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名六旬村妇的丈夫在崖下失踪

　　震后第三天，在昭通市巧家县包谷垴乡上的万家福超市，一个面容阴郁的男人走进来，要了一瓶松子酒。二两的口杯，他一口气灌下喉咙。

　　“兄弟，干啥子喝这么猛？”超市老板劝解，这名男人木木地回了一句：“搞不得了，搞不得了。房子没了，人也全没了。”

　　房子没了，人也没了。这是北京青年报记者在地震灾区听到频次最多、最为悲凉的一句陈述。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与希望，随着山体的晃动，全都轰塌。对平凡的个体而言，还有更大的悲剧吗？

　　倾诉

　　进入重灾区前，我没想好如何面对这种悲剧。采访是职责，但如打扰到失去至亲的灾民，有违道德。进去后才发现，没有哭天喊地，剩下的只有木然。很多人需要通过倾诉纾解情绪。

　　在堰塞湖上方的断崖边，一名六旬村妇边走边哭，她丈夫在崖边放羊，至今连具尸体也没寻得。眼泪淌过核桃皮般的脸，冲出一道道泥沟儿。没有手帕，她揪几片草叶子擦拭。

　　递上一张纸巾，她摆手没接。我们默默站在悬崖边。她自顾自地讲述起地震的遭遇。方言难懂，交流成障碍，我只有不断点头、倾听。在大灾难面前，作为记者深感无助，因为能做的太少。

　　在进入“孤岛”红石岩村的路上，32岁的刘兴晏主动与记者聊起天，说自家的房子也没了，脸上看不出过多悲恸。谁知，聊了一会儿，他提到，8岁的女儿芳芳，在地震中没了。孩子曾是他在外打工的唯一希望。他给我看孩子被刨出来后的照片，双目紧闭、面部肿胀发紫。

　　新坪村的李世斌，七旬盲眼老父被土坯墙埋在下面，他不顾余震，在山间走了3个多小时赶回家，老人已奄奄一息。见到他那天，老人还未入殓。“你要不要去看看我的父亲？”他带我上坡，逝者躺在新修砖房的客厅。一次余震袭来，未完全垮掉的老房子摇晃起来，所有人惊慌朝坡下跑……

　　丧葬

　　我能感受到他们的绝望与无助！他们倾诉，同时渴望得到安慰。震后两三天内，这种心理尤为敏感，他们能从一个眼神感知到丁点儿善意，也会被一句欠妥的措辞伤害很深。前方救灾的工作方式很重要。

　　比如，在包谷垴乡新坪村、红石岩，均有死者家属反映，“上面”在确认死亡信息后，都给口头规定一个很短的埋葬期限。家属称被告知，晚一天，两万元抚恤金要扣掉5000元。这让家属很反感。因为按当地习俗，入土为安也要选个好日子。“不能人性化一点吗？”

　　为了灾后防疫需要，尸体确实需要尽快掩埋。但如果政府采取一种生硬的工作方式，是否考虑欠妥？跟老乡们说通情理有那么难吗？

　　听闻村民的抱怨，当时跟我在一起的乡镇卫生院医生小黄耐心地劝说了近20分钟：“如果真那样，肯定是他们不对。这应该是下面的人在执行的时候，太急了。我觉得，政府不会这样规定的。政府也不会不管你们的。干部们都在更严重的地方救灾呢……”

　　诉说者的情绪平息了，连连点头。我问小黄，你一个兼开救护车的医生，怎么还扮演政府干部的角色？他的话令我难忘：“这种情绪如果不及时疏导，总要有出口爆发的。最后受损的，还是老百姓的利益。我不是帮当官的，我是可怜那些村民。”

　　令人欣慰的是，相似的问题政府已意识到了。据当地媒体报道，在“8·03”地震巧家片区抗震救灾军地联合指挥部每日例会第二次会议上，省委副书记仇和强调，“遇难者遗体要在尊重当地传统习惯的基础上，尽快引导妥善处理。”小黄说得没错。

　　房子

　　小震大灾，也超乎意料。官方解释中，抗震级别低、房屋建筑质量问题是主因。记者在现场也看到，倒塌的全是依山而建的土木结构房屋。有些虽未倒塌，但挂着一道道大裂缝。再往下追问，国家贫困县。贫穷似乎成了地震帮凶。

　　“以后该怎么办？”挤在红石岩村小学的帐篷里，村民们眼神写满迷茫。房子没了，财物也被砸在废墟下，作为最大经济来源的花椒，无法收摘，更别提运出去……见到记者，他们凑上前询问，未来怎么办？

　　活下来的人，需要新的希望支撑。临走前，我问刘兴晏，再盖房，还建土坯的吗？他语气坚定地说，肯定不会了，但随后愁云惨淡：“哪有钱盖？我们这里路太难走，拉一块砖上山都比外面贵好几毛钱。”

　　我想，贫穷不是官方发布中无表情的借口，贫穷只能说明这些深山村民的弱势。除了靠运气躲过，真希望政府能在关乎性命的农村房屋质量上，有更多政策倾斜。帮扶弱势群体，本就是实现社会正义的一种方式，当然也是政府部门的责任。

　　未受灾却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鲁甸的不发达地区，也需要官方推动更为急迫的安全建筑改造。

　　我也注意到，有报道称，云南省省委领导强调，“面对灾区群众尽快入住新家园的愿望，巧家县要不等不靠、超前谋划、主动作为，迅速启动灾后重建相关工作准备。”

　　这是新希望的开端。文并摄/本报记者孙静

（原标题：平凡个体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