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抑郁症群体素描

　　在中国，尽管随着张国荣、崔永元、陈坤等明星公开了自己的抑郁症病情，人们开始逐渐熟悉“抑郁症”这三个字，但社会的偏见和歧视仍然严重，患者和患者家属有着强烈的病耻感。从某种意义上说，有相当数量的抑郁症自杀者其实是被“病耻感”杀害的。

　　记者｜黄 祺

　　陈巍的日程表上，有两位媒体的记者在等着采访他，另外，陈巍还要留时间给留学英国的一位大学生，这位大学生正以陈巍和他的抑郁症朋友们为主人公，拍摄一部纪录片，在此之前，陈巍花了两周时间拜访北京各种公益组织和精神疾病医疗机构，想为自己的公益组织争取更多的支持。

　　如果时光倒转十余年，陈巍很难想象自己能像今天这样过上正常的生活，更别说拥有自己热爱的事业，担当起自己的责任。陈巍的名片上有两个身份，“上海郁今香心理健康服务中心(以下简称“郁今香”)总干事”和“抑郁症患者”，准确地说，他是一名躁狂抑郁症患者。郁今香是一个病友互助组织，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抑郁症患者互助公益机构，在这里，病友们通过各种活动实现精神上和生活上的互助，同时也增加与外界交流的机会。

　　郁今香从2011年创办至今，在病友中小有名气。由于公众对抑郁症的了解至今非常有限，偏见和歧视随处存在，病人以及病人家属的病耻感很强。大多数病人不愿意暴露自己的病情，但在郁今香，他们可以不用掩饰自己的困惑和痛苦。

　　如果把崔永元公布自己的抑郁症病情作为抑郁症常识在中国公众中普及的起点，那么时隔十余年后的今天，社会对抑郁症患者的态度并没有乐观的转变，抑郁症患者的生存环境也没有太大的改善。一位患者告诉记者，他宁愿自己是断手断脚的残疾人，这样至少能得到同情，而作为抑郁症患者，他常常遭受歧视和责备，连自己的双亲也无法接纳他。

　　通过郁今香，《新民周刊》得以走近抑郁症患者群体，他们大多是生活在上海的年轻人，一部分因病失业，一部分正在各种工作岗位正常工作。面对记者，他们很积极地袒露心迹，他们愿意让更多人认识抑郁症，而他们更急迫的愿望，是希望公众看到一个不会伤害他人的抑郁者患者形象。

　　命运跌宕

　　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能亲身体会“命运跌宕”的人应该不多了，而70后陈巍不幸是其中之一。

　　20年前高考，陈巍是上海市排名前15的尖子生，大学毕业后，担任过多家500强公司的财务经理。这本该是多么让人艳羡的人生经历，但只有陈巍自己知道，在十余年的职业生涯里，他是一个病人，而且病得很重，以至于换了十多次工作，也失去了自己的家庭。

　　2003年，陈巍第一次抑郁症病情发作，最严重的时候，自杀的念头常常出现在脑海中——等地铁时、站在办公楼窗边时，“还好那个窗推不开”，他说。事业日渐起色，抑郁症却越来越深地纠缠着陈巍，让他无法完成日常的工作。

　　和很多抑郁症患者一样，最初的几年，陈巍带病工作，哪怕频繁地换工作也要坚持。硬扛了很久以后，他最终决定要换一条生活轨迹，这在当初或许是无奈的选择，但却最终成全了全国唯一一家抑郁症患者互助公益机构的诞生。

　　陈巍患的是躁狂抑郁症(双相障碍)，这是一种比单相抑郁症更难治疗，患者更加痛苦的疾病。

　　单相抑郁症的典型症状是丧失快乐、对任何事物都感到悲伤、漠然，最终引起认知失调、行动萎缩和身体上的各种不适。根据接受《新民周刊》采访的患者描述，一些患者严重失眠，一些则睡眠过量，不愿意起床，不愿意面对工作，过去的兴趣突然间消失，比如本来爱吃的人没了胃口，本来爱逛街的人把自己关在家里，本来热爱工作的人突然不敢上班。严重的患者会无理由地过分自责，反复出现自杀的念头。

　　而躁狂抑郁症患者则要经历躁狂和抑郁的双重折磨。躁狂发作时，精力充沛、热情高涨，为自己的想法亢奋不已，言谈和思考的速度异常地快，有自我膨胀感和自负感。但躁狂结束后，患者又会转入抑郁状态，就像从山峰跌入深坑。

　　尽管公众对“躁狂抑郁症”很陌生，但事实上，患病人数并不少。美国的一项研究，跟踪随访了13年前被诊断为抑郁症的200名患者，发现当年被诊断为单相抑郁症的患者中，46%最后被确诊为躁狂抑郁症。

　　陈巍现在对自己的病情非常了解，尽管经过治疗病情已经得到控制，但情绪上的问题还是会出现。陈巍说，每年3-10月，他容易出现躁狂症状，工作上表现得很亢奋，有很多想法，总觉得有用不完的精力；但10月之后，情绪开始逐渐低落，他自称为“秋眠期”。多年下来，他慢慢学会调整和控制自己的状态，在精力旺盛时工作，在情绪低落时尽量休息。抑郁症是一种容易复发的疾病，接受《新民周刊》采访的患者们都提到了“与它共存”一词，患者需要面对它，并接受长期与它共存的状态。

　　对于陈巍来说，成立患者互助机构的想法，最初更多地是出于自己的需要。陈巍阅读了一些来自国外的抑郁症方面的报道，了解到一种叫做“患者互助小组”的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帮助患者得到支持，对抑郁症的康复有好处。陈巍想要加入这样的小组，但查找各种信息却发现，国内还没有这样的机构。

　　陈巍想到自己建立一个小组，但光有想法没有用，找不到病友活动就无法开展。后来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看病，陈巍参加了医院开设的互助小组活动，认识了一些病友。2011年，陈巍组织的患者小组活动终于可以定期举行，郁今香诞生，2014年郁今香在上海市闵行区注册成为民办非企业单位。

　　郁今香的名字通过病友间口耳相传，参加互助小组的人越来越多，除了服务病友，郁今香又开设了“大声说”活动，面向公众普及抑郁症知识和心理健康知识。

　　工作越来越多，陈巍也越来越忙，肩上的责任也越来越大，他又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价值。“国外有一种抑郁症治疗方法就叫做工作疗法，从事公益事业对抑郁症患者的健康有好处，找到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而且能够帮助别人，可以激发那种久违的快乐和满足感。”

　　只会折磨自己

　　谈到抑郁症、谈到精神疾病，很多人的脑中都会出现自己描绘的人物形象——要么衣衫褴褛、神情呆滞，要么疯疯癫癫充满危险。可惜，这些都不是真实的抑郁症患者的形象，大多数抑郁症患者看起来是那么“正常”，他们把痛苦深深地隐藏起来，只伤害自己。

　　记者在7月的一天参加了一次郁今香的“益友会”活动，这是一种患者小组活动，通过患者自愿倾诉和讨论的方式，相互影响和疏解情绪。这一期“益友会”吸引了十多名患者参加，患者严红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这是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孩，五官很清秀，看起来甚至很有些明星范。与其他益友围坐在一起，严红保持着优雅的微笑，认真倾听着，要不是主持人请她说几句，她大概没有打算开口。严红说，自己虽然最近状态比之前好很多，但自卑感还是很强，每次照镜子，都觉得自己很难看，事事不如别人，不停地否定自己，严重的时候就把自己封闭在家里，不愿意见任何人。

　　如果不知道严红是一位抑郁症患者，她的描述很难让人理解——这样的容貌、这样的修养，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是可望不可及的，但严红自己却没有因为拥有这些而得到一丝信心。

　　医学研究表明，抑郁症患者大脑中掌管情绪、意志、欲望情感的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三种神经递质之间，及相关神经元活动不平衡。简单地说，健康人大脑中帮助我们产生愉快、积极性等情绪的物质，抑郁症患者无法得到。

　　国内抑郁症知识的普及有限，抑郁症患者的这些症状，会被周围的人归结为“性格内向”、“意志薄弱”、“懒惰”。“我躺在床上不起来，我家里人骂我是懒鬼。他们不知道我心里多痛苦啊，我也想起来，但就是起不来，很害怕。”安宁对《新民周刊》说。

　　患者安娜告诉记者，她过去开一间小店，病情发作的时候，她没有勇气去打开小店的大门，一想到顾客要进店，要跟顾客说话，她就感到深深的恐惧。类似这些对于健康人来说易如反掌的行为，抑郁症患者都很难完成，这种痛苦只会折磨患者自己，并不会影响别人。

　　马先生出现在《新民周刊》记者面前时，一身标准高级销售人员的装扮，雪白衬衣熨得很平整，皮鞋一尘不染，几年前，他也曾被抑郁症击垮。马先生曾有一份清闲收入不高的工作，有完整的家庭，但抑郁症却不期而至。最严重的时候，见客户这样一项常规工作成为他最害怕的事情。一想到要见客户或者接客户电话，他会紧张得不知所措，觉得眼前的这一天，无论如何也没办法度过。

　　“有时候公司开会，别人看我坐在那里很正常，其实我心里翻江倒海，非常痛苦。”意识到自己的健康出现问题，马先生把情况告诉了妻子，但妻子却完全不能接受马先生的说法，叫他“不要对号入座”。

　　无法工作，马先生只好辞职，辞职以后，病情没有好转，自我评价却越来越低。有一次去面试工作，有着多年销售经验的他，竟然紧张得连写字的手都在发抖。辞职几个月后，马先生终于走进精神科接受治疗，治疗后，病情好转，已经再次就业。

　　“宽容”——接受《新民周刊》采访的患者告诉记者，这是他们最需要的。“我已经很痛苦了，不要再责备我。”

　　但要获得“宽容”却太难。像马先生的太太一样，抑郁症患者的家属往往很难接受家人患抑郁症的现实，或者因为缺少抑郁症常识而无法理解患者。从事信息技术的丁力曾有家庭，患病后，前妻完全不愿意接受丁力患病的现实。“我买了抑郁症的书回家，但她好像不愿意看，也不愿意承认我生病。”丁力远在外地的父母得知他无法正常工作后，也只是用“心病还需心药医”这样的老话劝慰丁力，老人们以为调节一下心情就会改变丁力的病情。

　　一些媒体对抑郁症的报道也让丁力很有意见。“经常有新闻说抑郁症患者把自己孩子杀死再自杀，把这种极端的情况报道出来，而没有说绝大多数患者是不伤害他人的，这对抑郁症患者特别不好。”丁力说，媒体的报道是促成社会偏见和歧视的原因之一。

　　你永远无法体会

　　抑郁症患者病情发作时的痛苦究竟是什么样的？问到这个问题，所有接受《新民周刊》采访的患者都给出相同的答案：“你没得过这个病，你永远不可能体会。”

　　一位患者提到了“身残志坚”这个成语，我们可以想象，躯体的痛苦可以依靠精神的支撑来缓解，但如果精神健康出现问题，最后的支撑坍塌，人就会被拉入无尽的黑暗，难以自拔。

　　“就算把你绑在椅子上绑上半年，你也无法体会我的痛苦。”

　　“就算你把‘生不如死’念上100遍，也不知道我当时的绝望。”

　　采访中，患者们尽力帮助记者解释他们的感受。

　　正是因为健康人无法体会抑郁症患者的痛苦，很多人难以给他们体谅。迪诺龙华手里拿着残疾证，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可以申请残疾证，但即便拿着这个证件，迪诺龙华也没有得到太多的照顾。“我宁愿是断手断脚，还能得到别人的同情。”

　　迪诺龙华是躁狂抑郁症患者，十多年来病情多次复发，让这位曾经的外企经理、“销售冠军”失去了工作能力。“如果你早一个月找我，肯定找不到，我天天在家睡觉，最近才刚刚好一点。”

　　迪诺龙华的症状非常典型，躁狂发作时，“做了好多荒唐事”：上世纪90年代末，有一次躁狂发作，迪诺龙华跑到当时申花足球队的训练营门口，要求加入足球队；见人说英语；给不认识的人小费，一给给一千……躁狂结束后，抑郁立即袭来，每年要经受两三次轮回。

　　父母从小疼爱迪诺龙华，曾经优秀的学习成绩和工作成绩更是让父母对他充满期待，当迪诺龙华病倒，父母却无法接受和理解。迪诺龙华失去工作，还要花钱看病吃药，只能依靠父母的接济，但父母却认为他是在“啃老”。

　　“只能自己帮自己。”迪诺龙华没办法做全职工作，每次病情好转，迪诺龙华就出门打零工，发传单、电话销售，什么都干过。有一次在办公楼里做推销，迪诺龙华碰到了大学同学，大家很尴尬。“大学里他成绩很差，我是第一第二名。”没有人愿意看到自己从蒸蒸日上的人生跌入深渊，但疾病无情，迪诺龙华不得不接受现实。

　　医学一直试图找到抑郁症的病因，这样，也许能为健康人理解抑郁症患者架起桥梁，但遗憾的是，抑郁症病因至今仍然不清。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上海市医学会精神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何燕玲介绍说，一般认为抑郁症的病因由三方面构成。一个是基因上的问题，当然这并不能说抑郁症一定有家族遗传，但的确有家族性的现象。第二是生物原性，科学研究可以发现一些脑部化学物质的变化。第三就是外部环境，比如高考失利有可能诱发，但反过来看，高考失利者中大多数也不会有抑郁现象。事实上，科学对抑郁症病因的了解还很少很少，只能说可能是这三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患者的比例不同。

　　“这就像高血压、糖尿病，我们其实都不能明确病因。我们现在的治疗是对症治疗，只要对症有效就可以了，肿瘤、高血压等疾病都是同样的情况。”何燕玲说。

　　他们被“病耻感”杀害

　　抑郁症就是这样一种奇怪的疾病，历史上很多成绩卓著的人物，都有抑郁症病史。特别是躁狂抑郁症(双相障碍)患者，他们可以因为疾病而精力充沛、思维活跃，也会被疾病折磨得萎靡不振、丧失生活信心。音乐家舒曼、画家梵高、作家海明威……这些人为人类留下伟大的精神遗产，但他们也都是抑郁症的受害者。

　　在中国，张国荣、崔永元、陈坤等明星公开了自己的抑郁症病情，人们开始逐渐熟悉抑郁症这三个字，但社会的偏见和歧视仍然严重，患者和患者家属仍有强烈的病耻感。

　　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主任季建林教授告诉《新民周刊》，国内抑郁症诊断率很低，大概在10%到20%，治疗率更低，不到10%；同时，抑郁症患者如果及时得到治疗，60%至80%的患者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完全缓解的比例是50%；不过，抑郁症的复发率也比较高，一旦诊断、治疗，还需要长期维持治疗。因此，就诊对于抑郁症患者非常重要。

　　事实上，很多患者难以坚持维持治疗，不愿意服药，害怕被戴上抑郁症的帽子。一次益友会上，一位病友称自己更改了用药医嘱，“我觉得不好的时候就吃，状态好的时候就不吃。”病友无极灰告诉记者，类似这样的做法在病友中很常见，但非常危险。“抗抑郁药物由于起效需要一段时间，有时需要调整剂量甚至换药，所以疗程一般较长，要坚持服药，当药物起效后，不能因为感觉症状减轻就擅自停药，应继续服用，直到完成维持、巩固、防复发、撤药全部过程，何时停药应遵医嘱，否则容易复发。”

　　关于病耻感，何燕玲主任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

　　几年前，何燕玲的老同学来找到她，说家里老人患了抑郁症，去医院看过一次病，吃了一段时间药。后来老人再次发病，但老人的老伴不允许病人再看病，说“精神病院这种地方，怎么能去？”老同学实在没有办法，想请何燕玲去他家里给老人看一下病。

　　何燕玲接到电话的第二天要出差，于是与同学约定一周后回上海后就去他家。不料，就在约定时间的前一天早上，同学打来电话说不用去了。后来何燕玲才知道，就在那天凌晨，老人跳楼自杀。“我可以说，这位老人就是被‘病耻感’杀死的，如果社会没有那么多偏见和歧视，老人能得到及时的治疗，结果一定不是这样。”

　　尽管抑郁症被形容为精神的感冒，但与到医院看感冒相比，要患者走进精神病院就诊，显然需要很大的勇气。

　　何燕玲告诉《新民周刊》，患者周围的人如果能对抑郁症有一定的了解，就能够学会用适当的方式对待他们。“就像得感冒一样，病情发作的时候，患者需要休息就应该休息，如果患者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些事情就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如果病人恢复了，医生诊断也认为在临床标准上康复了，那么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患者周边的人也应该遵循这个原则，患者病情发作的时候多包容他、照顾他，康复了就应该像对待所有人一样对待他。你会另眼相看一个感冒康复的人吗？抑郁症也是一样。患者很喜欢我的一个比喻，抑郁症发作的时候就像汽车没了汽油，只要他重新加满汽油，该怎么跑就怎么跑。”

　　一个可以“脱光”的地方

　　这样一个缺少亲人关爱和社会理解的群体，非常期待能够有一个地方可以卸下压力，放松情绪，并且在互助中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这也是郁今香想要做到的。目前郁今香共有注册志愿者150多人，其中包含患者和非患者，活跃的有十多人。除了“益友会”、“大声说”等公开活动，还有志愿者和病友一对一关照的形式，如果某位病友最近状态不好或者病情复发，志愿者会时常打电话或者去看望，这样的关照对于预防抑郁症患者病情恶化和自杀都有好处。

　　一位病友形容，在这里可以“不穿衣服”，因为大家都是“光着的”。

　　郁今香的影响越来越大，但经济上的压力也随之凸显。郁今香目前没有专职员工，所有的活动以“零成本”为原则，办公室是另一家公益机构借的，现在，人家需要收回自用，下一个办公地点却还有没着落。

　　钱，是目前陈巍最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郁今香一直得到“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和“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两家公益机构在经济上和抑郁知识宣传材料上的支持，但有限的援助无法维持太久。为了“找钱”，陈巍绞尽脑汁。

　　郁今香发起名为“十万伙急”的募集活动。陈巍引用了一组数据，中国每年约有30 万人自杀，其中50%以上为抑郁症患者，对抑郁症的防治情势十万火急。郁今香在有公募资格的上海宋庆龄基金会泉公益平台发起一个抑郁防治专项基金，找10 万个爱心伙伴，每人捐助5 元钱，共同筹款50 万用于抑郁防治事业。但最近有关部门找上门来，说这样的活动值得商榷。为此，陈巍紧急找当律师的朋友咨询，以应对领导的约见。

　　迫在眉睫的还有办公场所的问题，陈巍眼下正在四处寻找免费场所，希望有机构可以“施舍”。郁今香成立3年多，已经搬了十多次家。但从长远看，只有花钱租办公室才可以安定下来，要租房，还是要钱。

　　这次，陈巍又想了个募集的办法，取了一个悲壮的名字叫“300壮士”，意思是300人每人每月捐10元，用这3000元去租场地办公。陈巍说，现在已经有人认捐，有的病友自己还在失业状态，让他很感动。

　　作为创始人，陈巍说他现在在郁今香最主要的任务是两个，一个是外联，宣传郁今香，另一个就是到处找钱。

　　让陈巍感到欣慰的是，尽管抑郁症患者的生存环境还不是很好，但与过去相比，关注他们的人毕竟越来越多，社会的理解应该也会越来越好。

　　(本文中出现人物除陈巍外，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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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因抑郁症自杀的官员们

　　据媒体不完全统计，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其中，省部级官员有8人，厅级官员22人，处级官员30人，处级以下官员52人。

　　近年来，官员自杀，并被归因为“抑郁症”的案例非常多。

　　官员患抑郁症，一直以来带有一丝隐秘性，但是连续不断的官员因抑郁而自杀的事件，反向催化了社会公众对这一群体的关注。

　　我国公安部专家、浙江心理学专家赵国秋从2007年开始一直担任浙江省公务员心理援助项目的牵头人。他主导的最新一项抽样调查表明，“公务员心理健康水平不够高，幸福指数不够高，压力比较大，职业倦怠程度比较高”，而这种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

　　在我国，抑郁症的医院就诊率本来就很低，讲究“低调”的官员群体的就诊率更低，在一些人的观念中，公务员患了抑郁症，要是让别人知道了，感觉特别丢人，甚至前途全失。所以在官员群体中，即使同事和家人，也很难知道他们身边有人患上了抑郁症。 “公务员是抑郁症隐藏最深的一大群体。”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许毅说。

　　近几年，赵国秋也一直在总结诱发官员抑郁症的原因。他认为，目前诱发因素很多，但压力是其中最根本的因素，包括对现状不满、工作压力大、遭遇或目睹不公平、个人升迁受挫、家庭压力、感情纠葛等。“贪污、受贿，担心被纪委查处，也是官员的一大压力源。”

　　而许毅认为，升迁前后，是官员抑郁症高发的一个重要节点。

　　“认知结构、思考问题的方式要调整，个人目标要合理设定，处理好人际关系，学会管理自己的时间和压力，扩大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同时要适应社会，接受不能改变的事实是官员预防抑郁症的重要措施。”赵国秋总结。

　　“官员，是一个比较特殊、敏感的群体。官员在以身作则的同时，社会应该正确地来看待这个群体，不要对他们抱以偏见，先入为主。”许毅说。

　　躁郁16年

　　【编者按】几年前，抑郁症患者迪诺龙华在病友聚集的论坛上看到下面这篇文章，于是收藏下来。这是一篇真实描述抑郁症症状的文章，我们可以借此尽可能地理解病人的痛苦，然后给他们更多的理解与体谅。

　　迪诺龙华试图帮助本刊寻找文章的作者，却无功而返，如果作者看到，请与本刊联系。

　　目

　　前我正经受着所谓重度抑郁症的困扰，这种暗无天日的精神地狱令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每天的生活其实根本不能称之为生活：吃饭，睡觉，然后就呆呆地在小屋里发愣。对外界的任何接触都极其排斥，或一个人走路，或骑着单车，在街头游荡，看见熟人就赶快避开，不止一次地跑到市里最高的建筑底下——想结束自己这种人不人鬼不鬼的生活，但想到我7岁的乖巧漂亮的女儿，我白发的母亲，我就又泪如雨下，我连死的权利都没有，但活着又全是无边的折磨和痛苦。

　　病魔向我袭来

　　今年已经34岁的我，17岁考入上海的一所重点大学，在大学时期我就得上躁郁症，16年来躁狂和抑郁反复交替发作。我的很多同学如今要么是单位的技术业务骨干，要么下海经商事业有成，要么出国留学目前在海外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都处于蒸蒸日上的人生阶段，而我，却成年累月地在躁相和郁相之间反复摆动。在躁狂过程中将辛苦赚来的钱以及家里的资助挥霍一空，在抑郁状态下长达半年甚至一年没有工作，每天就是呆呆地数时间。我现在很理解一些病友最终选择的极端道路，躁郁症如我，实际上死了要比活着对社会对家庭更有利。选择死亡并不能说明脆弱，这些年我就在反复问自己这个问题：活着，还是死亡？

　　18岁那一年，我上大二。作为一个男人，我感到身上有不少令我羞于言表或者说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比如说，多愁善感，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寝室里，想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我又是学校卡拉OK厅的常客甚至主角，组织文艺节目，参加乐队的演出，等于说一个非常内向的自己同时又是非常地外向，可能这种所谓的环型性格是我罹患双相情感障碍的根源吧。当时我并不知道躁郁症这个可怕的病魔已经向我袭来——经常有好几个月甚至一个学期，情绪低落，甚至躲在角落里哭泣，而又有一段时间天天喜笑颜开，无论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同学都和他们相处得很融洽，什么时候只要同学们聚会，搞活动，我都是中心人物，激情洋溢，幽默风趣，唱歌，弹吉他，写诗歌。有时候甚至不分昼夜地写文章，并对好朋友们宣称：自己在20岁前要出一部挑战牛顿的物理学专著。女朋友说我疯了，在做千秋大梦，我非常不满，打她骂她，并打电话给父母一定要他们说明白我是不是神童云云。现在来看那是我第一次躁狂发作，然后就没有任何征兆地转入抑郁状态，天天阴沉着脸，每天说话不超过10句，逃课，逃女朋友，在操场转来转去，偶而遇到同班同学问我在干什么，我非常慌张地说在找东西。一点都不错，我是在找东西，那是我的灵魂。

　　躁郁症被诱发

　　大学毕业后我分回到原籍，在单位上班的三年中，我一直处于相对轻微的抑郁状态，当然，当时我自己包括家人并没有意识到我已经得了某种精神疾病，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往这方面去想，更谈不上什么治疗了。在经历了失恋、工作不顺心也就是不适应社会和工作环境以及家庭的一些变故后，我一反常态地突然高调宣布自己要辞职下海，父母的苦口婆心我置若罔闻，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信念和力量，坚信自己拥有某种神秘的力量，能够为社会创造巨大的价值也能为家庭和个人创造巨大的财富，老父亲反复和我谈话，并追问我辞去公职、辞去寒窗苦读十几年才捧上的铁饭碗究竟要去干什么。我说——我去做期货。

　　进入期货经纪公司后，我彻底进入万劫不复的躁郁剧烈发作阶段，也是这些年所有悲剧的根源。躁郁症患者本身的性格、心理以及病情根本就不适合做期货、股票这种大起大落的金融投机活动，但我那时根本不认为自己有病。家人们虽然对偏激固执的状态有所察觉，但也不认为有病——是啊，精神病是什么概念？大街上那些满身污垢、衣不蔽体的疯子——谁能把我和他们联系在一起呢？在期货公司的头半年收入颇丰，既不躁狂也不抑郁，但好景不长，1994年那突如其来的大熊市将我的客户账户上的保证金全部打爆，并引发客户对我个人以及公司的诉讼，在公司明确与我划清界限后，我的躁郁症被诱发了。

　　整整9个月时间，把自己锁在家里，站在窗前，一站一上午，甚至一整天；或者一个人躺在公园的草坪上；要么就跑到电影院，一呆一天。每天不发一言，没有食欲，没有性欲，不与外人接触，新认识的女友也不愿意见面。更不能参加集体活动。终于有一天我鼓起勇气对妈妈说：我觉得自己得精神病了！在精神病院，大夫很快就断定我的抑郁症，于是就接受门诊治疗，但大夫并没有诊断出我是双相患者，在抑郁症状消退后，我迅速转向躁狂。

　　接着，我从家里拿了些钱，远走西安。身上那种神秘的力量又重现了。终日忙忙碌碌，认为自己肩负着重大的使命，坚信自己在微服私访，出入大酒店，天天打的，没钱也是这样，在街头和司机打架……回家以后，包了一辆出租车，带着一群狐朋狗友，宣称要办集团公司……最后竟然发展到和父亲打架，认为他耽误了我发财致富，所有真正关心我的亲朋好友都痛哭流涕，因为我一直是我家的骄傲，被看作最听话、最懂事、最能干的人，也被父母认为是家庭的支柱和后半生的希望。

　　而现在一切全毁了。   

　　这是个巨大的错误

　　结婚后，经过住院治疗我的病情稳定了，妻子对我很好，也让我恢复了生活的信心。我开始认真审视这些年来的人生道路，觉得自己一直处于病发状态，正常状态即所谓间歇期都非常短暂。于是自己接受这个现实——躁郁症。除了按时吃药，就是多看书、上网，自己给自己打气、减压。重新结交朋友，找了份新工作，女儿的出生也给我增添了很多欢乐，我自学了广告策划，并担任一家广告公司的副总经理，生活好像对我露出了笑脸。

　　在相对稳定了几年后，我不再吃药，这是个巨大的错误，在没有任何征兆没有任何诱发因素的情况下，我的躁狂症状又出现了。每天很兴奋，话特别多，并自诩为语言大师，以及超一流的营销大师，我个人的业务量是公司全体业务量的好几倍，每天口若悬河，而且极其幽默，说的话能把所有人逗得哈哈大笑，也不脱离现实。但在兴奋了大半年后，又转入抑郁，天天在家里睡觉，手机每天都关掉，与前一阵子一个月电话费五六百元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原来一天洗两次澡，现在胡子拉碴不愿剃，工作显然无法继续了，这又开始吃药，直到今年年初，抑郁消退。然后，我那10年前的集团公司梦又醒了，开始不分昼夜地策划、找人谈话、四处请客送礼、出入高档娱乐场所、买毫无实用价值的办公设备，直至打骂我的爱人，并最终又住进了精神病院。可悲的是在医院里我仍然兴奋不已，并认为自己是来疗养的，并登记了所有精神病人的联系方式，以将来带领这帮精神病人出去干一番事业……

　　然后就是出院，回家，抑郁到现在……

　　16年，人生最宝贵最灿烂的青春岁月，现在我一无所有，一事无成，时代在日新月异，我好像一直在原地打转。如果我活着是给别人带来痛苦，如果我活着不能创造价值而是在破坏和毁灭，那么活着还有什么意义？我找不到生命的意义。我不敢想未来，也不愿面对现实，对过去又无限追悔。人生如斯，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抑郁症：全球第四大疾患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到2020年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疾病。保守估计，全世界共有3.5亿名抑郁症患者。抑郁症在全世界的发病率约为11%，严重的患者中有15%会选择自杀来结束生命，2/3的患者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每年因抑郁症自杀死亡的人数估计高达100万。

　　实习生｜葛 妍 记者｜应 琛

　　亚

　　里士多德，跳海身亡；梵高，开枪自杀；希特勒，服毒自尽；川端康成，含煤气管过世……他们活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年代，却饱受同一种病的折磨——抑郁症。

　　有一部日本电影曾这样描述抑郁症：它是一场心灵的感冒，而每个人都有可能患上感冒。我们无从得知，每天擦肩而过的陌生人里，有多少正遭受着心灵的折磨，甚至正谋划着一场残忍的自杀。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抑郁症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疾患。到2020年可能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疾病。保守估计，全世界共有3.5亿名抑郁症患者。抑郁症在全世界的发病率约为11%，严重的患者中有15%会选择自杀来结束生命，2/3的患者曾有过自杀的念头，每年因抑郁症自杀死亡的人数估计高达100万。

　　对于患上抑郁症的人来说，他们的灵魂已经被卖给了撒旦，不受自己的控制，如同行尸走肉一般，那种永远握不紧拳头的慌乱感最终将他们推进黑暗的坟墓。

　　恐怖的现状

　　奥地利著名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哀悼与忧郁症》中讲到：忧郁症最突出的特征是非常痛苦的沮丧，对外在世界不感兴趣，丧失爱的能力，抑制一切活动，并且自我评价降低，以至于通过自我批评、自我谴责来加以表达，这种情况发展到极致时甚至会虚妄地期待受到惩罚。通俗来讲，期待受到惩罚的终极体验就是死亡。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自杀率统计中，亚洲地区自杀率最高的是韩国。

　　2012年韩国自杀总人数达到14160人，占死亡人数的28.1%，比2002年上升了10.2%。韩国2010年的一份社会调查显示，每10名韩国中学生中就有6名患有抑郁症或是曾有过自杀的念头。女学生患抑郁症的比例(44.3%)比男学生(34%)高。首尔地区学生患抑郁症的比例最高，达到40.5%。

　　韩国艺人接二连三的自杀消息更是让人印象深刻。从2005年起，9年间已有30多位韩国艺人自杀身亡，其中不乏像崔真实这样的韩剧天后。就在自杀前的几小时，崔真实还面带微笑地拍摄了一组平面广告，丝毫看不出抑郁症的阴霾，但几个小时之后，曾经的如花笑靥已枯萎冰冷。崔真实自杀后不久，其弟弟也因抑郁症而走向了死亡，令世人唏嘘不已。

　　韩国艺人朴真熙曾经将娱乐明星的抑郁症话题作为自己的大学毕业论文。在对260名艺人进行了调查后发现，40%的演员患有忧郁症，并且曾有过自杀的念头。

　　与此同时，英国成了欧洲抑郁症发病率最高的国家。

　　2012年，欧洲抑郁症协会发起了一项调查，共有来自英国、德国、意大利、丹麦、土耳其、西班牙和法国共7000名成年在职者接受了调查。结果显示，平均每10人中就有2人患有抑郁症。英国登上榜首，抑郁症比率高达26%；意大利最低，为12%。抑郁症每年给英国经济造成86亿英镑的损失，其中包括抑郁症导致的旷工损失、治疗费用、失业救济额外支出等。

　　那个将欢笑带给全世界的英国喜剧演员憨豆先生，居然也曾深受抑郁症的煎熬。舞台上他挤眉弄眼，憨傻搞笑，但现实生活中，憨豆先生却阴沉严肃，压力重重。作为挑剔的完美主义者，憨豆先生无法忍受媒体对其作品的挖苦讽刺，对于观众的反映忧心忡忡，最终导致其陷入抑郁的阴云中。

　　抑郁的病毒源

　　抑郁症像是夏天的乌云，不知不觉间就占领了整片天空，然后越堆越厚，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而抑郁症患者常常在最初无法预计心中的那片乌云将会带来一场怎样可怕的风暴。当负面情绪侵入血管，慢慢霸占了整个身体时，患者便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为什么有人会患上这一场心灵的感冒？

　　曾有记者追踪调查了一些患有抑郁症的日本女孩，她们的心灵就像她们的身体一样，伤痕累累，无法愈合。因为无法忍受精神的扭曲和抽搐，她们选择用刀片划开光洁的肌肤，看着鲜血从身体里溢出，这样才能得到些许活着的感觉。

　　旧伤口的血痂还未愈合，新伤口的鲜血就已溢出，一条又一条的伤痕，像是扭扭曲曲的蚯蚓，附着在少女们的身体上，诉说着不堪的过往。

　　这些女孩中，有很大一部分童年曾遭受过性侵犯，还有一些在童年饱受家庭暴力的折磨。那些疼痛深深地扎进她们的记忆中，每日每夜纠缠着她们的脆弱的神经，叫嚣着碾碎了正常的思维，将抑郁的炸弹埋进她们的身体，疼痛开始膨胀，然后爆发。有些记忆是无法简单擦去的，灰暗的过去决定了黑暗的未来。

　　除了个人经历之外，社会环境也是造成抑郁的重要原因之一。生活节奏过快，工作压力过大等都是抑郁症的诱导因素。

　　由于职场抑郁症患者的激增，日本情绪障碍症协会(Japan Society of Mood Disorders)已把抑郁症称作“全国性疾病”。一些提供抑郁症治疗和交流的非营利组织在日本也逐渐增多，skincare MD skincare A Japan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参加聚会的抑郁症患者们交流着职场中的各种压力，排遣郁闷。在交流中他们发现，上司通常不会对抑郁症患者怀有关心和理解。

　　“我的上司对我说，‘你并不抑郁。’”一位患者说道。还有一位患者的上司竟然对下属说：“我这么关心你，你却辜负了我。”

　　2011年，日本上映了一部名为《丈夫得了抑郁症》的电影，电影中的男主角是一位一丝不苟的公司职员，患上抑郁症后，他考虑再三决定辞掉工作。第一次递交辞职信时，他的上司以非手写信为由拒绝了请求，第二次以需要工作交接为由要求男主继续工作一段时间。整个过程中这位上司丝毫没有表示出对男主病情的关心，而男主只好硬着头皮继续忍受工作中的各方压力。

　　在德国，职场抑郁症也相当普遍。同事之间关系紧张，尔虞我诈，加重了工作人员的心理压力。此外，高强度的工作以及害怕失业的焦虑心情也让很多德国人喘不过气。

　　据德国社会学家研究，10%的自杀事件是由于工作岗位上的心理恐怖现象造成的，因“心理病”而提早退休的人数陡然上升。工作压力带来的焦虑就算是体育行业也不例外。

　　2009年，德国足坛曾经发生一幕令人震惊的事情，德国前国门恩克卧轨自杀。而就在今年，一位名叫安德列斯·比尔曼的球员也自杀身亡。比尔曼曾承认自己三次尝试自杀，并在2011年写了一本自传书《红牌抑郁症》，还被邀请去电视台讲述自己的病情，以及他正在接受的治疗。比尔曼一度有希望战胜抑郁症，他敢在世人面前讲诉自己的病情，尤其在足球领域谈论抑郁症，只可惜这一次他失败了。

　　德国媒体评论说，抑郁症与同性恋一样，是德国足球的两大问题。

　　漫漫治疗之路

　　尽管抑郁症患者短期内很难痊愈，但如果坚持治疗，抑郁症患者的天空也可以回归蔚蓝。治疗抑郁症，需要时间和耐心，以及更多的理解。

　　法国的一些企业不惜重金来消除职员的压力感，预防抑郁症的出现。每天中午12点或者傍晚，工程师和秘书手提运动包走出办公室做“健身操”：通过身体的放松达到精神的放松。企业医生还会进行严格的监督，每天为每个职员写一份小结。

　　一些企业还设立了休息室，放置着舒适的躺椅和床垫，以便疲劳的职员休息调整。室内装潢费尽心思，优雅的摆饰配以柔和的光线，舒缓焦躁的心情。如果是音乐爱好者，还可以享受听觉盛宴。

　　在美国，抑郁症的治疗更加全面完善，是一套更安全的提升自信感的舒适疗法。首先，病人可以在网上进行心理测试，通过大约100道题目的自我检测，内容涉及个人情绪，自我价值评估，自信心，社会关系等方面的问题，在有了大致的了解之后，患者可以进一步地接受心理咨询。美国的心理咨询非常便捷，电话黄页上就有很多项服务，比如“心理健康”、“自杀预防”等等，热线电话可以帮助患者快速找准治疗方法。而美国的教堂，也是提供心理咨询的好去处。在美国，看心理医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专业的意见和相应的药物治疗可以更科学地帮助抑郁症患者走出阴影。

　　与其他国家治疗方式不同的是，英国的精神病医师几年前开始尝试一种预防与治疗抑郁症的新方法。医生不再给患者新型药物，取而代之的是几个书名。患者拿着书单到当地图书馆里“抓药”。精神病医师根据患者的不同病情，从35本书中为他们开具处方。而这些书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助患者认识心理疾病，了解这些病如何影响他们的思想与行为；第二类帮助患者自主排遣书籍，通过书中的科学方法来消除抑郁，例如鼓励患者学会写日记，将每天或喜或忧的感受都记录下来，在与日记本对话的同时舒缓了紧张的情绪。

　　抑郁症不仅仅发生在成年人的世界，对于原本天真无邪的孩子来说，抑郁症也是一场可怕的梦魇。因此，对于青少年抑郁症防范和教育非常重要。

　　日本曾调查过东京公立中学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在接受调查的163所学校中，有近一半以上受访学生承认自己在过去3年中有过自杀倾向。为了呵护青少年的心灵健康，日本在2009年就推出了一套防治中学生抑郁症的视频教材。通过观看视频，很多中学生意识到了抑郁症的普遍性，开始重视个人心灵疏导。“原以为性格阴暗的人才会得忧郁症，这次才知道谁都可能会得这种病，不能觉得事不关己了。”一位学生说道。

　　心理学家弗里德里希·费拉赫博士曾指出：“每一片刻都有将近800万美国人迫切需要专家帮助他们解除抑郁之苦，但不幸的是这些人中有一大半尚未意识到自己患上了抑郁症，原因在于他们常把抑郁混同于普通的心情不快。”

　　一场心灵的感冒如果不加以治疗，有可能会演变成吞噬生命的病毒。

　　别让“精神感冒”变成“精神癌症”

　　有人把抑郁症形容为“精神的感冒”，这个比喻很形象地告诉大家，抑郁症可以治疗，能够控制。但同时它也另有一个比喻，抑郁症如果得不到及时和正规的治疗，也可能变成“精神的癌症”。

　　记者｜黄 祺

　　医

　　学已经证实抑郁症是一种精神疾病，它不是“懒惰”、“性格内向”、“不够坚强”，它和高血压、糖尿病、肿瘤等疾病一样，是一种至今没有明确病因，但可以控制的疾病。

　　有人把抑郁症形容为“精神的感冒”，这个比喻很形象地告诉大家，抑郁症可以治疗，能够控制。但同时它也另有一个比喻，抑郁症如果得不到及时和正规的治疗，也可能变成“精神的癌症”。后一个比喻说明，正规的诊断和治疗对于抑郁症患者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规范治疗，轻度或者偶发的抑郁症，很可能变成频繁发作的慢性疾病，直到给患者带来残疾。

　　但正规的诊断和治疗谈何容易，目前国内公众对抑郁症的了解非常有限，“我觉得大家对抑郁症的了解比艾滋病少得多。”一位患者对《新民周刊》说。不仅是普通公众，精神科之外的其他专科医生，很多也并不了解抑郁症。正因为这样的现实状况，很多人不会警惕自己的抑郁症症状，再加上“病耻感”，预防的开展和就诊的情况很不乐观。

　　很多人认为，抑郁症是那些“特殊的人”才会患上的精神疾病，但事实是，抑郁症的患病率是3%-5%——100人中有3-5人是患者或曾经患病。也就是说，如果你在工作圈、生活圈一共熟识100个人，那么你的身边一定有几位是抑郁症患者或者曾经遭受过抑郁症困扰。

　　一边是高患病率，一边是公众对抑郁症的陌生和偏见，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中，我们有必要更多地了解和认识这一种“身边的疾病”。为此，《新民周刊》专访两位资深的精神疾病专家。一位是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上海市医学会精神医学专委会主任委员何燕玲；另一位是上海中山医院心理医学科主任、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精神卫生学系主任季建林教授。他们会用数据和故事，为我们还原抑郁症的真实面目。

　　人群分布差异大

　　《新民周刊》：最近常看到官员自杀的新闻，其中很多自杀原因被认为是抑郁症。抑郁症在不同人群中的分布有所不同吗？

　　何燕玲：抑郁症在人群中的分布的确有一些差异，中老年患者比年轻人多，女性比男性多，有慢性躯体疾病的人比健康人更容易患病。

　　最后一个结论是我和我的团队在2008年一项研究后得出的。我们对北京、上海、成都、长沙等数个城市的15家三甲综合性医院开展调查，把心血管科、消化科、神经科和妇科等科室门诊作为研究点。我们对在这些科室就诊的8000多名患者进行专业的量表测试和诊断筛查，研究得到的结果是，这些患者中存在抑郁障碍或焦虑障碍的患者占16.5%。这个数据比普通人群的患病率要高2-3倍。

　　这个研究是国内首次如此跨地域跨科室的大样本研究，最后得到的结论提醒我们，在慢性躯体疾病患者中间，抑郁症的患病率很高，但这些病人自己没有意识到。如果专科医生不具备相关知识，就很容易忽略这些病人在精神上的隐患，有可能导致精神疾病的加重。

　　我们还发现，神经科患者中精神障碍筛出率最高。抑郁症症状很多会从躯体不适反映出来，比如头昏、头痛，这些患者很可能到了神经科而没有到精神专科寻求治疗。

　　《新民周刊》：为什么女性比男性多？

　　季建林：女性在情绪上更容易有波动，一些女性在生理期时，由于内分泌的变化，影响情绪稳定，容易出现情绪问题。

　　《新民周刊》：这些年我们的感觉是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是这样吗？

　　何燕玲：如果是与早年的数据相比，国内抑郁症患病率是更高了，但主要的原因是过去的检测标准有问题。早年的调查只把非常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当做抑郁症，比如已经有自杀倾向甚至实施过自杀，其实这样的患者只是抑郁症患者中的一部分。

　　过去很多患者被诊断为“神经衰弱”，当时我们医生的诊断水平有限，病人也更容易接受“神经衰弱”这个词，认为神经衰弱不是精神疾病。一位美国医生曾经在中国开展过研究，他发现被诊断为神经衰弱的患者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抑郁症患者。

　　当然，抑郁症患者有可能越来越多，这是很多因素造成的。

　　《新民周刊》：具体有哪些因素？

　　何燕玲：抑郁症患者在中老年人群中患病率比较高，我们国家正在进入老龄化，人的寿命越来越长，患病率也会随之提高，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随着人们在物质方面的需求得到满足，越来越关注精神方面的健康，国内公众对抑郁症的认识逐渐增加，去专科接受诊断的患者越来越多。

　　还有一个原因是大家都想到的，我们面对的社会压力越来越大，这样的外部环境有可能增加发生抑郁症的风险。另外，与前面提到的研究相关的是，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很多过去生存时间很短的疾病可以得到控制，变成了慢性病，比如肿瘤、脑中风等等，这些慢性病患者带病生活的时间长，容易患上抑郁症。我们的一个调查显示，接受筛查的脑中风患者中，有一半左右有过抑郁症状，糖尿病患者患抑郁症的风险，比健康人高2倍。

　　季建林：从世界卫生组织的倡导，到中国卫生主管部门的行动，都越来越重视精神健康。去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里就明确要求临床医生要具备识别心理障碍的能力。世界卫生组织上世纪对健康的定义，明确了健康不仅是身体的健康，还包括心理的健康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

　　绝大多数患者未就诊

　　《新民周刊》：及时就诊和正规的治疗，对于控制抑郁症是非常有效的，对吗？

　　季建林：对，这是肯定的。虽然我们现在对于抑郁症的病因还没有太多了解，但对症的药物治疗的效果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国内对抑郁症的诊断正确率不到20%，治疗率不到10%。

　　何燕玲：如果从经济压力的角度讲，及时专科就诊也可以避免金钱上的浪费。因为抑郁症的很多症状表现在躯体上，比如睡眠不好，失眠或者睡眠过多，头痛、悲痛、疲劳感。病人往往看很多科，实在找不到原因就怀疑是肿瘤，接受各种检查，花了好多冤枉钱。

　　《新民周刊》：医务人员对抑郁症知识的掌握也非常重要。

　　季建林：抑郁症是一种精神疾患，但很多患者一开始出现的症状是表现在躯体上的，不会想到去看精神科，所以其他专科医生很有必要对精神疾病有初步的认识。

　　何燕玲：对医生的相关培训非常重要，上海在这方面做得不错，我们会对综合性医院医生进行培训，让他们在接诊病人的时候，对病人的精神情况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国外有相关的标准，比如如果一个患者反复看病，他有5个以上的主诉，就是说他说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很多地方都不舒服。同时这些主诉通过检查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释，那么有80%以上的可能性是与精神科疾病有关。

　　上面说的这种情况，在中国的基层医院里非常多见。我在培训基层医生的时候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让人‘头大’的病人，他们经常来看病，说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但检查下来又没有发现他有器质性的病变？”几乎所有的基层医生都说，他们遇到不少这类病人。

　　《新民周刊》：我们都说抑郁症知识亟待普及，为什么这样说？

　　何燕玲：给你讲一个故事。

　　我接诊过一个十多岁的女孩，她的妈妈带她来看病，说她脾气暴躁、逆反，不肯上学，天天在家闹。我说，女孩子的情绪问题，可能和家庭环境有关。就诊过程可能给这位妈妈一些启示，不久后，她带着丈夫再来就诊，她怀疑丈夫也有情绪问题。

　　经过诊断，这位丈夫是最典型的抑郁症患者，病情已经到很严重的程度。这位丈夫是一家大公司的CEO，但他很多次想要辞职，因为他已经无法完成自己的工作，但他不愿意让家人发现他的病情，一直硬撑着。有时候他在家发脾气，发完了自己哭，太太完全不能理解他的表现，还会责怪他脆弱。

　　幸好她女儿的情绪问题，帮助他的爸爸得到了治疗的机会。像这样的患者，如果家属不理解，一味地施加压力，病人更加痛苦，他们是自杀的高危人群。

　　《新民周刊》：很多接受采访的患者提到一个词叫“与它共存”，这是什么意思？

　　季建林：抑郁症和焦虑障碍的治疗，不是药到病除，病好了就不用药了，很重要的一点是复发风险相当高。很容易变成一个慢性病症，也就是说复发风险比较高。

　　抑郁症、焦虑症，治疗好转以后，还需要巩固、维持治疗。治疗多长时间？根据现有的资料显示，一般巩固治疗是半年左右，维持期治疗大概是1-2年。抑郁症和焦虑障碍有一个自然病程是6个月，急性期治疗是1-2个月，治疗可以尽量缩短自然病程，自然病程缩短，但本身疾病的病程需要半年才会好。症状缓解了，还需要半年巩固。

　　一般来讲，第一次、第二次抑郁发作，不需要维持治疗，但三次以上的患者就需要维持治疗12个月。首次抑郁发作的患者，治疗好转，他下次是否会发？会的，第二次发可能要3年以后。第一次发作之后不需要维持治疗，50%的患者基本上是3年以后再发，你是否维持治疗无所谓。第二次要当心，如果3年不到就发作，需要维持治疗。如果5年、6年再发作第二次，也不需要维持治疗。但如果第3次或者3次以上就需要维持治疗。多次复发的患者需要维持治疗。

　　《新民周刊》：一些患者认为药物有副作用，更倾向于心理治疗。

　　何燕玲：从这么多年的临床疗效看，药物是非常有用的。最好的治疗是药物治疗结合心理治疗，但说实话，正规心理治疗是一种“贵族治疗”，目前阶段还很难覆盖大多数患者。

　　首先心理治疗对治疗者的要求非常高，国内心理治疗在起步阶段，达到一定资质的专业心理治疗医生很少，难以满足众多患者的需求；心理咨询师鱼龙混杂，患者要想找到好的心理治疗医生很难。其次，就算有医生，心理治疗往往需要很多次治疗，每次时间很长，多数患者是无法坚持的。

　　还有一种方式是电休克治疗，一般用在急性发作的患者身上，这就像急诊室在抢救的时候需要特殊的抢救方法一样，电休克治疗已经是很成熟的治疗方法。

　　季建林：有三分之二的患者经过恰当的治疗，可以恢复病前的社会功能。除了药物治疗，这些年开展起来的认知治疗、行为激活疗法、人际心理治疗等心理治疗方法，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自杀可以避免

　　《新民周刊》：有一定比例的患者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这样的悲剧可以避免吗？

　　季建林：可以的。一些人认为自杀是抑郁症患者的目的，其实不是，他们是在太痛苦、无路可走的时候才选择自杀，如果有其他的办法缓解他的痛苦，他们是不会愿意自杀的。所以，必须要有干预措施，患者不要拒绝帮助，要给医生时间，我们是有第二条路的。

　　《新民周刊》：我们现在生活中也常说“我抑郁了，我焦虑了”，这些情绪与抑郁症是不同的概念吗？

　　季建林：正常人也有情绪的抑郁焦虑、抑郁，是一种负性情绪，有不开心、高兴不起来，注意力集中困难和其他的一些问题，是一种状态，是一种综合征。抑郁状态和抑郁情绪怎么区分？主要看有没有对他的社会功能带来影响，持续时间、严重程度是不是重？是不是过头了？如果对他的生活功能带来影响，严重程度也重了，好比我们后面提到的，抑郁达到中等严重程度以上，就需要医学的治疗。

　　抑郁，是不是疾病？作为一个医学诊断，抑郁症是一个医学诊断，需要医生对照诊断标准来讲的。不要把抑郁当作一个疾病，抑郁是一种情绪，如果影响到日常生活，是一种状态，可能需要临床处理。如果这个状态持续，甚至达到了医学的疾病诊断标准，那需要积极的治疗。

　　焦虑，也是人的正常情绪反应，面对压力的时候，绝大多数人会有压力反应，这种反应就是紧张、焦虑，适当的紧张、焦虑可以提高身体的应变能力，面对挑战。如果紧张、焦虑超过了正常范围，整天惶惶不可终日，对日常工作生活带来影响了，这是一种状态，可能需要治疗。比如考试紧张，每个人考试前都有一点紧张。但如果考试前一周就开始彻夜不眠，天天担心下周考试我怎么办，饭吃不下，觉睡不着，真正要考试的时候考场都不能去了，这种情况是要治疗的，因为超出了正常的反应程度。

　　作为焦虑障碍，这是一类疾病，需要医生诊断的，包括临床的表现，社会功能的影响程度，病程的持续时间。我们不要把正常的焦虑当成疾病，但也不要把疾病当成是焦虑的反应，这两个极端都要避免。

　　《新民周刊》：感觉到抑郁、焦虑，都需要看医生吗？

　　季建林：我们不可能一有抑郁焦虑就都去看医生，这是不现实的。一般来讲，可以筛查。它有生理的信号，也有心理的信号。如果对照有这些方面的问题，应该是要寻求帮助，而不是自我调整。

　　抑郁症的筛查，有一个询问的技巧。全科医生对看病的病人进行询问，如果患者在过去几个星期里面，有无精打采、伤感、对生活的乐趣减少，这个时间是过去几周，几乎天天如此。除了不开心，是否比平时更容易悲观、想哭，一讲话就要流泪？第三，有没有早醒？比平时醒得更早？比如说夏天，天亮得早，比冬天醒得早一点，五点半就醒了，算不算？不算。如果冬天，凌晨三四点就醒了，睡不着了，这算。第四个问题，对抑郁症的患者一定要筛查的，有没有感到生活没有意义？抑郁症为什么强调早期识别、早期治疗？因为会对生命带来很大的影响。在预防自杀这块，要积极地识别、治疗抑郁，这是很关键的。

　　《新民周刊》：抑郁症是可以预防的吗？

　　季建林：有一些方法是可以减少抑郁的发生、预防复发的。比如要学会调整心态，把期望值和自己的能力做一个平衡；不要脱离群体，社会支持对于心理健康很重要；学会自我调节，转移和发泄不良的情绪；不要拒绝帮助。

　　临床经验表明，通过规范治疗80%的患者可以实现临床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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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药物

　　季建林教授对此表示：“抑郁焦虑对身心造成的痛苦和对工作、生活所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药物的副作用。在药物选择时，应严格按照指南规范使用抗抑郁剂，选择安全性高、副作用小、方便停药的药物，如盐酸舍曲林、文拉法辛等指南推荐一线用药，在获得满意疗效的同时，尽可能减少副作用，而且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可以获得更多的完全缓解机会。临床经验也表明，通过规范治疗80%的患者可以实现临床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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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抑郁症的情绪、躯体症状表现

　　抑郁症可以表现为单次或反复多次的抑郁发作，以下是抑郁发作的主要表现：

　　1.心境低落

　　主要表现为显著而持久的情感低落，抑郁悲观。轻者闷闷不乐、无愉快感、兴趣减退，重者痛不欲生、悲观绝望。在心境低落的基础上，患者会出现自我评价降低，严重者出现罪恶妄想和疑病妄想，部分患者可出现幻觉。

　　2.思维迟缓

　　患者思维联想速度缓慢，反应迟钝，思路闭塞。临床上可见主动言语减少，语速明显减慢，声音低沉，对答困难，严重者交流无法顺利进行。

　　3.意志活动减退

　　患者意志活动呈显著持久的抑制。临床表现行为缓慢，生活被动，回避社交。伴有焦虑的患者，可有坐立不安、手指抓握、搓手顿足或踱来踱去等症状。严重的患者常伴有消极自杀的观念或行为。

　　4.认知功能损害

　　主要表现为近事记忆力下降、注意力障碍、反应时间延长、警觉性增高、抽象思维能力差、学习困难、语言流畅性差、空间知觉、眼手协调及思维灵活性等能力减退。

　　5.躯体症状

　　主要有睡眠障碍、乏力、食欲减退、体重下降、身体任何部位的疼痛、性欲减退等。躯体不适的体诉可涉及各脏器，如恶心、呕吐、心慌、胸闷、出汗等，自主神经功能失调的症状也较常见。病前躯体疾病的主诉通常加重。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早醒，一般比平时早醒2～3小时，醒后不能再入睡，这对抑郁发作具有特征性意义。有的表现为入睡困难，睡眠不深；少数患者表现为睡眠过多。体重减轻与食欲减退不一定成比例，少数患者可出现食欲增强、体重增加。

　　抑郁症的治疗

　　1.治疗目标

　　抑郁发作的治疗要达到三个目标：①提高临床治愈率，最大限度减少病残率和自杀率，关键在于彻底消除临床症状；②提高生存质量，恢复社会功能；③预防复发。

　　2.治疗原则

　　①个体化治疗；②剂量逐步递增，尽可能采用最小有效量，使不良反应减至最少，以提高服药依从性；③足量足疗程治疗；④尽可能单一用药，如疗效不佳可考虑转换治疗、增效治疗或联合治疗，但需要注意药物相互作用；⑤治疗前知情告知；⑥治疗期间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和不良反应并及时处理；⑦可联合心理治疗增加疗效；⑧积极治疗与抑郁共病的其他躯体疾病、物质依赖、焦虑障碍等。

　　3.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是中度以上抑郁发作的主要治疗措施。目前临床上一线的抗抑郁药主要包括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SNRI)、去甲肾上腺素和特异性5-羟色胺能抗抑郁药(NaSSA)等。

　　4.心理治疗

　　对有明显心理社会因素作用的抑郁发作患者，在药物治疗的同时常需合并心理治疗。常用的心理治疗方法包括支持性心理治疗、认知行为治疗、人际治疗、婚姻和家庭治疗、精神动力学治疗等，其中认知行为治疗对抑郁发作的疗效已经得到公认。

　　5.物理治疗

　　有严重消极自杀企图的患者及使用抗抑郁药治疗无效的患者可采用改良电抽搐(MECT)治疗。电抽搐治疗后仍需用药物维持治疗。近年来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物理治疗手段——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主要适用于轻中度的抑郁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