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形势下的官员心态

　　策划人： 舒炜

　　五味杂陈，在廉政风暴下少部分不适应地官员心态颇为复杂。

　　顾虑、害怕、不作为……不管是哪种心态，总体来看这些不适应的官员正趋于保守，看问题的视角短期化、利益化，行为也更加机关化。

　　这些官员尽管只是少部分，但这一现象值得关注——只有探讨这些现象背后的行为逻辑和机制体制问题，才能有力回应反腐相关谬论。

　　有些心虚官员，在反腐大势下，有向组织坦白贪腐的，有向老婆坦白生活作风问题的，而与行政机关等接触较多的人，则明显感受过去一些容易吃拿卡要的部门，变得收敛，过去的一些潜规则行不通了。

　　五味杂陈的官员心态

　　文_本刊记者   王巧捧

　　“周永康落马了，这下可以公开评论了。”

　　7月31日，接受廉政瞭望记者采访时，一名县委书记感慨，此前社会上已经对周滨父亲、“你懂的”传得沸沸扬扬，身边的干部们都在猜测，到底会不会“刑上大夫”，中央说的“反腐没死角、没禁区、没特区”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下还是很有震慑力”。

　　退休近十年的老干部邓右顺观察，这两年来不断加码的反腐力度下，“干部们还是有点虚”。

　　当前反腐形势下，官员们有着怎样的心态？廉政瞭望记者通过在党政干部中的采访，进行了近距离观察。

　　贪官更紧张了

　　高压之下，有贪腐官员的“狐狸尾巴”意外露馅。

　　一省级部门纪检组组长陈协时给记者介绍，2014年4月，该纪检组收到群众反映，称下级单位一名局长请客超标。陈协时让监察室主任给这名局长打电话，请他过来谈话。不料，两次都被这名局长找借口拖延，于是陈协时亲自给他打过去，口气不再客气：“……请你20分钟之内，赶到我的办公室，我代表组织要约谈你。”

　　不到20分钟，该局长气喘吁吁地赶到陈协时办公室。

　　本来只是想单独跟该局长谈个话而已，但陈协时怕不能引起他重视，于是安排了两名工作人员陪同，营造出严阵以待的局面。结果，不到10分钟，该局长竟吐露自己收受红包礼金5万元的问题。

　　最终查处该局长受贿60多万元，打破了该部门多年没有查办案件的历史。

　　反腐高压之下，社会舆论监督发挥了有效的作用，尽管有时候有些失序，其曝光的一些腐败问题，切实地烧向问题官员，不仅烧向其官位，还烧向其后院。

　　2013年，网上曝光了两张不雅照，照片中男子是西部某县一名中层干部蔡时，经过调查，蔡时被降职为普通干部，调到另一个部门工作。

　　县城不大，认识蔡时的干部中有人好奇，如今他们夫妇关系还怎么相处。在跟蔡时的新同事了解时，听说其夫妻关系反而裂镜重修，有时还会看到二人手牵手在河边散步。

　　据调查组成员透露，网上曝出照片之前，蔡时已经知道要出事。彼时这段婚外情已持续了3年多，婚外情的女主角因受到亲戚鼓动，向蔡时索要青春损失补偿费，蔡时拿不出，女主角多次威胁曝光不雅照。无奈之下，蔡时跟妻子作了坦白。

　　心虚露馅者，在反腐大势下，有向组织坦白贪腐的，有向老婆坦白生活作风问题的，而与行政机关等接触较多的人，则明显感觉过去一些容易吃拿卡要的部门，变得收敛，过去的一些潜规则行不通了。

　　同时，一些唱衰反腐败的言论，在部分有实权的官员中有了一定市场。“打击面太宽、打击干部积极性、影响经济发展”等等，关于反腐败负面影响的言论大行其道。

　　围观者不平静了

　　采访中，大多数干部表示，以前感觉反腐败离自己很远，现在切实感受到反腐风疾。

　　一市纪委宣教室主任于云非透露，以前有处级干部被查处，当地干部们包括纪委同事都要议论很久，现在反腐力度大，查处贪官的频率较高，“有时我们接到案管室转来的信息，都才知道又有谁被查处了。”

　　更切实的感受在于，普通公务员受到各种制度规范的影响，收入减少。于云非向记者介绍，“规范各种奖金福利以后，自己一个月工资不到3000元，每个月要还房贷2000元，家里生活得精打细算。”

　　过去，社会上有一种“反腐就像扔砖头，砸到谁谁倒霉”的质疑，目前，这类质疑有所减少，但仍然存在。

　　一名要求匿名的干部私下向记者表示，他所在单位的领导，其赋闲在家的夫人这一年来低调多了，但一年前她却开着宝马，挎着名牌包。难道这里面没有问题？但是领导还不是继续在台上宣讲党风廉政？

　　“反腐就像扔砖头”的想法还存在于问题官员中。于云飞介绍，在查处一起住建局干部受贿案时，行贿的承建商又供出了一名校长，最终该校长被查出受贿60万元。该校长认为这种偶然牵出自己的情况，只能自认倒霉。调查组成员跟他谈话，“你不要认为自己倒霉，现在只要是腐败案件，都会一查到底。”

　　对领导干部震动最大的，是身边官员的落马。于云飞介绍，落马贪官在其熟人圈里往往引起巨大反响。“包括自己，发现被查处的官员是认识的，都会感慨好一阵。”再者，“大家感觉本省被查处的高官引起震动最大，像李春城、李崇禧，其影响至少延续数年。”

　　在党政干部中，也有一种不平衡心态，认为党政干部受到的社会监督更严，而一些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同属于公职人员行列，有些违规行为影响也不小，却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和查处。前述粮食局一名干部透露，儿子今年读小学二年级，妻子已经连续两年给儿子的主要任课老师每人送上1000元。他认为，“一定要有部门管一管。”

　　当前反腐败一查到底的要求下，各地查处的窝案较多，往往一次性空出多个职位，这成为干部眼中的焦点。

　　近日，一县粮食局一正一副两名局长被查出贪腐问题，跟二人贴近的中层干部，没有了以前的激情，一名业务突出但过去不善在领导面前表现的中层干部，被认为接任副局长职位机会较大。但最后令该局干部们失望的是，正副局长最终都是从外单位调来，几名中层干部也进行了轮岗。

　　即使交叉调任和轮岗并不是首次，但该局干部中还是有一种情绪，认为出了腐败官员，本局的干部不再被信任。

　　这名中层干部表示，反正现在提拔上去“也不是捞好处的，反而责任更大更辛苦”。这一方面可能出于自我安慰，但也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种变化，即官本位思想在松动，干部对职位的追求不再那么疯狂，跑官的“欲望”有所降温。

　　一名干部在提拔过程中，面临去交通局还是民政局的选项时，表示比较淡然，对过去普遍认为比较诱人的交通局，他表示并不想去，“诱惑多风险大。”

　　有的领导更“头疼”了

　　前述粮食局腐败案件中，有人更想不通。那就是分管粮食局的副县长，因为粮食局的腐败问题，他受到了市纪委的诫勉谈话。

　　据市纪委干部介绍，实行“一案双查”以来，副县长是该市第一个因此被问责的领导，思想上很”想不通”，谈话时颇花费了些功夫。

　　“一案双查”对落实“两个责任”起到明显的倒逼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各地方、部门一把手，对本地、本单位的党风廉政问题更加紧张。

　　一名派驻水利局的纪检组长向记者介绍，以前他一个季度主动向局长汇报一次本局的党风廉政工作，自从强调“两个责任”以来，局长差不多一个月找他了解一次情况，平时还会经常嘱咐，有什么党风廉政方面的苗头问题，及时汇报。

　　一方面出于对“两个责任”“一案双查”的忌惮，一方面出于惯常的好人心态、或者团体意识，官员总是不希望自己治下的地方或部门被查出腐败问题，但大势不可挡。

　　关系切身利益的制度建设，是官员热议的话题，但立场不同观点各异。

　　6月份，陕西省开展一项试验，新提拔领导干部必须对个人重大事项和家庭财产申报备案。记者私下与官员讨论时发现，任职年限短和较长的官员，有着不同的心态。新担任领导的年轻干部多表示可以接受。而也有个别“资深”官员表示，“以前的官员怎么就不用申报？这有些不公平。”

　　10月份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将依法治国议题，如何依法行政。以前打法律擦边球的办法，在有些领域已经引发不适应。西南某县县委书记廖强多次向记者提及，为建工业园区，多次向上级跑土地审批，却毫无进展。

　　对此，老干部邓右顺认为，“办事新规矩是一个重新磨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干部有怨言是正常的，但也只能是阶段性的。”

　　正直干部更有信心了

　　邓右顺向记者表示，现在的舆论导向有些问题，好像所有的干部都是腐败的，都是坏的。但他同时也表示，有压力是好事，让干部不敢轻易以权谋私。

　　但在职者对压力的感受，却是切身而沉重。在大量腐败官员现形的情况下，干部群体“被污名化”现象比较严重。“不管你做什么，都没人相信你，不相信你没有私心。现在社会上不是有种说法吗：把九成的官员抓起来都不冤枉。非常打击干部的积极性。”廖强介绍。

　　廖强更别扭的是，干部中、社会舆论上，有一种唱歪经的现象。“会上讲的不听，会下传的深信不移；凡是正面的都不信，负面的越传越凶。”

　　廖强因为颈椎腰椎疾病，有几次出差时坐了头等舱。然后就听到了一些议论。“我能在会上说我是自己补了差价的吗？越抹越黑。”最后廖强选择“止诽谤莫过不言”，“但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

　　采访中，官员表示最反感的是来自狂热网络舆论的“歪经”。

　　“现在网上想弄一个就弄一个(干部)，但有些并没有依据，甚至有的是出于不正当目的，捕风捉影，捏造诽谤。对于舆论监督我们应该欢迎，但是一定要有依据。”尽管离开官场已久，但邓右顺对网络舆论的一些跑偏，还是表达了不赞同。

　　网民偏向从正面报道中解读负能量信息，这导致官员们害怕舆论关注，刻意低调，拒绝宣传报道，减少信息暴露。

　　“现在网民苛刻得很。你看前一阵，安庆市委书记虞爱华用旧日历纸写讲话稿的事，弄巧成拙。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绕进去，不划算。”于云飞这样分析官员们的“低调”心理。

　　对于反腐败越凶，官员越受到“污名化”“歪经”困扰的现象，邓右顺认为这只是一个过程。他打了个比喻，“就像扫地，总会扬起灰尘，惹人捂鼻嫌弃。扫完以后，窗明几净，大家就看得到效果了，评价就不一样了。”

　　一些受过去不良风气困扰的官员，也看到了建立公平秩序的希望。

　　几年前，在选拔一名局长的过程中，有名老领导给廖强打过电话，委婉地过问了一名候选人的情况。其实在前一天的常委会上，领导班子已经达成一致意见，认可了这名候选人，老领导过问后，廖强正好作个顺水人情。但廖强也表示，这种事万一传出去，会引起干部误会，认为想要晋升还是得靠走关系。所以，他认为反腐败对于树立良好秩序，同时为清廉干部正名，具有重要意义。(应采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系化名)

　　在当前反腐败高压态势下，部分官员心态各异，为官不为是其中较为突出的状态。有官员称，物质激励措施取消后，“大锅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种趋势下，攀比心态导致“为官不为”，进而导致整个单位效率在下降，调动工作困难。

　　为官者的“不为”

　　文_本刊记者   徐浩程

　　“何必这么累嘛！”下午5点多，吴昌禄忙着丈量土地时，第三次听到下属抱怨，不禁发了一顿火。

　　吴昌禄是西南某县征地拆迁工作组组长，他有发火的理由——这是县里的重点工程征地，7月，主要领导已经几次批评征地进度，“如果再拖下去，完不成任务，领导肯定认定我是‘不作为’”。

　　以往该县征地拆迁，工作到晚上10多点是常有的事情，“如今不能指望有那么强的干劲了”。

　　“以前大家都知道征地拆迁是‘天下第一难’，县里面对这块也比较重视，不仅拿钱给奖励，还专门划了一块经费可以发一点加班补贴。如今，这些都没有了，而且以往的一些方法、手段也不能用了，谁都不愿意冒着风险去干事。”吴昌禄不敢逼得下属太急，监督着再干了近1个小时，无奈地宣布“下班”。

　　胡伟是一名县处级官员，他告诉廉政瞭望记者，如果一个官员的行为是基于自身考虑做出的，而不是基于岗位职责做出的，那么这个行为即便看似中规中矩，没有错误，也应属于“为官不为”。比照这个“定义”，吴昌禄下属是典型的“为官不为”。

　　十八大以来，“零容忍”的反腐形势以及“八项规定”、“四风”建设的作风建设，让个别官员从最初感受到强烈的“为官不易”，到现在“为官不为”。

　　“这种现象与情绪正在蔓延，不同的层级、群体，表现不同。”上述官员称。

　　谁在不为？

　　对于将自己的表现划入“为官不为”，吴昌禄并不认可，“‘为官不为’者占比最高的群体可能是受处分官员群体”。

　　吴昌禄称，自己所在县的审计局负责推动一个重点工程，但“从去年到今年上半年几乎没有进展，县领导很不满意，审计局长挨了一个党纪处分后，被调到其他部门担任副职。他才是典型的‘为官不为’。”

　　上述局长受处分后，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去上班，“思想上有疙瘩。他负责的那个项目涉及面比较宽，他一个审计局局长协调起来力度不够，有些工作啊又不敢作为，畏首畏尾的”。

　　后来“领导找他谈了几次话后，班是去上了，但一切更加按部就班，工作热情减弱，安于现状。”

　　去年，该县受处分的干部比前年翻了一番，全国也有18万官员被处分，创了历年之最。这是从严治党的具体表现，但“有些官员未必能够清醒认识到这一点”， 吴昌禄通过自己的观察认为，“大致有4成受处分官员，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思想上转不过弯，在受处分后不能正确对待工作而有‘为官不为’的迹象。”

　　一次吴昌禄与该局长闲聊，“他就说没有情绪是假的，不过现在想通了，‘我继续当局长也升不上去，现在当副职，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不出事就行了，干一天是一天，还不用直接面对领导，思想和工作上的压力都小多了’。”

　　原来腐败易发多发的岗位或者是行政不规范的部门中，不作为的现象也比较严重。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纪委官员曾通过媒体透露，当前反腐败工作的重点领域是金融系统。“这之后，很多企业要想从银行贷款变得更难了，这里面有银行惜贷的因素，也有部分银行不作为因素。”胡伟称。

　　另外，越往基层，不作为的现象可能越普遍。

　　“这有基层自身的原因，也有客观因素。”不少基层官员纷纷诉苦，“现在对官员要求越来越严、处罚也越来越严，原来‘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现状又没有改变，很多乡镇官员不得不将更多的精力用来‘对上’，根本没有时间、精力去作为。”

　　廉政瞭望记者从一个地级市的调研材料中发现，乡镇党委书记、镇长每周到县上开会3天左右，“现在视频系统通到了乡镇，省市县均要求开到乡镇一级，同样内容的会议，乡镇要参加3次”。

　　领导干部，复杂的观望

　　从不同层级来看，市县各部门领导“明显的不作为行为比较少，但由于反腐形势对他们有直接的影响，在各种观望情绪下，隐性的不作为比较多。”一名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称。

　　他最近就在惋惜，“浙江一个企业要转移出来，我们没有把握住啊。”

　　这家企业的老总是当地该行业的协会会长，在他后面有一大批企业，“说是他一家企业过来投资，其实是整个产业集群要转移过来。但对方要1500亩地做一个工业园区。”

　　“我们还是魄力小了，被其他县抢去了。”该副县长称，他能理解县里为什么最终都不拍板，“一个县说起来权力很大，但其实责任更大，权责不对等，转让500亩以上土地就要报国土资源部。不出问题还好，出了问题，责任全在县里。在现在这种严管的态势下，难免缺乏闯劲，不作为总比乱作为好吧。”

　　除了缺乏闯劲外，“求稳”也是许多领导干部“为官不为”的表现。他们面对一些矛盾，担心引火烧身、担心承担责任，畏首畏尾、缩手缩脚、患得患失。

　　作为一名县直部门领导，张亚告诉记者称，现在有一个现象，一些单位“破罐子破摔”的人尤其“活跃”，惹是生非，部门领导还不好管。

　　一名其他单位的领导就曾向张亚抱怨称，“他们单位里一名吸毒的公务员真没办法管，叫做事叫不动，你还不能扣他一点钱。扣了他就闹，说要到这儿、要到那儿上访。”

　　这名领导只能息事宁人，“还能怎么办，一旦闹上媒体成为舆情事件，先不说网络会偏向哪一方，损害了地方形象就够领导受的。”张亚称。

　　当然，有些领导干部“为官不为”是担心“历史包袱”，不愿高调露面，而是选择低调做官。

　　一名被普遍认为清廉的官员就曾私下告诉记者：“我经不起查。有时候参加饭局，给你的一个红包，你收不收？！不收的话，其他官员会怎么看你？这么多年下来，怎么收的也超过5000块了。”

　　普通公务员的不为，不忧被查，患得患失

　　与领导干部的观想不同，普通公务员不为更多是精神懈怠。

　　一名即将退休的副厅级官员称，基层官员、普通公务员的精英情结越来越严重，基本上都认为自己通过公务员考试，是社会的精英，加之自我意识的增强，很喜欢拿自己的收入与社会其他职业做比较，找的都还是一些高薪职业，“一旦比不上了，情绪就很失落，工作积极性也就没有了”。

　　相关专家也称，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们可以说是将公务员当做职业而非官，原来艰苦奋斗那一套精神激励就需要进一步完善了。”

　　除了与体制外的人比之外，基层官员、普通公务员也与体制内的比。

　　陈晨是一名县级部门公务员，刚获得其部门去年年度优秀公务员称号，但她却并没有表现出多大的欣喜，“不管多少，往年至少还有点奖金吧，今年彻底没有了，就只有一张证书。本来基层上升的空间就小，这样干好干坏、干多干少有什么区别？！”

　　对此，陈晨的部门领导张亚也比较为难，称现在所有部门都不能自设奖励了，即便县委县政府，也只能奖励先进集体2000元、先进个人800元。“”

　　“这样说感觉有点境界不高，但据我了解，他们计较的其实不是这一点奖金，而是以前的内部激励措施取消后，‘大锅饭’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这种趋势下，张亚明显感到整个单位效率在下降，调动工作困难。

　　年初，他们单位承接了市发改委的一个课题，“本来计划上半年到下面去调研4次，走10个乡镇，到现在除了我3月份带队去了一次外，就一直没有动静了。”

　　乱为比不为后果更严重

　　不管是哪个群体、哪种“为官不为”的表现，都是官员能力、素质、习惯的表现。

　　一名县招商局局长最近就在为报账发愁。“半年了，我们招商跑来跑去机票花了2万元，去报销被财政局退回来了。”

　　票不能不报啊。他只好找到分管副县长签字，谁知签字时，“领导又看到我们招待考察企业家时，酒的费用多了。”

　　他也说，在目前对公款管理越来越严的情况下，以前那些靠吃吃喝喝拉近关系的做法已经不适应形势了，但是将来招商应该如何做，他承认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各县区竞争这么激烈，容不得我们慢慢摸索新方法，但又逼着我们用新方法。”

　　他调侃称，还是佛山的洋雇员厉害，谈项目几乎不靠吃吃喝喝，而是靠软实力，靠沟通和交流，“有机会真想去学习学习，但出去又得‘大费周章’呢。”

　　“批评不为，还要注意不能乱为，不能为了作为而跨‘红线’。”一名县纪委书记称，为了避免不为，就乱作为，其本质也是一种不作为，影响可能比不作为还大。

　　上述县纪委书记所在县，一部门领导最近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私发奖金，被严重警告处分，“他本来已经在这个部门干了4年了，是提拔的人员，现在受一个处分，至少1年内是不能提拔了，今后也增加了变数。”

　　一名县级官员也告诉记者称，前段时间，他们县城一个派出所经常接到一家超市少找给顾客钱、小偷比较多等类似举报，“取证却非常困难，但拖久了又怕有人举报到上面，说他们不作为。这个派出所就想出了一个‘昏招’——在这家超市门旁立着告示牌，称该超市是一个存在违法行为的‘黑超市’，提醒市民不要在此购物。”

　　告示一出，立即在该县引起了巨大影响，“这家超市肯定不服气，说派出所损害了他们的名誉，强烈反弹，找到公安局、县政府等部门要求处理、赔偿，闹得不得安宁。”最终，派出所具体负责人被处分。

　　“这是一个阵痛期，很多人会觉得不适应，很多人也必须改变。最终大家还是会慢慢接受。”上述县纪委书记称。

　　反腐，本是中国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红利。公权力与资本相结合，能在短时间里完成经济增长任务，创造出“经济奇迹”，但却是以牺牲公平公正的经济环境为代价的。其实，反腐管住了公权力，也就解放了经济。

　　反腐败如何“影响”经济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7月29日，中央宣布对周永康进行立案审查。紧接着的第二天，中石油、中石化等股票分别有不同程度的涨幅。

　　有专家对廉政瞭望记者称，联系到周永康早年在石油系统的任职经历和那些盘根错节的关系，市场对中央反腐措施的认可，已经通过市场行为表现了出来。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在上半年增速定格在7.4%上，第二季度的成绩有所回升，但多个省市在上半年的经济运行情况却不容乐观。山西、河北、黑龙江三个省份，上半年经济增速在6%以下，另外更有三成省份财政增幅低于全年预算。

　　据廉政瞭望记者多地采访，不管是政界还是民间，目前的确有那么几种似是而非的观点在流传。一是“反腐拖累经济”，认为反腐导致来自政府的公款消费锐减而导致内需不足，将造成经济增速持续下降；二是“反腐导致为官不为”，称让地方官员“无所适从”，丧失工作动力，造成经济发展缓慢。

　　“所谓反腐败造成中国经济增长减慢，这本就是个伪命题。”财政部长楼继伟在7月份的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的记者会上给出了针对性回答，他还称，“腐败常和政府过多管制结合在一起，解除管制减少腐败机会，使得市场发挥更好作用，对经济增长有好处”。

　　“政治行为和经济行为本就是相互作用的，反腐败当然要影响经济，并且是为经济发展起到很积极的作用。”多名经济专家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影响论”和“矛盾论”

　　和楼继伟一样，多地省委书记在最近一段时间也先后对此表态。

　　7月23日，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在谈及下半年经济工作时，说了一段较长的话：在防止经济下行的同时，更要防止将党风廉政建设和作风建设与抓改革发展对立起来的错误认识、少数干部“为官不为”和“庸懒混”的不良倾向滋生和蔓延。要坚决破除反腐败影响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清廉为官与事业有为相矛盾等所谓“影响论”和“矛盾论”。

　　湖北省在今年上半年经济的增幅和总量都保持了增势不减。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央纪委网站案件查处一栏数据中(截止7月29日)，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湖北省有35名官员上榜，仅次于湖南的482人和广东的46人。

　　“这其实说明反腐败力度大，对经济是有促进作用的。湖北的经济过去是‘怕冷不怕热’，现在这一情况已逐渐得到扭转。”接近湖北省政府的一名人士分析，“宜昌、襄阳都是省内位居三甲的城市，两个地方出现了多名市领导落马，宜昌今年上半年的增速位次在全省得到了提升，襄阳更是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GDP增幅均居全省第一。”

　　和湖北的情况类似，湖南、江西同属处于反腐败高压态势的省份，两省今年上半年GDP增速均超过了9%。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表示，伴随中央“调结构、转方式、促增长、惠民生”政策的落实，各个省份都在挖掘自身潜力，再加上中央二季度下派多个督查组到地方，政策落实起到很大作用。

　　观察人士分析，上述省份取得的反腐败成效和经济业绩，离不开中央和地方主要领导的鼎力支持。7月19日，江西省委书记强卫公开表示：现在有人担心高压反腐影响干部士气和队伍稳定，有的认为严管干部影响发展环境，虽然饭不敢吃了、礼不敢收了，但事情也变得难办甚至不办了，这样下去会影响地方的形象和发展，“这几种认识都是十分错误的”。

　　今年上半年，贵州省经济增速超过10%，另有5项经济指标增速位居全国第一，《贵州日报》在7月27日适时刊发了省委书记赵克志在调研时的要求——继续整治“为官不为”，坚决扫除反腐败斗争影响经济发展的论调。

　　媒体人褚朝新表示：“这样的话很有针对性，不过由此也基本可以判断，反腐可能遇到了一些阻力。所以，部分立场鲜明的官员，都陆续站出来公开批判相关言论。”

　　“需要一分为二的来看反腐败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们可以审视一下增速相对较慢的省份，比如有人说山西今年经济压力大，是反腐败力度大造成的，我是绝对不赞同的。”山西省政府一名干部分析，“山西属于资源大省，一直面临转型升级的任务，但由于煤炭等资源价格持续下跌，行业整体表现低迷，财政收入同比增速下滑也是意料中的事。”

　　避免频繁“打点滴”、“施肥料”

　　其实，早在2005年，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就表示过，“反腐同样是生产力，省政府提出的举措有效地执行了这一思想，标志着政府系统今年的反腐侧重点将开始向影响全省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腐败案件发力。”

　　原中央纪委副书记干以胜曾回忆过：“当年在办远华案时，有人就说厦门经济要倒退10年。事实上，这个案件从查处的头一年开始，海关税收大幅上升；从第二年开始，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逐年上升。”

　　西部某市纪委研究室主任则称，“央行2008年6月的一份报告披露，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外逃贪官携带款项达8.6万亿元人民币。办案追逃肯定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坚决纠正唯GDP用人”、“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提质增效的第二季”、“发展决不能等同于增加GDP”……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和李克强的考察足迹及其表述，处处透露着对经济转型的渴望与决心。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霞辉看来，中央的想法很明确，就是把中国经济推进可持续发展的轨道，不再不断“打点滴”、“施肥料”。

　　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在不久前的一份报告中，得出一个振奋人心的结论：尽管中国经济增速有所下降，但经济中的一些结构在优化，第三产业的比重在去年首次超过了第二产业，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正在稳步提升。

　　从经济运行实际情况来看，确实如此。今年年初，给经济增长“挤水分”，成了各省市自治区今年在制定经济目标时的一致动作。

　　比如广东在上半年东莞扫黄时强打“保护伞”，并且在全国较早开始整治“裸官”，配合中央纪委查处万庆良，反腐败高压态势如火如荼。在半程经济总结时，广东经济虽然增速比预期低了1个百分点，但还是首次超过3万亿大关。在广东省统计局副局长朱遂文看来，上半年全省投资结构向服务业和民生领域调整，产业及行业结构优化向现代、高端方向调整。下半年，广东的增速会继续提升。

　　大部分专家认为，反腐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贡献，反腐促进了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了行政效率，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

　　谁在唱衰反腐败

　　“反腐败的确会影响到经济。”西部某市经信委副主任王伟时称，“当然这种影响是在初期的影响，最简单来说，公务消费下降了，高档餐饮娱乐场所收入下滑得非常厉害，很多都开不下去了，但这些本来就是暴利行业，也不是老百姓生活离不了的必需品。”

　　“其实，最着急的是国外那些奢侈品公司。”有专家对廉政瞭望记者表示，“自‘八项规定’出台以后，国外奢侈品在中国销售额大幅度下滑，如瑞士手表、玛莎拉蒂在中国的销量都有不同程度的下跌，有的则已经被迫开始缩减对华业务。”

　　近年来，人们发现葛兰素史克这些本享有良好声誉的国际公司也在中国进行行贿等腐败活动。上述专家称，前不久，更有外媒频频出台所谓的“分析报告”说，反腐败会拖累中国经济多少个百分点。言外之意就是说，反腐败要适可而止了。“他们其实是想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以腐败推动的经济，只是病态的经济，反腐是在为良性的经济开路。”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中国消费市场的奢侈化发展倾向明显，远远脱离了其使用价值。有评论指出，“高端市场持续扩展的时候，必然以低端市场的萎缩作为代价，物价也会被迫大幅提高，贫富差距的社会心理更会加剧了。当一个月收入2000元的老百姓，听到某领导一顿饭吃掉2万时，他的心理难免会有很大波动，仇富与仇官的心理便会进一步加剧。”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魏德安，15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的腐败问题及反腐败建设，撰写了《双重悖论》一书，指出忽略腐败却拥有较快经济发展的国家和地区，增长极不稳定，还将拉低政府质量。

　　不过，在廉政瞭望记者多方采访中，也听到了坊间的一些不同声音，认为“反腐阻碍了地方上的一些项目进展”。比如，一部分民众就依然“怀念”一些问题官员在地方主政时期的高投入、大建设；有的则“坚信”是因为刘志军的落马，才造成高铁规划和建设的一度停缓。

　　“这种只求政绩，不问债务的做法，已经多次在实践中证明是有很大隐患的。腐败官员往往是最热衷于推动大项目上马建设的人，因为项目越大、项目越多，就意味着投资越多，其腐败的空间就越大，或政绩可能会更‘显著’。”国内知名评论员王亚煌表示。

　　在薄熙来主政重庆期间，提出了到2015年全市在西部地区率先实现全面小康。这一目标比2007年5月重庆市委提出的时间提前了5年。据《中国经营报》报道，有关专家认为，薄熙来提出的这一目标过于强调快，没有切合实际，地方政府由此形成了大量的债务。而在张德江主政之后，对于地方债务问题进行了专门调研，并且结合重庆的实际情况，和市长黄奇帆一起，调整了不切合实际的全面小康目标。

　　“不管怎样，没有人希望中国经济增长是建立在腐败之上的，也没有人会相信腐败可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性。”新加坡国立政治学大学郑永年教授表示。

　　一名招商局长在全局大会上公开宣布：“大家在外招商很辛苦，我给咱局争取了3个后备干部名额。”在和各部门会谈时，他还会带上在家的后备干部，向他人“隆重推荐”。

　　怎样使干部成为“有为官”？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这段时间，某市规划局科长王慧一上班，在有项目待其初审的情况下，仍躲进刚刚简装好的9平米办公室，打开微信呼朋唤友。 

　　他遇到了两件不愉快的事——一件是，他担任外部董事的某公司接到命令，让他将过去一段时间所得报酬全部上缴。另一件则与“为官不为”直接相关。局里“怕出事”，将他费力经办的几个国有房企申报项目给压了下来，迟迟未批。

　　在强力推进反腐败、出台“八项规定”及反“四风”多项禁令的背景下，一些官员感叹“官不聊生”，萌生倦意。而“态度很好，坚决不改”也成为群众口中，一批人“为官不为”的写照。于是，在重典治吏的政治生态下，如何激发干部干事的积极性，就成了值得探讨的话题。

　　惩处发力：窗口人员多，党政主官少

　　近来“为官不为”现象不时被曝光。探究深层原因，主要有因各种灰色收入减少“不想为”，不适应新的工作方法“不会为”，怕失误或踩到红线“不敢为”三类。

　　“以前的官太好当了，现在就是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省委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胡光伟更表示，习总书记多次强调“当官、发财应两道”，省委要求“刹不为之风，换不为之将”。“官员如果对新规则、新要求接受不了，大可主动辞职。”

　　高层多次发声后，多地将治理“为官不为”提上议事日程，这个“倒逼”为官者“有为”的刚性举措，被认为最有效果。而与过去相比，实施中也有不少新特点。

　　首先是处罚措施趋严。“10分钟就能办完的新农合手续，推诿一周没办，给予留党察看、降级处分。”这是2014年5月，四川旺苍县在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中，查处的一例“不想为”事件。该县纪委干部赵胜告诉廉政瞭望记者，重罚的依据还有，调查时意外发现，这名干部曾于上班时间外出。

　　除了对某项具体工作不力的追责，对领导“不敢为”的问责也集中出现。

　　2013年12月，因对辖区内“非法中介”活动打击不力，广东化州市车管所所长彭某的官帽被摘。今年7月，副县级的长沙火车南站综合管理办公室主任廖铁辉，因火车南站“脏、乱、差”被责令辞职，长沙市纪委还发出《关于廖铁辉等同志“为官不为”的问责通报》。

　　不过，廉政瞭望记者细数公开通报的案例发现，一些县市主官，尽管可能也有“不为”表现，却难见处罚措施。

　　“县市主官对发展的‘不敢为’，后果更严重，实际上已构成渎职，但却难量化。比如对一个工程的评估，要等到很久以后。再加上现在重点在打贪腐，对主官是否勤政的监督还有不到位之处，造成了主官‘不作为’较多处于隐形状态。”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告诉记者。

　　还有分析认为，如今对一地党政主官的考核多是一年一次，而领导者“不为”现象更多出现在近期。到年底时，将有更多案例披露。

　　没了物质激励，怎么办？

　　福利少了，要求严了，过去的一些招数不管用了，一把手拿什么来激发干事热情呢？

　　“我自己应该说不存在‘不敢为’的问题。”一名县委书记告诉记者。一个例子是，在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中，他力排众议，搬迁了位于城区、造成多年环境污染的工厂。

　　“在我这个位置，还是要有点觉悟的。如果说我干事热情比较高，主要是内心想‘造福一方’。新形势下招商、发展，一切按规定来，反而简单了。”书记说完还不忘补充：“我们过去也是这么办的。”

　　“虽然现在不直接考核GDP了，但对我们县，经济还是至关重要。最近在谈一个大型新能源企业，可以满足多少群众就业，带动多少产业发展？”

　　该书记透露，他也受到了“倒逼”——“年终考核就有‘敢于担当’相关条款，听说还要一票否决。”督导组、巡视组等也要对其监督，“是不是庸官，都盯着呢”。他还称，这两年，政治、生活、工作纪律都得到强化。有作为不仅属工作纪律，更是政治纪律的重要方面。

　　不过，他也坦承，有些工作不好界定，“企业必须办的手续没办完，初步有合作意向的项目最后被别人抢走了，不能叫‘不为’吧？手续不全还引进，就是更糟的‘乱作为’了。”

　　在没有物质奖励的原则下，如何激励下属“有为”，也成为一把手面临的难题。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方法主要有亲自带头、精神激励、“职位诱惑”等。

　　上述书记就称：“我自己都这么拼，给下面同志布置任务后，一级传一级，能带动他们啊。毕竟人事权还掌握在我手里。”

　　而某市每季度评一次的“勤廉标兵”，虽不发物质奖励，但到大会上领奖状，书记亲自表扬并握手、颁奖的“待遇”，还是让一些干部“受宠若惊”。

　　“会做思想工作也很重要。”在参加一次演讲比赛时，四川某县纪委书记被演讲者所述在艰苦环境下坚持工作的情形打动，赶紧给“家里”打电话，让一度抱怨“工作压力大、没动力”的纪委干部都来听听，回去后挨个谈认识。

　　不过，现实中职位激励似乎更有效。某市局长刘硕透露，经批准，他最近正在局里搞“中干轮岗、竞聘”。“科室的重要程度有差别，我这里老同志不少，这么做也是给能干事的年轻人机会。”果然，该措施一推出，有人想保位，有人想升官，每个科室做事都更积极了。刘硕在思考，可否将轮岗扩大到全局？

　　一名招商局长还向廉政瞭望记者自曝，“前不久，他在全局大会上公开宣布：“大家在外招商很辛苦，我给咱局争取了三个后备干部名额。只要大家好好做事，组织上看得见。”在和各部门会谈、交流时，他还会带上在家的后备干部，对其“隆重推荐”。

　　个别科级单位还有一招——“增设内部机构”。“负责人由单位出任免文件，还是科员，但福利增加了，每年内设机构还会分到部分经费。现在大家都盯着这个，有个内设机构还设了两个副职。”该单位一名干部透露。不过有专家表示，这种方式已涉嫌违规。

　　梳理以上方式不难发现，新形势下，行政命令仍是激励一把手和干部“有为”的重要方法。这与目前“对上负责”的体制有关。而激励手段的贫乏，则暴露出部分官员在思想觉悟上、对工作宗旨的认识上有所偏差。

　　干部内心如何“回归”？

　　“在如今深化改革任务非常艰巨的情况下，‘为官不为’现象变得突出的一个背景是，反腐反‘四风’下，旧的‘潜规则’那一套行不通了，新的观念、方式的建立及深入人心还需要一个过程。”反腐专家任建明告诉记者，激励干部有为，不仅需要外在的“倒逼”，也需要配套制度的建立，干部内心的“回归”。

　　廉政瞭望记者通过网络，向成都、重庆等地的20名普通公务员了解“影响你工作积极性的最大因素是什么”，16人的答案是收入偏低。

　　“基层干部权力最小、压力很大，涨工资的诉求有合理之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探索推行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职级与待遇挂钩制度，这是一个方向。”四川省直机关党校教授魏敏生说。

　　而任建明也表示，过去改革的一个经验是增量调节。灰色收入砍掉后，可增加对基层干部的补助，并使其收入真正阳光、接受监督。

　　不过，更多专家指出，即使收入真不高，也不能成为其“不作为”的借口。

　　“公职人员所得，除了稳定的福利保障外，更多是在精神上。如开阔的上升空间，以及付出之后，改变社会、获得尊重的成就感。”成都市委党校教授刘益飞说。复旦大学教授李春成也呼吁，我国干部激励体系需由“外在利益”驱动(物质激励和权力强制)，向“内在利益”(“有为”后良心安宁等)导向转变。

　　“同样，也不能因为‘搞变通’、‘拉关系’等旧办法失灵，就不知所措，不敢作为。刘益飞认为，正常规则的确立，将促进官风的净化，带动社会风气好转。

　　“思想上的纯洁性与行动上的敢作为，是一体两面。” 多名专家指出，党政主官和普通干部都应加强对理想信念、责任担当、为政品德等方面的教育，提升思想境界，守住清贫，增强奉献精神。不久前，中组部亦发文强调，要在干部培训中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对“有为官”的标准及干部努力的方向，习近平已用20字做了概括：“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有专家告诉记者，20字中，清正廉洁是前提，是成为“有为官”的基本要求，“只有自身干净，才更能放手大胆干事。”

　　专家还指出，激励“为官有为”，还需建立更科学的配套制度，如改革干部考核与选拔机制、试行对改革者的“免责”条款等。

　　魏敏生等提出，考核指标的设计，应加强对干部从事“开创性”工作、“急难险重”任务的激励，考评方式扩大民主。干部选拔时，应从目前的“伯乐相马”，过渡到有一套成熟的制度，避免“劣币驱逐良币”和“染缸效应”。

　　“另一方面，也要增设对敢于先试的改革者的免责条款，让领导者在树立法治观念的前提下，大胆试错，以实际行动破除‘出头的椽子先烂’等‘不良哲学’。”魏敏生说。

　　不过，采访中不乏基层干部提醒，虽说现在吏治趋严，但在一些地方，“不作为”甚至搞变通，仍有一定基础。一名干部对记者神秘表示：“以前招商，和老板打交道都到饭店吃喝。现在，一桌人齐刷刷直奔设在小区的私人会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