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庸问责3年多来，为着力治愈得过且过，工作推进不力，创新能力不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业绩平庸，谋人不谋事，纪律涣散，贪图享受，“走读”现象严重这十大“官场病”，武汉市正多管齐下，在“电视问政”的荧屏之下，将这场“吏治风暴”进行到底

　　文｜《小康》记者 尤蕾 武汉报道

　　作为“四大火炉”的武汉，从2012年至今，每到最为炎热的7月，官场的“烧烤模式”就会开启。

　　7月2日晚上8点整，武汉“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电视问政”期中考如约而至。首场“考试”的考题是“加强作风建设，推进城市治理”，9位区(工)委书记应考，这也是“电视问政”开播以来，各区委书记第一次被“拷问”。

　　公众的提问并没有因为场上出现新面孔而手下留情。在东湖落雁岛景区有一座被人们戏称为“拆坚强”的违建餐厅，十年来，在拆与建的怪圈中竟然由木头结构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面对这座越拆越坚固的违建，问政嘉宾现场举起了“哭脸”牌——不满意。

　　“拆了建建了拆，反而越建越牢固，是怎么回事？莫非有后台撑腰？”有人对此犀利发问。

　　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卫国现场解释，餐厅老板只是一个普通村民，对于类似这种历史成因比较复杂的违建不能简单地一拆了之，“必须拿出彻底解决办法”。随后，面对主持人两度追问，现在究竟要如何处理水上违建，张卫国当场表态，将按照相关条例和法规，要求业主迅速整改，自动拆除，逾期不拆，将强制拆除。

　　在电视问政特约评论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看来，首次出场的9位书记没有像以往接受问政的官员那般，首先道歉，然后承诺整改，而是直面现实问题，正视历史遗留问题，这是此次电视问政最大的进步。

　　截至目前，武汉市共举办34场电视问政活动，有20名市领导、67名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先后作出整改承诺，曝光问题280多个，333名责任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组织处理，促进政府建章立制60余项。

　　“电视问政”已经成为治庸风暴中的“重头戏”，它使得治庸问责得以落地生根。

　　现场问政：曾问到官员流汗

　　2011年4月6日，武汉市委召开十一届十一次全会，掀起了一场治庸风暴。

　　当年，武汉GDP达到了6762.2亿元，年均增长14.3%，经济实力跻身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的第一方阵。但是同年3月，一份《武汉市投资环境问题及对策分析》的调查报告却暴露出武汉经济发展背后的隐忧，行政、法制、财税、金融、人文环境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均存在制约城市发展的“短板”。

　　2009年对武汉“错失马士基”的反思中，就有媒体刊出评论文章，“武汉的失败，就在于忽略了自己的乙方地位。这也警示那些招商的官员们，必须及早转变角色，在争夺的过程中，要学会放下官员的身段，更多地培养业务员精神。只有优质的服务，才能打动客户的心”。

　　干部队伍中的慵懒散漫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武汉跨越式发展的重要障碍。

　　痛定思痛，武汉市委作出判断，打造全国最优投资环境、全国一流城市环境，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干部是第一要素，作风是第一保障。

　　武汉市委在前述会议上宣布实施“治庸计划”，在此次会议上，由8个案例构成的一段视频直指武汉投资环境存在的若干问题，并对相关负责单位和人员指名道姓，一些人看得坐不住了。

　　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称，治庸风暴必须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武汉市上上下下的每一个层次、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岗位、每一个干部。

　　当年5月，武汉市公布了首批十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并通过新闻发布会，由各责任单位“一把手”集中向社会作出对上述问题限期整改的公开承诺。为检验承诺兑现效果，武汉市“责任风暴”“治庸计划”工作办公室与武汉电视台联手，于2011年11月22日到25日连续推出了四场“电视问政”，首场“电视问政”中有4位市领导和12位责任单位负责人被现场问政。鉴于节目播出后引发的强烈社会反响，武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提出将“电视问政”常态化，这标志着“电视问政”在治庸问责风暴中作为一种长期机制被确立下来。

　　该节目在具体问题的操作层面上对各部门主管进行拷问与问责，它将治庸问责风暴立体地呈现在公众面前，通过媒体这一载体，倒逼政府各部门一诺千金。毋庸讳言，“电视问政”实际上是这场“吏治风暴”的延伸与拓展。

　　在“电视问政”中，作为承诺单位的市领导和区、部门领导在演播厅现场与市民、评论员面对面。节目全程设置12个基本环节，包括一诺千金、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特别阐述、共同关注、场外互动、3G连线、典型引路、嘉宾再诺和百姓心声等。在节目中还设置了“哭脸”和“笑脸”牌，市民代表选择其一对被问政官员的表现进行评判。

　　“电视问政”在年末拷问政府部门对于承诺是否兑现的形式被形象地称为“期末考”，从2012年开始，“电视问政”新增了每年7月初的“期中考”。各个部门一把手不能以任何理由躲避“电视问政”，也不能派出副手敷衍塞责，纪委强制命令：节目直播当天不准请假，严禁出国考察。

　　应考，一度成为走进直播间官员的尴尬事。2013年“期中考”第一场，武汉公安交管局局长李顺年第一个上场，也成为当场最受“煎熬”的官员。现场播放了4段短片，红绿灯设置不合理、电动车胡乱穿行、交警贴罚单后又偷偷撕下、车检用一包烟就能买通。看着短片的李顺年脸涨得通红，汗越出越多。随后，主持人让李顺年选择一个哨子作为礼物，他选了金哨。然而出于交管部门践诺不力的不满，有观众向李顺年发难，提议将金哨换成黑哨。中场休息时，电视镜头中的李顺年低头、用手抹了把额头上的汗，用力甩在地上。

　　不少部门负责人都曾遭遇被问到脸红心跳、大汗淋漓，甚至面对镜头第一次向公众道歉。从2011年底至今，随着一些问题的“敏感度”在降低，“电视问政”的范畴不断扩大，公车私用、湖泊污染、土地征收、保障房质量、医疗教育乱收费等问题一一暴露于阳光下。问政范围越广，对官员的考验越大，“电视问政平台所形成的责任倒逼机制，必然会让某些被问政者倍感压力，甚至产生抵触情绪。”

　　武汉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也坦陈，“电视问政”综合性强，涉及面宽，需要协调配合的部门多、实施过程复杂、工作难度很大。

　　对此，武汉市纪委书记车延高对媒体公开表示，“电视问政好比自揭疮疤，当然痛。”官员能力强些的还行，一些工作不到位的官员上去确实很尴尬。“但是，痛的目的是找出不足、发现问题，只有官员痛定思痛，才不会让百姓心痛。”

　　“电视问政”首位外地受邀评论嘉宾、北京工业大学教授王国华告诉《小康》记者，“电视问政”并不是要看官员流大汗、现场出丑，“这种问政方式应该是一场思想的大讨论，观念的大引领，视野的大开阔。电视问政终归是要解决问题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是要大家共同思索。”

　　民评民议：由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

　　今年7月“期中考”的主题依然是围绕“十个突出问题”进行，在此前的2月26日，武汉就公布了这“十个突出问题”，“纠正和治理基层干部作风问题”排在首位，8位市领导和32家责任单位负责人均对十个问题作出了限期整改的承诺，并接受各界监督。今年已经是武汉市第四批公布“十个突出问题”了，而每一批问题的解决效果都将在当年的“期中考”和“期末考”中得到公众的检验。

　　体现民意的“十个突出问题”是如何出炉的呢？以今年为例，武汉市开辟了多种征求民意的渠道，包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长专线(12345)、行政投诉中心、万人电话抽访等，共收集意见建议12万条，从中确定纳入承诺整改的“十个突出问题”。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些问题既包括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大难问题，又关注了城市新情况、新领域；既考虑政府部门在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问题，又兼顾党委部门在转变干部作风方面的责任。

　　为收集到更广泛民意，武汉还建立了“武汉行风连线(行政投诉)”网站，采取多种方式告知企业、群众可通过电话、短信留言、网站渠道进行投诉。

　　今年开始，武汉明确提出，除公开承诺整改的“十个突出问题”外，收集上来的其他问题也要同步解决，今年解决不了的，来年考虑列入突出问题。

　　“电视问政不是一个简单的节目，而是一个工作平台，一个聚集人民群众智慧的平台。”阮成发如是说，“电视问政”就是要凸显“政府和群众共同治理城市的平台”这一理念，充分听取群众意见，与政府部门坦诚沟通，发挥“电视问政”参政、议政、助政的作用。

　　治理城市与管理城市，一字之差，却千差万别。从这个意义上讲，“电视问政”营造了一个执政过程百姓参与、执政效率百姓评说、执政结果百姓监督的氛围，落实了普通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治庸风暴中善于运用民间智慧共同解决社会问题，是武汉社会治理方式的一大创新。”王国华具体解释道，一方面，以电视传媒的形式来构建官民交流的平台，体现了武汉领导集体的“有限责任政府”的全新治理理念。不仅满足了民众对某些生活问题的各种合理要求、缓解了许多社会矛盾，同时，在客观上促使各级官员必须“勤政”、“廉政”，不敢渎职懈怠、不敢怠慢职守、不作为、乱作为。另一方面，“电视问政”这种公共平台极大地鼓舞了那些热心公益、关注民生的媒体记者和广大市民。

　　正因为“电视问政”坦诚地暴露了这些民众意见大的民生问题，并且通过官民沟通、对话，专家“献计”、“支招”，媒体线上线下联动、政府“现场办公”等形式，使得许多突出问题能够及时得到解决。每场电视问政结束后，被问政的相关领导有的是连夜召开会议，有的是第二天赶赴现场处理问题。

　　在第一次“电视问政”后，现场提到的20个问题就迅速得以解决。

　　而对于未能向百姓兑现整改承诺的负责人，武汉市纪委也会及时予以通报，向民众交待处理结果。在今年“期中考”后，蔡甸区委副书记、区长彭巧娣在民房因采石受损问题再次曝光后才对村民诉求予以解决，未兑现2013年底相关整改承诺；汉阳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晏宇桥在市治庸办就“电视问政”曝光的涉及汉阳区的两个问题下发督办函、汉阳区委交由汉阳区纪委负责调查后，未组织力量开展调查，对区纪委工作人员仅根据各单位书面说明综合汇总的回告予以认可并同意上报。这两名负责人均受到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处理。

　　根据《武汉市党政机关干部“庸懒散”行为问责暂行办法》(武办发〔2011〕33号)(以下简称“治庸问责”《暂行办法》)的规定，受到诫勉谈话、通报批评处理的党政机关干部，一年内不得提拔，并取消当年年度考评评优和各类评先的资格。

　　武汉对于民评民议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也使得一些领导干部对于出现的问题不敢怠慢，他们也更加迫切需要听取各方意见。

　　王国华透露，电视节目播出后也会有一些部门的领导打电话探讨问题。“我不清楚我们这些点评嘉宾的建议是否会被采纳，但肯定是有些观点打动了这些领导干部，让他们愿意跟专家交流。”王国华说，“电视问政”中除了官员与市民这两方之外，引入第三方点评嘉宾也是社会治理中一个关键性参与角色。对此，王国华强调，点评嘉宾应该更客观更中立更具引领性，不简单迎合民意也不偏袒政府。

　　追责问责：会不会沦为“真人秀”？

　　此次，《小康》杂志在武汉进行了一个有关“电视问政”的随机调查，对于“电视问政”对解决问题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61%的受访者持肯定态度，39%的人则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后者的回答中，“形式大于内容”、“效果没有以前好”、“力度不够”都成为普通民众对此持保留意见的主要理由。

　　在今年“期中考”刚刚结束之后，新华社发表新华时评《“电视问政”岂能问了白问》一文，对承诺整改问题不但没有改进反而更加严重以及承诺至今未能兑现提出质疑，认为“电视问政”的效果正在衰减。

　　对此，武汉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曾回应，电视问政并不是走过场。每轮电视问政曝光的每一个问题都启动了追责问责程序。目前(编者注：今年7月“期中考”)，5场电视问政曝光的问题已基本处理完毕，共146人被问责处理。问责干部的方式也不再是通报批评或深刻检查，而是影响其未来的党内严重警告或行政警告。

　　据武汉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提供的数据显示，每年确定的“十大突出问题”大都取得了良好效果，群众整体满意率较高，2012年度整体满意率为84.7%，2013年度的满意率为83.53%。

　　然而，基本每年都会在“电视问政”上露脸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在接受《小康》采访时也提到，有不少问题确实在反复提及，有些甚至一模一样。“每次电视问政中提到的问题基本都会得到解决，现在还是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阶段，如何真正做到举一反三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另外，叶青认为“电视问政”的节目现在还是太少了，他建议武汉电视台可以在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日晚上固定搞“电视问政”，每个月都找一个“兴奋点”，把“电视问政”当成一个月负面新闻的总结。

　　无论是点评嘉宾还是电视观众，都会发现官员在这三年多的“电视问政”平台上应对问题更为游刃有余，起初被问到流汗、语塞、尴尬离场的情景已不多见。“立即调查”、“马上整改”的答复似乎可以套用在任何一个责任人身上。

　　“我觉得他们应对媒体的能力确实提高了，看了这么多年的节目，现在的官员一上台就知道第一句话怎么说，接下去怎么表态。为什么一些官员给人留下“混”的感觉？这里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态度，对人民的态度要好，二是确实要有处理问题的水平。”叶青说，“电视问政”是用来促进工作的，但如果官员内心没有真心为民服务的意愿，搞100次“电视问政”也没用。

　　王国华则比叶青更为乐观，他认为“电视问政”也会进入疲劳期，但仅凭武汉敢“家丑”外扬这一点就值得肯定。“批评的声音只是一家之言，不可能通过短短的一次电视问政就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但是至少让老百姓知晓了自己居住的城市还存在这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能够引发社会各界的思考。尤其是让老百姓感觉到他是这个城市的主人，他也有话语权和自己的表达渠道。”

　　在王国华看来，通过“电视问政”一些多年未解决的问题得以迅速解决，热点问题敏感问题使这些官员开始考虑政治体制和机构设置的机制和规则问题。此外，干部水平得到提高，尤其表现在应对媒体、应对民众质问等能力上。

　　面对质疑，武汉市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并没有回避，承认“电视问政”中出现了一些套路式回答、直面问题的态度不够等问题。他们也针对性地提出了下一步改进意见，主要包括广泛搜集问题线索及各方意见，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话语权，坚持每周至少开展一次暗访督查活动，每月对“十个突出问题”至少暗访督查一次，加强“二次办理”，强化结果运用、倒逼落实工作责任，发挥综合监督作用等措施。

　　治庸问责3年多来，为着力治愈得过且过，工作推进不力，创新能力不强，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业绩平庸，谋人不谋事，纪律涣散，贪图享受，“走读”现象严重这十大“官场病”，武汉市正多管齐下，在“电视问政”的荧屏之下，将这场“吏治风暴”进行到底。

　　2008年，武汉市纪委招募了第一批党风政风监督志愿者。2011年，治庸问责启动后，他们“变身”为治庸问责督察员。这些督察员和行评代表、新闻媒体等组成暗访团，三年共开展暗访督察活动700余批次，督促整改问题600余个，问责357人。

　　从去年开始，武汉搭建起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组成的15个督察组，全面开展“十个突出问题”承诺整改专项督察，2013年以来，领导带队定期或不定期开展督察活动总计300余次，督促解决问题近200个。

　　“万人评行风”活动通过电话抽访、集中问卷测评、投诉办理考核等方式，让群众对62个政府部门和公共服务企业进行评效率、评公开、评服务、评整改，评议结果向社会公布。得分在80分以下且排名末位的责任单位，给予“黄牌”警告，主要负责人一年之内不得提拔。

　　在一系列长短组合拳之下，武汉市试图建立的是一个在公众监督下的有效政府。

　　(抽文)

　　7万件

　　在治庸问责风暴的席卷下，武汉市共问责2735人，受理7万余件群众投诉，通过直查、转办、督办等方式全部办结。

（原标题：武汉“治庸问责”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