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揪出任要职年轻违纪官员可避免养虎为患

2014年10月08日16:20  《廉政瞭望》 收藏本文

  今年以来,毛小兵、万庆良、陈川平等贪官先后落马。他们既曾任职于“重要岗位”,又都是“60后”,有“年纪轻”的优势。

  文_本刊记者   李天锐

  9月17日,曾经的“政坛新星”,1961年出生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主席潘逸阳坠落了。

  34岁成为共青团广东省委书记,40岁跨入省部级官员门槛,51岁入选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潘逸阳的履历颇夺人眼球。落马前,他身在自治区常务副主席的重要岗位,已是苏荣口中“年轻的老常委”,其仕途一度充满了想象空间。

  就在潘逸阳落马前4个月,王岐山首度表示,“要重点查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等四类干部,形成有力震慑。廉政瞭望记者梳理发现,中央纪委这一新策,已经贯穿到近期重大案件的查处中。

  遏制腐败“增量”

  纪检监察系统重点查处的四类干部包括,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群众反映强烈的、现在重要岗位且可能还要提拔使用的。

  “十八大后还不收敛收手,主要是指在当前的反腐高压下,仍然顶风违纪违法的。比如一些胆大的,自认为有背景的,还在继续腐败。严查此类干部,旨在遏制腐败‘增量’,传递了抓典型、除首恶,抓铁有痕的信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任建明等告诉廉政瞭望记者。

  记者发现,此类案件,大致分为顶风受贿行贿和违反八项规定等纪律两类。今年5月,广州市质监局局长梁建清被查。官方通报,他在“禁令”频频,“打虎行动”不断的2014年春节,仍两次收受一家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林某送的现金。

  “财政局:领导4人,人均2000元。相关科室13个,人均1000元……”今年2月,昆明安宁市金方街道办党工委书记周喜材于去年中秋、国庆和今年春节期间,给领导送礼被曝光。据官方通报,周喜材用公款送礼问题属实,收钱的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魏乾等3名领导被立案查办,行贿者本人也被免职和移送司法。

  与前者相比,八项规定颁布以来顶风违纪被查处的案例更多,类型主要分为公车私用、公款吃喝玩乐、滥发津补贴等。除了时任广州市委书记万庆良、海南常务副省长谭力或出入饭局会所,或由私企老板陪同打高尔夫为外界熟知外,交通部一名现任副部长也因大吃大喝受到党政纪处分。

  严查“三多”干部

  纪委查处的第二个重点,是问题线索反映集中的干部。“我理解,这里面有三层意思,一是指纪检机关收到、掌握的线索多;二是线索涉及的问题严重;三是有多个信源证实其有问题。”四川某市纪委常委透露。

  廉政瞭望记者发现,从抽丝剥茧的查处中,不断获得指向更高级干部的问题线索,最终将大贪官拉下马,在查处此类干部时颇为常见。周永康、徐才厚等莫不如此。而这一过程中,同僚、家属、商人,都成为当事贪官“折戟”的最后稻草。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今年4月,先后任安徽滁州市长、市委书记的江山被查。此前,他的“得力干将”——滁州市政府原副秘书长黄修玉,在黄山的老同事、旅游局的“接班人”胡学凡先后“折戟”。遵义市委原书记廖少华落马5个月前,与其过从甚密的湖南商人唐绍平就被带走。

  “跋扈官”末路

  “鞭炮齐鸣,奔走相告。”近来贪官落马后,上述情景越来越多地在其主政地出现,强烈地表达了民意。严查“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正是指向那些欺上瞒下、胆大妄为、飞扬跋扈、民愤极大的官员。

  “曹鉴燎终于被抓了!”去年12月19日晚,时任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被查一公布,该市天河区冼村就响起鞭炮声。在该村拆成一半的废墟瓦砾间,村民喜笑颜开,互相道贺。事后证明,曹多年充当该区部分“村霸”的保护伞,并深度参与利益分配。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曹鉴燎任职之处,都有土地被其控制的情况。他自己曾叫嚣:“我是小贪不贪,大贪就贪。”

  南京市原市长季建业落马后,也被曝出斑斑劣迹。他胆大妄为,不仅“长期在酒店办公”、还“与情妇公开同行”。他飞扬跋扈,曾“在上百人前像骂儿子一样骂下属”。其推动的“拆高架”、“砍梧桐”、“雨污分流”均引得民怨沸腾,甚至有人上街“散步”。但他始终听不进意见,还曾因拆迁的事,在市“两会”上与几名院士起正面冲突,态度蛮横。

  值得一提的是,严查此类干部时,公众的声音越来越被重视。这种变化,还让有的人不习惯。如申维辰在担任太原市委书记时曾遭太原龙潭片区居民实名举报,称其在拆迁改造中存在问题。申落马后,该片区部分居民一度“不敢相信”,次日才到昔日旧居所在地放鞭炮。

  防止“养虎为患”

  如果说查处群众反映强烈的干部,可以平民愤;查处“现在重要岗位官员”和“政坛潜力股”,则可遏制其滥用权力,防止带病提拔。在保持体制健康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树立了科学的选人用人导向。

  上述市纪委常委透露,重要岗位干部,多为党政一把手,及任职于权力集中、寻租机会较多部门的干部,“他们多年来都是要重点盯防的”。

  过去,“贪官潜伏”的教训甚为沉重。如从关于周永康的报道中,不难发现其很早就涉嫌违纪;刘志军更是从1986年就开始受贿,此后25年间,其仕途不断上升,从武汉铁路分局局长,跃上铁道部部长的宝座。

  今年以来,主政西宁、广州、太原等省会的毛小兵、万庆良、陈川平3人先后落马。他们既任职于“重要岗位”,又都是“60后”,有“年纪轻”的优势。其中,1964年出生的万庆良,历经党政多岗锻炼,曾是广州最年轻的市长。有专家认为,将这样的人及时揪出,可避免“养虎为患”。

  “越来越紧,越来越严”

  提出重点查处“四类干部”,要追溯到今年5月初,王岐山与部分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央企业、国有金融机构负责人座谈时。当时,王岐山明确了“四类干部”的内容,还要求,对反映干部的问题线索要认真清理。

  5月26日,中央纪委副书记杨晓渡做客中央纪委官网时,再度强调上述内容,并将王岐山所提严查“不收敛不收手的”明确为“十八大后还不收敛不收手的”。

  对确定这“四类干部”的依据,任建明表示,目前从事反腐工作的人力紧张,挑情节严重的,影响大的来打击,能提高反腐效率,摧毁腐败分子气势,对贪官起到更大震慑。而“四类干部”的提出,应该来自各级纪检机关在查办案件中掌握的最新情况。

  武汉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李和中则强调,中央纪委反腐是全方位的。但在方法上,要全面推进,也要重点突破。新策体现出反腐的策略和方法。还有学者认为,这是“治标为主”策略的进一步深化。

  通过梳理细节,廉政瞭望记者总结出了查处“四类干部”的三个特点。

  首先是处罚从严。一方面,对涉腐的“政坛新星”和“重要岗位”人员毫不留情。另一方面,针对十八大后顶风违纪的处理,更是从严从快,点名曝光渐成惯例。

  个别地方曾有议论:“公款发几盒月饼就被处理,是不是太严了?”中央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二处处长方文碧在回应类似问题时,说了两句话:“兹事体大”、“祸患常积于忽微”。方还透露,对这些不收敛不收手的干部,要从严查处,而且要“越来越紧,越来越严”。

  其次,近期落马的官员,绝大多数符合“四类干部”中的多个特征。如毛小兵46岁主政西宁,前途看好,却“表现得很狂”。此前在企业任职时,他被指借上市搞利益输送,举报不断。

  “毛小兵兼具‘65后’、‘身在重要岗位’,‘被多次举报,问题线索集中’等特征,占了四类中的三类,证明了提出严查‘四类干部’的科学性,‘四类干部’实际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问题官员。”上述专家表示。

  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对“四类干部”的查处中,民意的力量贯穿其间。“我们获得的常规线索,就包含了群众信访举报;干部顶风违反八项规定精神,很多信息也是来自群众。‘百姓反映强烈’的干部落马,更是‘开门反腐’的一大成果吧。”上述市纪委常委说。

(原标题:“四类干部”:你还坐得住吗?)

文章关键词: 贪腐 落马 反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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