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生频遇害是“剩男”恶果？

　　近20年，我国犯罪率较之以前已经增加近两倍，而其中出生性别比导致的青年人口男女比例失衡正是原因之一。

　　撰稿｜陈 丹

　　8月5日，23岁的四川姑娘徐梦娜受“干爹”邀请，只身前往西安创业，至今下落未明。

　　8月9日，重庆邮电大学20岁女孩高渝从老家错搭一辆私车然后失联。十日后，被证实已遭杀害。嫌疑人蒲某，男，41岁。

　　8月11日晚，上海浦东一名17岁的女生看完球赛回家途中，被人盯上，随后被残忍杀害。嫌疑人张某，1994年生。

　　8月12日，苏州吴江19岁女大学生高秋曦，从苏州前往南京时突然失联。8月27日，证实女孩遭抢劫遇害。嫌疑人王某某，男，19岁。

　　8月21日，23岁的女子凡莎莎在苏州准备乘动车回家。但两天后，警方却在郊区水塘找到了蹊跷死亡的她的尸体。

　　8月21日，22岁女大学生金某在济南火车站转车时误上一辆黑车，随后被司机绑架、囚禁4天，其间遭遇多次殴打、恐吓、强奸、性虐。嫌疑人代某，52岁。

　　8月29日上午，就读于浙江金融职业学院的21岁女孩王金芳从家中出门办事，遭遇抢劫。当晚，警方在某村道一口井里发现了她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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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联、抢劫、杀害、囚禁……刚刚过去的黑色8月，全国各地有关女性失踪、遇害的事件不绝于耳，受害者清一色是年轻女性，嫌疑人又都是18岁以上年富力强的外地男子，这些触目惊心的案件背后，是偶然，还是有着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

　　“剩男”很危险？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犯罪率出乎预料地大幅下降，各路学者给出各种解释，如经济发展强劲、人口结构老化、死刑增加等等。然而，经济学家史蒂芬·列维特另辟蹊径发现了原因所在：美国犯罪率的下降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各州陆续通过的堕胎法直接有关。通过堕胎法，美国大大减少了那些不想要而又不得不生下来的“多余”孩子，而这些“多余”孩子，研究表明更容易卷入犯罪。

　　2004年美国和英国的两位学者合著《光棍：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意义》，提出了关于性别比失衡与社会稳定的关系。该书出版后，在英美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男性人口过剩会给国内和国际社会安全造成威胁，处于社会底层的年轻成年男子，为了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会通过暴力和犯罪方式“联合”起来。例如，中国清朝末年的“捻军”，这个“光棍” 叛乱集团曾一度控制了600万人口的地区。

　　可见，人口结构对社会安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前，中国社会正面临着一个严峻而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大批想要成家而无法成家的“剩男”人口正在累积，他们正成为一种潜在的不安定因素，社会稳定受到极大的挑战。

　　研究表明，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合适的性别比大约在102-107的范围内，即每出生100个女婴，男婴出生数为102到107个。由于男婴死亡率略高于女婴，这样的出生性别比成长到适婚时期时，男女性别比例就基本持平。因此，人口学家把这个指标称为出生婴儿性别比的恒定值。

　　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程度之严重、持续时间之长，前所未有，已成为世界人口之最。

　　1982年“三普”(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8.47；1990年“四普”时，上升到111；到了2000年“五普”时，跃至119；而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时，更高达120.49，超出警戒线13个百分点，也就是说，相对于女性，男性盈余13%。显而易见，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长期失衡，并且严重程度甚至仍在持续扩大。

　　再看一组数据：如果按照男大于女平均两岁婚龄差婚配，30岁男性人口比28岁女性人口多出470多万，22~34岁男性比20~32岁女性累计多出2600多万。事实上，从2010年起，我国婚姻挤压现象就开始显现积累，据此推算，到2020年，我国将会有3000万至4000万适婚男性无妻可娶。

　　同时，随着新型城镇化以及户籍改革推进，中国流动人口更加频繁。这也导致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地区从东部向西部、从农村向城市迅速蔓延，几乎覆盖全国各地：1982年，只有18个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到了2005年，除西藏之外，其他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均偏高，其中，有3个省超过130。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张翼表示：“从目前来看，性别比失调的问题已经开始显现。再加上人口的流动，导致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婚龄女性大量流出，导致大龄未婚男性增多；而在城市，又对男性提出了很高的婚配要求，如房屋、收入等。”人口学专家陈友华预测，“2010年以后，中国将开始持续几十年的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问题。届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各出生队列男性人口中将有超过10%的人找不到或不能如期找到配偶！”

　　男多女少难逆转

　　“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已经持续20余年，累积效应已现端倪。”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说，男女比例协调本是自然进化的规律，然而在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已成为社会一大“顽疾”。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养儿防老”，以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原因。乡村社会里强烈的家族观念，认为男孩才是传宗接代，女孩不过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导致性别比更为显著。如陕西省岐山县计划内二胎新生儿男女性别比高达253.5：100，这个县内青化镇南阳村、焦六村、孙家村，蒲村镇鲁家庄村，凤鸣镇陵头村，雍川镇脱家原村、小营村等7个村自2001年起连续3年间出生的计划内二胎竟没有一个女孩。

　　第二，计划生育政策和B超检查的滥用。由于只能生一胎，为了提高生儿子的命中率，B超等医疗科技选择性流产、引产，还有轻视女婴造成的较高水平的女婴死亡率及溺弃女婴现象等，直接导致目前男女人口比例失调。据估计，在中国，每年至少有30000胎儿因为是女婴而被流产。同时，也可以发现孩次越高，性别比越高。中国的人口统计数据表明：2000年生一胎的性比别为107.1，生两胎的性比别为151.9，生三胎的性比别达159.4。也就是说，生的胎数越多，选择生男孩的越多。

　　第三，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弱势自然会延伸至妇女在现实的家庭、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

　　“婚姻挤压”痛及社会稳定

　　性别比失衡导致的男多女少的问题，日益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陕西省社科院的一个人口战略研究课题就提出：“光棍，不仅仅是个人问题，也是社会问题；不仅仅是婚姻问题，也是社会再生产问题。” 由于性别比失衡，上千万“光棍”无法娶妻，这使得他们成为了一个严重的不安定因素，埋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

　　从社会经济地位的阶梯型婚配模式上看，社会地位高的男性，如职业好、收入高、有文化、有住房等择偶不存在问题；但对于社会地位低的男性，如文化水平低、收入少等，其择偶将难于上青天。因为婚姻挤压主要挤出的是农村“剩男”和弱势群体“剩男”。也因此，男女比例失衡主要发生在县以下的农村地区。由于多年来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农村社会的婚姻挤压已是一个不争的社会事实。在这种婚姻挤压下，农村男青年的择偶成为一个最令父母头痛的大问题。找对象不容易，娶媳妇更不容易，高额的婚姻支付足以令许多家庭贫困的男青年止步于婚姻的大门之外。

　　婚姻挤压的连锁反应是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利影响，刺激并加剧了落后地区的拐卖妇女、买卖婚姻、性犯罪现象的发生。当婚而不能婚的男性剧增，会危及婚姻和家庭稳定，大大增加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等违法犯罪行为。

　　浙江省公安厅统计资料显示，该省近20万外来媳妇中，被拐卖妇女达3.6万人，她们多来自云南、贵州、四川、湖北等欠发达地区。2011年8月，媒体报道上百名越南新娘被卖到湖南山区后集体失踪。这一典型事件反映出我国农村落后地区婚配人口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之后的严峻现实。也因此，一旦社会出现某种突发事件如民事纠纷、官民矛盾、失业等，这些“剩男”可能就是导致社会冲突的不安定因素。实际上，近年来社会上频发的群众暴力事件背后，都有“剩男”、“光棍”的影子。

　　实证研究证明，近20年，我国犯罪率较之以前已经增加近两倍，而其中出生性别比导致的青年人口男女比例失衡正是原因之一。姜保全等学者的研究还发现：年轻人口群体(15~29岁)性别比失衡对犯罪率的上升有很强的解释力，这组人口的性别比每提高0.01，犯罪率相应增加3.03%。王顺安等学者也得出类似结论：这些年来，性别比失衡直接导致了以下几类犯罪增加：拐卖妇女儿童、卖淫嫖娼、强奸、侵害婚姻家庭、涉黑类有组织违法犯罪等。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性别比失衡将是木已成舟的状态。关注这3000万“剩男”问题，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