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周报记者 韩玮 邓全伦  发自上海、广州

　　9月的第3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以下简称“中欧”)迎来了今年EMBA秋季班的开学季。300多名新生聚集在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设计的校园里，他们将在这里度过20个月、每月4天的学习时光，学费58.8万元。

　　不过，在今年一纸官员“禁读令”下，这次开学稍显“敏感”。所谓“禁读令”，是指此前的7月31日，中央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中组部、教育部联合下发通知，要求严格规范领导干部参加社会化培训有关事项。领导干部的范围包括党政机关、国有企业与事业单位。

　　对于高收费社会化培训的界定，另一份配套文件指出，目前，各种EMBA、后EMBA以及各种打着政商联谊、交友、游学等名义的总裁培训班、高级领导人员研讨会、研修班等，属于社会化行为的，领导干部一律不得参加。

　　EMBA，又称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2012年田朴珺事件之后，EMBA以一种畸形而迅猛的方式走红，并因集合富商、政要、明星等元素屡遭舆论非议。

　　但有EMBA学员直言，猎奇性的文字片段放大了个别商学院的浮躁外象，忽视了中国商学院在推动民企、国企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

　　有学者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指出，从主流来看，EMBA培训对推动国企的改革发展更多具有积极意义，一刀切地将国企领导限定在商学院之外的做法或许值得商榷。

　　政界校友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成立于1994年11月，次年5月开设MBA、EMBA课程。截至2013年底，这家国内顶级商学院已培养了9000余名MBA及EMBA毕业生。

　　依照往年，中欧每期EMBA学员里约有5%的政府官员。而今年，中欧市场及公关部助理主任袁梅在回复给时代周报记者的邮件中只表示，“目前的课程运作一切正常，今年的秋季招生我们已在按中央的有关精神执行”。除此，她没有解释更多。

　　但在中欧今年的招生简章上，左上角依然印有字样：中欧拥有中国大陆商学院规模最大、阵容最强的校友网络。建校20年来，中欧的校友政要巨贾云集。

　　南中欧，北长江。2002年11月启动EMBA培训以来，李嘉诚基金会捐资创办的长江商学院(以下简称“长江”)同样吸引了众多党政机关及国有企业的领导干部。

　　据院方介绍，长江EMBA至今已招收学生20多期、5000余位，超过76%的学员拥有副总裁及以上核心管理职位，其中不乏省部级领导、央企及大型国企董事长，比如广东省属国企粤财控股原党委书记梁棠等。

　　详细的EMBA学员构成分析则显示，长江所招学生的平均年龄为40.6岁，22%的人员来自国有企业，这一比例低于民营企业的33%和股份制企业的25%。

　　除了中欧和长江，开设EMBA课程的“第一梯队”学校目前还有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等，两年的学费多在50万-70万元之间，其中长江报价最高，为68.8万元。

　　据时代周报记者梳理，时下的在任官员中，相当一部分都拥有EMBA学习经历。尤其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省市，读过EMBA的官员更是大有人在。不过，这些现任官员的简历上并未注明各自的毕业学校。

　　落马官员中的EMBA学员更不少。比如广州市科技和信息化局原局长谢学宁是中山大学EMBA硕士；内蒙古原统战部长王素毅2003-2005年曾就读长江商学院EMBA班；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原副主席李堂堂均拥有EMBA学历。

　　9月8日，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官网的EMBA学员名单中还有3名现任省部级官员的名字，9月9日，这3人的名字已被删去。

　　中国式异化

　　在舆论的视野里，贝聿铭设计的中欧校园正是中国EMBA教育的起源地，聚集在此的政商人士以及结成的关系网络毫不简单。

　　EMBA最早由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于1943年首创，在美国，EMBA的实质是一种授予学位的在职培训，尤其适合那些职位升至中高层而又没有MBA学位的管理人员。EMBA学员由公司推荐，利用业余时间集中上课，课程内容广泛，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1995年，EMBA课程率先由中欧引入国内，第一期中欧EMBA共招收了42名学员，当时学费10.5万元。2002年7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出《关于开展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专业学位教育工作的通知》，正式批准了30所大学试点开办EMBA教育。

　　“短短12年，中国也许拥有了世界上最多的EMBA学生；EMBA可能是中国目前在商科和管理方面唯一取得卓越地位，并获得世界认可的项目。”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在钱颖一看来，这与国内EMBA学生构成不无关系。在西方，读EMBA的多为中层管理者，而中国学生一般是40多岁的高层管理者，他们愿意付很高的价格读EMBA，使EMBA项目成为国内很多顶尖商学院最大的收入来源。

　　EMBA在国内的发展，很大程度浓缩了经济变革发展的历程。“中国最早一批EMBA，是因当时经济市场改革，企业制度转型及互联网出现的新机会应运而生的。”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刘胜军告诉时代周报记者，很多企业家并未接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而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依靠自我摸索获得成功；EMBA教育顺应了这些错过现代管理教育机会的企业家希望补课、获取管理学知识的需求。

　　中国EMBA教育采用市场化运作模式，培养院校被国家赋予了在招生、录取和培养方式上较大的自主权。按照官方规定，具有本科以上学历，8年以上工作经历(其中4年以上管理工作经历)，较大规模企业的现职高层管理人员才可报名。考试、面试的题目，均由办学机构自行出题。

　　但这亦导致中国EMBA的发展，相比国际上发生了“异化”。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一位不愿具名的老师表示，首先是入学资格上，国外的EMBA课程，有大约70%的知名高校要求学员通过GMAT(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而国内却并没有相应的要求。

　　其次，国内EMBA招生人数已明显高于国际平均标准。一般来说，国外商学院为了保持EMBA精品化的地位，每年招生人数最多都不会超过100人。

　　此外，国内EMBA的受教育群中还出现了国外鲜有的群体—行政官员。

　　“中国的地方官员大多在经济建设上着力甚多，EMBA课程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帮助他们理解经济、理解企业；而党校没有设置这样的课程。”刘胜军说。从现实利益考量，EMBA这纸文凭的确能为官员的学历“镀金”，有利晋升。

　　但今年广东“两会”，官员就读EMBA遭到了诟病。民革广东省委向广东省政协大会递交提案，建议颁布官员禁读EMBA令。提案的焦点围绕高达数十万元的学费。官员就读EMBA的学费来源理论上有官员自筹、任职单位承担和商学院减免3种。民革广东省委通过调查发现，几乎没有官员自费进修EMBA，后两种方式盛行。

　　“有的政府部门为就读EMBA的官员承担全部学费，用纳税人的钱去干与政府管理工作无关的事情，这本身就违反政府部门的财务规定。”上述建议书提出的质疑已被舆论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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