一次接受《财经》记者采访，只是，这次的采访地点从省委“六办”三楼的一间办公室挪到了医院的病床前。

　　此次受访中，在谈及薄熙来案时，杨敏之表示，“它是一个孤立事件吗？在我看来，主要还是体制问题。”“反腐败实质上就是与旧体制、旧制度的反复较量。”“只有改革，才能遏制腐败。”

　　5月27日，陆群和鞠靖还去湘雅二医院看望了杨敏之，当时杨敏之看起来精神尚佳。不久之后，杨敏之因糖尿病并发症转至重症监护室，经过一个多月的抢救，仍未能挽回生命。

　　杨敏之在回忆录《铁马冰河——我的南下征程》的结束语中说，“只有一点我是感到安慰的，那就是我尽力了。”“有一天我入土了，‘我尽力了’这四个字就是我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