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报道：重振山西

　　策划人：舒 炜

　　一年之内8个副省级干部被拿下，这是建国以来，在一省范围内，决心和力度均为最大的一次反腐。

　　一时间，社会舆论中充斥着山西官员盲动、混乱和无所事事的负能量，其实和山西此刻真实的官场生态有一定出入，我们希望呈现的是不被妖魔化的普通干部状态，当然也愿意去挖掘他们中一部分人对待进退和自我的态度，甚至有痛苦和反思。

　　但这仍不是我们做这组报道的重点。立足现实，着眼未来，期待看到山西官场在强震之后能得到重振。据人民日报消息，9月30日8时，山西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经中央批准，黄晓薇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和省纪委书记；重庆市委秘书长吴政隆、山东副省长孙绍骋、科技部副部长王伟中、国家安监总局副局长付建华调任山西省委委员、常委；免去李兆前同志山西省委常委、委员和省纪委书记职务。提名付建华为山西省副省长人选。

　　随着中央这新一轮人事布局和山西方面的连续反腐表态和动作，这场重振的大幕已经徐徐拉开。山西干部们若能彻底改变异化的官商圈、政治链，依然能重新站立起来。

　　山西落马贪官症候群

　　文_舒炜

　　8月底，在山西官场倒下第8个副省级官员后，60多岁的老干部黄云叹了口气：“没想到，我们的官场生态会那么糟。”

　　官场生态糟，“病人”自然不少。山西经过这段时间的强力反腐，官员的心态也在大起大落，一些自身有问题的官员已然无法承受这种变化带来的压力，表露出了一系列症状，医学上称之为症候群。

　　据说，全世界有16%的人或多或少有忧郁症，发病的原因主要在于社会环境和人生境遇。如今的山西官场上，已落马和仍潜伏着的贪官们恐怕也或多或少沾了点这个症状。病情恶化的，还会产生妄想、幻觉等并发症。有怕东窗事发把钱藏在床下的，有天天担惊受怕靠安眠药辅助入睡的，睡着了还有梦到被纪委带走的，更决绝的是运城市经信委原主任董学刚，他因牵扯到向原市委书记王茂设买官，在两次被相关机构叫去问话后，忧郁症在重压之下释放，选择了跳楼自杀。

　　贪官的心理，往往都是不健康的。由此，可能会产生多重人格。他们在上级面前骗，下级面前瞒，同级面前装，在遭受压力时，更有可能走极端，恨不得天下大乱。这不，一些昔日“对头们”互相举报，如洪洞的公安局长，就正在举报着临汾的副检察长，有的甚至是“死也要拉个垫背”，廉政瞭望记者就接到过当地好几起处级以上的干部问题爆料。

　　腐败导致整个政治生态系统在一段时间里看似“生机勃勃”，因为很多人通过腐败可以获得更多的利益，这里面从不缺少狂躁症的贪官。他们的情绪常常处于亢奋状态，并伴有过度反应。很多长治人都知道，杜善学性格霸道、脾气暴躁、爱骂人，但却非常“惧内”，在其落马后，老百姓也痛痛快快骂了老杜一回，当然此君已难听到了。

　　身病好治，心病难医。陈川平、任润厚能够控制癌症病情，却无法打败自身贪腐的心魔。当然，也败在了自己不正的三观。如有媒体就报道，金道铭、杜善学和令政策还“共用情妇”……

　　最近，山西官方多次正视了自身的官场生态问题，这必然需要有一定的生态修补和恢复措施。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毛寿龙提到，倘若廉洁官员给人的印象是胆小怕事，腐败官员给人的印象是有魄力有勇气，还干了好多事情，觉得他们有些冤，这本就是一种腐败的政治生态，这和反腐败的标准不够统一有很大的关系。

　　其实，好的政治生态，防止的是“劣币驱逐良币”式逆淘汰，保证的是“干事者得利、有为者有位”，在这个意义上，已经生了一场大病的山西官场，在稳定人心和大局的前提下，还得继续治疗，猛药不能停。

　　“病人”陈川平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发自山西太原、运城

　　8月23日，今年52岁的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8月28日，中央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

　　在山西官场，陈川平带“病”提拔的故事人尽皆知。早在太钢集团担任副总经理时便罹患胃癌的陈川平，一边与疾病斗争，另一边却青云直上。46岁跻身副省，连任两届中央候补委员。直到落马以前，陈川平都被视为前景看好的政治明星。

　　身为山西省政治中心的太原，近年来一直不平静。陈川平的前任，原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数月前接受调查；陈川平曾经的搭档，原太原市长张兵生，因为“在换届期间，犯有严重错误”，三年前被免职；陈川平的下属，太原市前后三任公安局长苏浩、李亚力、柳遂记，在数年之间因为各种原因丢了官帽。

　　陈川平的落马，无疑是给本不平静的太原官场，投下一枚震撼弹。

　　一名山西省当地干部告诉廉政瞭望记者，一座城市前后两任市委书记落马，前后三任公安局长被带走，还有一个市长因为违纪被免职。“真正生病的，恐怕不只陈川平一个人。”

　　运城老乡

　　在太钢集团内部，陈川平拥有相当不错的口碑。一名太钢集团内部人士向记者讲述了两则旧事。

　　陈川平的住房，是上世纪90年代陈在太钢集团任处长时分配的。后来实行房改，陈川平买下了该套住宅。陈川平当上太钢集团“一把手”后，有机会搬进供集团领导居住的更高档的住宅，但他一直没有动。

　　离开太钢集团后，陈川平历任山西省副省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可他依旧居住在当初的住宅。“一个省委常委，就住在企业的职工小区里，估计不多见！”该名人士说道。

　　另一件事，是陈川平升任总经理后，在太钢推行“4050人员”内退，目的是减少冗员。这是一件得罪人的事，但陈川平一上来就让自己夫人内退。看到陈川平的夫人都退了，其他人也无话可说。正是在陈川平任内，太钢职工从过去的7万减少到3万多。

　　陈川平出任太钢总经理不久，就传出他罹患胃癌的消息。廉政瞭望记者在采访时也听到另一种说法，陈川平担任副总经理时，与时任企业负责人存在矛盾。他知道自己的病情一旦公开，肯定晋升无望，因此一直在秘密治疗。直到他出任总经理的事水落石出，才公开自己的病情。

　　陈川平与癌症做了长期斗争，还去国外治疗过。他的胃被切除了三分之二，并从此不沾烟酒。

　　在北京做手术时，陈川平不仅有专门的护理团队，连秘书、办公室人员都带在身边。出手术室没几天，他就在病房听汇报，做指示。一名太钢集团人士告诉记者：“对这件事，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有人说陈川平揽权，自己都病成那样，还要遥控指挥；也要人说陈川平敬业，带病坚持工作。”

　　上述太钢内部人士介绍，陈川平在太钢时，几乎没有关于他的负面传言，这在记者关于数十名副省级贪官的采访中是罕见的。有关陈川平的唯一一则传言，就是说他背景深厚。“陈川平有能力不假，但毕竟是个癌症病人。他能一边治病，一边工作，病治好了继续提拔，上面没人关照几乎不可能。”

　　谈及陈川平的背景，自然和他的家乡脱不了干系。长期以来，忻州、吕梁等地为山西政坛贡献了大批干部，以至于官场中有“五台帮”、“吕梁帮”的说法。近些年来，来自运城的官员在山西政坛升势显著。

　　陈川平与原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都是山西运城人，杜善学的老家在运城市临猗县，陈川平与令政策，则同是运城市平陆县的老乡。

　　陈川平的父亲陈天奎，曾担任平陆县人大主任。一名平陆的退休干部告诉记者，陈天奎与令政策的父亲，在平陆时肯定是认识的，但说有多深的交情却谈不上。陈川平执掌太钢时，杜善学、令政策等运城老乡都是在山西政坛握有实权的人物，彼此间走动频繁，也不令人意外。

　　今年6月以来，山西反腐三创“一天打两虎”纪录。6月19日是第一轮。当天，中央纪委宣布调查杜善学与令政策。有媒体报道，当时还在位的陈川平，“听到消息，脸色大变”。

　　太原往事

　　由太钢集团“一把手”升任副省长两年后，陈川平开启了自己主政太原的时光。一名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告诉记者，陈川平是个想做事的人，但经历了申维辰主政后的太原，此时情况相对复杂。如何摆平官场里的各种关系，耗费了他大量精力。

　　在太原任职期间，陈川平曾处理过一次小区供暖故障。在现场办公会上，市政部门负责人表示最快三天才能修复。陈川平当场把太钢集团负责供暖的负责人找来，问他多久能修好？该人士说一天之内能修好。陈川平立刻拍板，把这单活交给太钢的人来做。

　　这件事情之后，有人却把告状信寄了出去，说陈川平施加影响，为自己的老关系捞工程做。陈川平为此十分生气，在一次会议上拍了桌子。

　　陈川平素来以作风强势著称，他到太原后的几任搭档中，有两人同样是以强势领导风格著称。一名当地人士介绍，陈川平还没到与人翻脸的程度，但在有些事上，可以清楚感觉到，两名领导的思路不一样。

　　一名太钢人士介绍，陈川平在私下场合，曾直言他在太原的某名搭档没摆正位置。还感叹在政府想做点事，远不如在企业时得心应手。

　　陈川平的强势作风，在处理太原公安局长人选问题上，表现得更充分。陈川平初来太原时，担任公安局长的是苏浩。一名当地警界人士介绍，苏浩在山西官场人脉深厚，在太原公安局里几乎一手遮天。苏浩在太原公安局推行的警务改革，得到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高度评价。苏浩的办公室里，就放着自己与周永康的合影。

　　但陈川平却不看好苏浩，甚至好几次在会上严厉批评对方。苏浩为此心灰意冷，还跑去北京活动，希望能挪个地方。后来苏浩陷入“私生子”风波，虽经过组织调查，认定是诬陷，却对仕途冲击不小。

　　一名当地人士介绍，陈川平没有去保苏浩，甚至希望借此事让苏浩离开太原。陈川平“修理”苏浩的事，让太原官场里的人都说，陈川平可是什么人都敢弄！

　　苏浩调离后，新上任的局长李亚力同样未能讨得陈川平欢心，并在一年后，因为其子酒驾被免职。

　　此时的陈川平，力主由自己的平陆老乡柳遂记接任公安局长。一名当地人士介绍，柳遂记在官场口碑极坏，多年来都有人通过各种形式在举报柳的问题。柳遂记最终走马上任后，太原许多人都对陈川平颇有微词：“尽管柳遂记是你的老乡和亲信，也不能这么偏袒吧！”

　　煤改争议

　　陈川平的姐姐曾担任运城市政府副秘书长，陈川平的哥哥陈胜平，在北京军区服役多年，后来下海经商，在河北成立秋冶公司，从事钢铁贸易。因此外界猜测，陈川平的落马，或许是由于通过钢铁生意，向其家族输送利益。消息人士告诉记者，就在陈川平落马当天，有相关人员来到位于河北的秋冶公司办公地址了解情况。

　　太原太钢的中层干部表示，秋冶公司的法人代表是陈胜平的妻子，陈川平的嫂嫂，陈胜平也经常在生意场上抛头露面。以陈川平的个性，即便真想为家里捞笔钱，也不太会做的如此明显。“陈川平这种人，即便要吃也会顾忌吃相。况且秋冶公司与太钢的业务联系并不多，哪怕中间有些猫腻，也不会是陈川平落马的主要原因。”

　　一名太原政界人士介绍，现在谈到陈川平，人们往往只说两段经历，一个是在太钢，一个是出任太原市委书记。陈川平担任副省长的两年多时间，几乎没有人关注。“其实这两年，才是陈川平最容易出问题的时候。陈川平是分管煤炭产业的副省长，同时还是当年备受争议的山西煤改的主要执行者之一。”上述人士说道。

　　2008年以来，山西省强力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计划通过重组整合，使山西矿井数量由以往的2600座减少到1053座，7成以上的矿井年产量实现90万吨以上，年产量30万吨以下的矿井全部淘汰。

　　此次煤改，被称为山西有史以来力度最大的煤改，甚至引发了“国进民退”的大讨论。2008年刚升任山西省副省长的陈川平，成为此次煤改的主要执行者。山西当时成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由省长任组长，陈川平任副组长。

　　此次煤改的一大争议，是众多江浙煤老板认为，政府以及山西本地国企，在用低价强行收购自己的企业。

　　2010年初在北京举行的山西省煤炭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情况新闻通气会，一度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江浙商人通过各种渠道反应情况，希望山西方面做出让步。甚至有家浙商机构表示，如果自身诉求得不到满足，就要把山西列为浙商投资预警区域。陈川平不为所动，坚持不作出让步。事后，有一家浙商机构将山西与迪拜并列为“2010浙商投资预警区域”。陈川平则在一次会议上表示：“我是做企业出身的。好些个煤老板，经商的时间还没我长。用这种小儿科逼迫政府，简直可笑。”

　　一名知情人士介绍，身为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副组长的陈川平，权力远比其他副省长大。“中小煤矿被大企业兼并时，收购价格怎么算？陈川平在其中发挥着巨大影响。他稍微动点脑筋，就能发大财。”

　　这名人士表示，陈川平因何落马，相关部门还没有公布案情。但不排除一种可能，陈川平曾给予某些有特殊背景的煤老板以奥援，帮助他们高价转让煤矿。

　　这名人士同时感叹道：“陈川平走到这一步，的确令人惋惜。他不仅是年轻有为的政治明星，曾经更是山西官场公认的干才，但他之前隐藏得太深，把我们全都骗过了。”

　　吕梁故事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发自山西太原、吕梁

　　在这场已持续数月的山西官场地震中，地处山西西部的吕梁市，震感格外强烈。

　　吕梁市原市长丁雪峰、原副市长张中生、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以及邢利斌 、贾廷亮、袁玉珠等当地富商被带走接受调查。在近期落马的山西省部级官员中，有3人曾在吕梁任职，分别是曾担任市委书记的聂春玉、杜善学和曾担任市委副书记的白云。

　　从2002至2012年，号称中国煤炭产业的黄金十年。拥有丰富煤炭资源的吕梁，从昔日的贫困山区，一跃成为山西经济重镇。吕梁经济飞速成长的十年，正好与聂春玉、杜善学主政当地的时期重合。

　　如今关于山西官场的一句话流传甚广——在晋南做官是和人斗，在吕梁做官是和钱斗。一名吕梁当地人士告诉廉政瞭望记者，聂春玉与杜善学，这两名籍贯晋南的官员一前一后来到吕梁，其实“既在和钱斗，也在和人斗”。

　　被架空的聂春玉？

　　吕梁有13个县市，有9个位于山区。1998年，吕梁的经济总量在山西省叨陪末座；1999年，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出现负数。与此同时，吕梁也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从北京到太原，都有一批籍贯吕梁或长期在吕梁工作过的干部。

　　2003年，聂春玉从山西省政府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的岗位上空降吕梁，担任行署专员。一年后，吕梁撤地建市，聂春玉转任市长。2006年，聂春玉担任市委书记，直至2011年晋升省委常委后才离开吕梁。

　　8年的吕梁时光，是聂春玉仕途中的关键一站。聂春玉主政时期，适逢煤炭价格暴涨，吕梁经济增势迅猛。不过聂春玉在当地却没有什么好口碑，不少政商界人士或普通市民，都给廉政瞭望记者说了句相同的话：“吕梁经济发展，主要得益于煤价上涨，和聂春玉没多大关系。”倒是关于聂春玉买官卖官的传闻，早在其落马前，就成为吕梁百姓津津乐道的谈资。

　　有一点可做对比，同为落马高官的杜善学，是聂春玉的继任者，曾担任过一年时间的吕梁市委书记。如今许多吕梁公务员在谈及杜善学时，除了说此人胆大妄为之外，也会肯定杜的能力，认为他有魄力，手腕高。甚至有人在饭局上评价道：“杜善学在吕梁一年，比聂春玉8年干的事还多。”

　　初来吕梁的聂春玉，只是“二把手”，彼时的“一把手”，是吕梁本地成长起来的干部，素来以作风强势著称。据吕梁当地人士介绍，聂春玉既是“外来户”，本身个性也比较温和，因此无论当专员还是市长，几乎是不显山不露水，唯“一把手”之命是从。

　　一名熟悉当地政情的人士介绍，聂春玉之后能扶正，可能与他这种性格有关。在领导眼里，他是个听话的下属，在吕梁本地干部看来，个性温和的聂春玉，也是个好打交道的人。

　　当上市委书记后的聂春玉，“温和”的个性开始改变，在一些议题上，他也想把主导权抓在自己手里。为此，他和本地干部之间还产生过矛盾。据介绍，在常委会上，曾有人公开挑战聂春玉的权威，拍着桌子说他乱拍板。聂春玉红着脸，最终隐忍住，只淡淡说了句：“你的情绪太激动。等你冷静下来，咱们再好好沟通。”

　　一名吕梁处级官员介绍，聂春玉抓经济工作的本事一般，但在摆平官场关系中却有一套。他从不跟人正面冲突，哪怕被触犯也能隐忍不发。另一面，他特别善于拉住一派、孤立另一派。

　　在山西官场，有关于“吕梁帮”的说法。聂春玉身为市委书记，遭到本土干部挑战后，他没有同所谓的“吕梁帮”翻脸，而是迅速拉拢其中几个山头，共同对付其余的人。聂春玉主政吕梁时，重用了数名吕梁籍干部，并以此与当地势力完成结盟。

　　此前一度有聂春玉被以副市长张中生为代表的吕梁本地势力架空的传闻，一名当地人士介绍，有些事情上被掣肘难免，但说不上架空，在现行体制下，几乎不存在市委书记被架空的可能性。如果真有所谓的“吕梁帮”，里面大多数人都被聂春玉拉拢了，剩下几个不听话的，也被踢出局。“再说了，真要架空也轮不上张中生。张比起真正的吕梁官场教父，还差了好几个档次。”

　　“千万别招惹‘杜根子’”

　　一名吕梁干部告诉记者，聂春玉后来能与吕梁本土势力相处融洽，除了聂的政治手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飞涨的煤价拉动吕梁经济起飞，聂春玉与其他人都把心思放在捞钱上，不想因为内斗丢掉发财机会。

　　聂春玉主政吕梁时期，当地买官卖官之风发展到极点。在吕梁当地流传着这样的说法，“位子轮不到，不是人不到位，是钱不到位。”

　　2009年秋天，吕梁市组织进行“13市县区公推县长人选”。此项工作结束后，一篇《一顶乌纱帽，千万雪花银》的帖子开始在网上流传。帖子的作者自称是吕梁市的一名副县长，举全家之力在提拔县长的关口行贿400万，最终依然失败。而他的竞争者，据说花费高达2000万。

　　事件曝光后，吕梁有人主张严惩发帖者。聂春玉此时又展示出自己“温和”的一面，不但没有追究发帖者的责任，还竭力将那些落选者安排到市里各局担任局长。聂春玉甚至亲自出面，找那些花了钱却落选的干部谈话，劝他们“丢掉包袱，轻装上阵。”

　　2011年，聂春玉如愿晋升省委常委，吕梁迎来了另一名籍贯晋南的市委书记——杜善学。

　　与政研单位出身的聂春玉不同，杜善学经历了省级机关与地方多个岗位的历练。杜善学与原山西省政协副主席令政策是运城老乡，两人上世纪80年代同在山西省委、省政府办公厅工作，在那时便已认识，此后多年亦经常联络。

　　杜善学来到吕梁后，立刻展现出强势作风。在推进三项整治时，杜善学大刀阔斧，不怕得罪人。吕梁当地人士介绍，说三项整治是面子工程也没错，但通过这项活动，吕梁的市容环境的确为之一变。

　　在吕梁民间，杜善学也收获了截然相反的评价。有人说他是“杜根子”，咒他断子绝孙，也有人赞其有魄力，许多年拆不掉的房子，杜善学几天就铲平。

　　记者在吕梁还了解到，因为修建道路需要拆除离石区的一片房屋。杜善学在任时，给出的一口价是50万。后来杜离开吕梁，拆迁价涨到了500万。

　　聂春玉对于吕梁本地干部，实行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杜善学却有些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据媒体报道，杜善学曾当面斥责一名背景深厚的吕梁本地官员，“你有什么关系，我知道，我有什么关系，你不知道，我想让你滚蛋，能三点，不四点。”

　　一名吕梁处级干部介绍，他亲眼看见杜善学痛斥一名县委书记。骂了半个小时，县委书记吓得双腿发抖。在吕梁深耕多年的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中生，在杜善学手下也不敢造次。张中生曾经在饭局上抱怨过杜善学太霸道，这话传到太原后，张中生接到一名与他关系不错的官员的电话，告诫他“退一步海阔天空，千万别招惹杜根子。”

　　黄金十年的终结

　　在吕梁的政商网络中，煤老板们还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据知情者介绍，吕梁的煤老板与普通的行贿者不同，他们还起到穿针引线，甚至在各方利益团体中充当中间人的作用。

　　因“七千万嫁女”而闻名的山西联盛能源集团董事长邢利斌，与聂春玉之间的关系就颇让人玩味。据当地人士介绍，聂春玉以拉一派，打一派的策略收服本地势力的过程中，刑利斌扮演了重要角色。邢利斌是吕梁本地人，与当地官场人士交集甚多。聂春玉甚至通过邢利斌，与几名本土实力人物建立起某种默契。

　　上述知情者说：“为什么聂春玉在吕梁时官场一团和气？因为彼此间都知道对方那点事。比方说吧，邢利斌给聂春玉送了多少，张中生心里有数；袁玉珠给张中生送了多少，聂春玉也有耳闻。邢利斌与袁玉珠，还是商场上的合作伙伴。搞了半天都是一家人，那还斗什么？”

　　邢利斌还利用自己的人脉资源，让聂春玉结交更多朋友。一名知情人士透露，邢利斌曾与自己生意场上的朋友苏仁达一起赞助一场演出活动。聂春玉原先并不准备出席，邢利斌却打来电话，说演出活动中的某名歌星最近很火，在北京开演唱会，徐才厚都去捧场。聂春玉闻听此言，立刻改变行程。

　　2011年1月，聂春玉升任山西省委常委，坊间多有传言称邢利斌和在交口盗采煤炭的“福建帮”或为其金主。

　　2012年，邢利斌在三亚高调嫁女，引发舆论哗然，山西省领导因此颇为愤怒，甚至有人建议要查一查邢利斌哪来的这么多钱？此刻身为省委常委、统战部长的聂春玉多方周旋，最后让此事不了了之。

　　关于吕梁煤老板在聂春玉之后，又一路撒钱将杜善学扶上省委常委宝座的传闻，太原一名离休干部表示，杜善学到吕梁的时间很短，和当地煤老板的关系远不如聂春玉。况且杜善学作风霸道，吕梁本土势力敢怒不敢言，不太可能花钱为其买官。真正帮助杜善学青云直上的，另有其人。

　　如今漫步在吕梁街头，并不能感受到官场强震带来的冲击。大多数吕梁人，更关心另一件事：煤炭产业黄金十年的结束。比起数年前的好光景，煤炭价格已大幅下跌，这座以煤而兴的城市，正在经历转型的阵痛。

　　一名当地人士告诉记者，客观地说，大多数吕梁人都是煤炭黄金十年的受益者。煤老板买下一座矿山，附近村民能拿到几万元的补偿，大批的劳动力也不用为就业发愁。甚至某些村民就靠去洗煤厂偷煤，一家人一个月也能挣上万。“吕梁过去的经济增长，是因为煤炭价格飙升，不是聂春玉、杜善学的功劳。他们的过，恰恰在于没能利用黄金十年的机会，完成城市的产业转型。”

　　“好行情没有了，吕梁下一步朝哪走？”这名人士问道。

　　治晋三策

　　文_本刊记者 舒炜

　　9月1日，60岁的王儒林离开工作了40多年的吉林，奔赴山西救火。

　　王儒林是河南濮阳人，在吉林省内3个以上的城市主政过，更有吉林省长、省委书记的多重经历，曾和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在吉林搭过班子。

　　在山西当地一些官员看来，王儒林的到来，对山西而言，有两重含义。“王书记具备工业大省的治理经验，同时，在他治下的吉林官场，目前‘风平浪静’。”

　　王儒林的使命和任务不言而喻，山西省委接下来会如何治晋，更是引发各界关注。在王儒林入晋第一天，就要求建设好省委常委班子，改革煤炭管理体制，根除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土壤和条件，分析人士称，这应该就是山西省委近期重点工作的主要内容。他的首次地方调研，也选择了吕梁这个“重灾区”。

　　9月22日，王儒林对山西省社科院的一篇文章作出批示：“请就‘优化政治生态，实现弊绝风清，重塑山西形象，促进富民强省’组织力量进行综合、系统、全面深入研究，要出实招，可操作。”

　　激浊扬清，表里兼治

　　“诚欲正朝廷以正百官，当以激浊扬清为第一要义。”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过的顾炎武的一句话。在廉政瞭望采访的一些山西干部里面，他们普遍认为，山西是中国的一个缩影，山西的反腐正属于“激浊扬清”的一个过程，“激浊”是手段，“扬清”则是目的，这就需要通过表里兼治才能完成。

　　9月1日，在山西省委书记交接的领导干部大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出席，并指出了“山西省委要认真总结腐败案件高发多发的教训，由表及里、举一反三”。

　　那么，在这里面，何为表，又何为里？

　　早在春秋时代的《左传·僖公二十八年》里，山西这片地域就被形容为“表里山河”：“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

　　这里表里的意思是内外，即山西有山河天险作为屏障，但随着十八大之后中央的反腐决心，山西的一些腐败官员们已没有任何屏障。“贪官的保护伞再有多硬，也不会像过去某段时间那样有惊无险，他们腐败盖子已彻底被揭开”。当地一名退休副厅级干部黄云表示。

　　“十八大之后，山西省级干部被查人数创下建国以来纪录。”黄云说，“这样的形势，我工作了一辈子都没遇到过，但这仍然可能只是表象，如果不铲除腐败病根，说不准还会有‘老虎’被打。”

　　黄云表示，做好表里兼治，除了重拳出击，查处案件的“表”之外，更要下力气整治所谓的“帮派文化”，一是官商勾结形成的贪腐圈，二就是一些地方攀龙附凤形成的“帮派圈”，这才是解决山西问题的“里”。

　　9月15日，《山西日报》发表评论称，只要有腐败现象存在，反腐败就没有“休止符”，只有“进行时”，当务之急是，全省上下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山西当前反腐败形势的分析判断和要求部署上来，坚决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这被认为是山西对“关于山西高压反腐要告一段落”这类声音的回应，“过去出现官场地震的地方，一般更换了主要领导，反腐就会告一段落，但现在的要求是一查到底，挖深井，除恶务尽。”山西省级机关一名干部说。

　　在山西省领导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王儒林则用了“四性”来描述目前山西反腐斗争的形势：“严峻性、复杂性、尖锐性、特殊性”。

　　整治圈子，从严治吏

　　1882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他经过沿途察访后， 发现山西境内“民生重困，吏事积疲，贫弱交乘”，于是不无感触地说：“囊谓晋事清简， 亦殊不简也。非表里兼治不可。”张之洞把山西“病痛括之以懒散二字”。

　　山西省委党校前副校长许国生说，山西在历史上是封建体制比较完善的地方，干部的“官本位”思想比较严重，有些干部把人生价值寄托在当官之上。山西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职工人数占全省人口比一度达到全国的1.6倍以上。近期落马的山西官员之间，则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官场圈子”。

　　有媒体曾针对山西官场“圈子”的大行其道评论称，最直接的后果是，常规的选人用人机制可能失灵。德才兼备者，如果入不了“圈子”，哪怕再苦干实干、正直清廉，也没有出头之日；而一些德才不彰之辈，只要攀上了一个“圈子”，很可能平步青云。

　　“一个落马的厅级干部往往会牵出几个处级干部，而省级干部则可能会牵出若干厅级及其以上干部。十八大后山西反腐的一条明线，可能是要斩断过去官场上一些不正常的盘根错节的关系。”有当地干部对廉政瞭望表示，“在山西落马官员的上下级之间、老乡之间、同学之间，过去可能是谁帮了谁，现在则变成是谁供出了谁。”

　　有媒体称，处于腐败重灾区的吕梁和运城等地，部分干部“人人自危，无心工作”，为官不为的情况比较显著。当地一名王姓处长更是对廉政瞭望直言：“说‘人人自危’是夸张了些，但不排除潜伏的贪官中有一种‘落马的人越多，自己被咬出的可能性越大’的担忧。”

　　黄云和几个老干部前几天也聊到了目前的这种情况，在他们看来，“组织上可以通过谈心等方式适当缓解干部群体焦虑情绪，让他们切实感受到为官不易，但也要杜绝为官不为和乱为，毕竟山西干部的主流还是好的。”

　　山西四面临山，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邻中条，北有恒山，这种自然环境容易造成封闭和保守，甚至抱团。习总书记曾强调，“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切实把政治坚定、实绩突出、作风过硬、群众公认的干部选拔上来。

　　江西省委党校比较政治研究中心主任冯志峰曾做过一个省委常委基本构成与领导干部培养机制的研究，在十八大前的省委换届中，山西籍官员在本省任常委的有7人，位居全国前列。

　　冯志峰说，在原籍任职的领导与外地派来的领导之比，其比例大小可以反映我们党执行干部任职地域回避这项政策的力度。这是合理配置人才资源的一种方式，更是对领导干部的一种爱护和帮助。从预防领导干部出问题的角度看，加大干部回避的力度，尤其是加强关键岗位干部的地域回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预防和消除腐败行为。

　　在今年落马的山西副省级干部中，除了金道铭外，其余均是本土干部。此次中央选拔入晋的省委书记王儒林、省委副书记楼阳生、省委组织部长盛茂林都属于外省籍官员，这三个职位都和干部的选拔任用息息相关。目前的山西省委常委班子中山西籍干部为3人，其中一人是军方常委。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认为，山西出现大批腐败和官员落马等重大问题，与高层干部异地交流不够有关系，这样就容易形成利益网、关系网，家族式、地域式的官场关系，即便有外地官员任职，也很难打入当地官场圈子。

　　当地干部透露，干预并左右山西官场“上面的手”有时伸得很长，个别地方市委甚至决定不了副县级干部的提名。要澄清吏治，须得防止那些看不见又挡不住的“手”。

　　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在本届山西省人大里面，除9月20日辞职的人大主任袁纯清外，6名人大副主任均为山西籍，唯一非山西籍的副主任安焕晓自毕业以来一直在山西任职；省政协9名领导更是全部为山西籍。

　　同时，2011年，太原市委十次代表会上选出的13名常委中有12名山西籍干部，陈川平、柳遂记在列，有9名常委来自山西3个地级市，其中有4人来自同一个地级市，另还有3人和2人分别来自同一个县。

　　“习总书记曾指出，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不是说本土干部就不能在本地当领导，但今后山西一些城市的领导班子中应该破除本土意识，不妨适当加强交叉任职，这有利于优秀经验的相互交流。”接近山西省委的多名人士展望，“更能打破一个地方形成几股势力小圈子，让干部们不再患得患失。”

　　无独有偶，《新华每日电讯》日前大胆提出：不妨将山西当作一个推进吏治改革的试验田。“国内外一些经实践检验确实有效但暂时还未在大范围推行的反腐、防腐举措，不妨在山西先“试点”。

　　比如，以最彻底、最透明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防范山西官员染指“黑金”；按照市场逻辑明晰煤矿资源的产权，让政府部门回归服务和监督本位；甚至，在地方立法层面的步子可以迈得更大一些，为深层次改革做好铺垫，并建立更为严苛的问责机制。

　　着力煤改，纯净官商

　　在小学课本上有一篇文章讲的是夏朝神箭手后羿的故事，相传夏朝曾在山西定都，也可以将其看做是一个山西的故事。

　　夏王一次宴请群臣时，令后羿表演箭术，并声称，要是能射中，赏金万两；不中，则削减其封地。后羿两箭射出，均偏靶心。围观的人十分诧异。

　　后羿的射术是数一数二的，但在赏金和封地的巨大利益面前，他的能力受到了严重干扰，因而发挥失常。

　　“今年落马的那些山西高官们，其中不乏有能力的官员，他们的纷纷折戟，正是折在了巨大的诱惑面前。”黄云分析，“山西向来是产煤大省，这里面诱惑太多，围绕权力的陷阱太多。有些官员和商人之间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在矿权的争夺上，有些地方还有涉黑团伙的血腥争斗，一度导致治安问题严重，这些综合因素最终把政法和安检系统的一些干部拉下水，并使其深陷其中。”

　　有当地干部表示，山西煤炭储量丰富，但因为藏于地下，开采时需要进行资源评估，一些地方官员就容易以此作为权力寻租的渠道，暗箱操作的资源评估自然难成腐败遮羞布。

　　《山西日报》在9月19日也再次发文称，有的甚至以煤为媒、以地为媒，商人为官员出钱、官员为商人输利，商人充当地下组织部长，票子厚度决定升迁位置等等。

　　廉政瞭望记者在山西多次采访得知，商人出钱给官员买官的，不在少数。如山西省委原常委、秘书长聂春玉主政吕梁期间，就和煤、矿老板与当地官员相互利用：商人“资助”官员买官，官员则帮老板打通一切关节，并形成关系网，最终影响一定范围内的干部升迁，“少数人在少数人里面选人”。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宾，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划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分析人士认为，山西关于煤炭的政商贪腐关系网，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权力干预资源配置是根源所在。“山西煤改这么多年，有不少成绩，但今后最重要的一项任务，还应该是在进行资源配置时，把权力真正剔除出去。”接近山西省发改委的一名人士表示。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在山西代表团曾开出了“药方”：山西是重要的能源资源基地，要敢闯敢试，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上创造新经验。首先就是要以加快改革为动力，推动产业转型。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写道：“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

　　“在过去，山西在煤改领域曾出台了一系列规定，但在此领域里频发的腐败，至少说明执行上走了样。”黄云慨叹：“要破解官员和煤老板们畸形的关系，除了资源的科学且公开透明的评估机制外，更离不开充分的市场竞争。”

　　去年9月，王儒林曾在《求是》杂志上论述“管好干部”的着力点和手段，在文末鲜明提出，“管理干部能否取得实效，很重要的是看各级领导干部做得怎么样、表率作用发挥得怎么样。‘一把手’肩负着抓班子、带队伍的重大责任，只有自身过得硬，才能真正抓出一个好班子、带出一支好队伍。”这被认为是“管好干部”的应有之义，也可能是山西吏治整顿的着力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