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外

　　对于离开体制的官员来说，辞职的原因或许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做出这个选择都并非易事。

　　泸州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他周围的基层工作人员不少人都流露过辞职的想法，但很少有人敢真去做。

　　一位前同事发短信给他说，“我的父母和妻子认为辞去公职对于出生农村的我以及我们这个家来说太冒险了，他们觉得我还是应该过平淡安稳的日子。说实话，我自己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坚决，加上得不到家人的支持，我想这个事情还是先放一放。”

　　“说到底，他们都不愿意离开体制。”赵光华说。

　　一位刚离开国家某部委不久的辞职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对于辞职，他们需要权衡的因素很多，包括个人的前途、家庭、收入、社会地位、别人的评价……

　　“有时候真的很纠结。”他说。

　　这位辞职官员说，在整个过程中，最让他们不舍的还是体制内的身份。“一旦脱掉这身衣服，你很可能会发现，你什么也不是。”他告诉记者，辞职后他感觉最大的变化是“以前是别人求你办事，现在是你求别人办事”。这种身份的转变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适应的。

　　辞职是一个隐秘的话题，在官场更是如此。

　　浙江省平阳县原副县长周慧在辞职感言中有过这样的感慨：“辞职只不过是换工作，换地点。但如果这个职位是个官位，而且是个有点分量的官位，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如果辞官的这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前景还被看好的话，情况就更引人侧目了。我想，这就是中国式辞官。”

　　前述辞职官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他手机里有一个微信群，都是从原单位出来的前同事，“很多话，除了我们自己，几乎找不到交流的对象。”

　　他告诉记者，他们会在群里交流辞职心得，分享求职信息。比如，前一阵有人问跳槽后该选择哪种企业？过来人就会告诉他，“去私企要选对老板，去日韩企业要准备忍受委屈，美国公司的待遇不错，但工作比较累，相对而言，去欧洲公司性价比最高。”

　　一旦辞去公职，跳出体制，除了获得丰厚的报酬外，这些辞职官员认为，最大的享受就是没有了之前官场上的束缚和压力。

　　赵光华辞职前曾分管镇上的交通。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以前当副镇长晚上睡觉的时候，要是外面下起了大雨，他总是担心会不会有地方滑坡，翻来覆去睡不着。“但现在晚上就算雨再大，我也能睡个安稳觉。”

　　曾担任北京市昌平区委书记、区长的关成华，2011年辞职后，重返大学校园。如今，人在哈佛大学的他给自己的生活定了三大任务：读书、观察和思考。

　　关成华婉拒了《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的采访。不过，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描述他辞职后的生活：少了电话，没了应酬，终于能够尽享自由思考的宁静；远离喧闹，脱身诱惑，可以随时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拥有充分的时间来慢慢咀嚼和细细体味很多知识和道理，对于性格上本属慢热型的我来说更是个恩赐。

　　破除“官本位”

　　关成华毕业于北大，担任过北大团委书记、北京市团委书记。业内认为，他如果留在官场，顺利的话很可能会被提拔，“成为下一个孙政才”。孙政才2001年曾担任过顺义区委书记，后升任为北京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12年后，在十八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但关成华说，他的理想一直是做学问，当个最出色的大学教授。他退出官场被很多人视为一种遗憾，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进步，因为官场的吸引力过于强大，对中国决不是什么好事。

　　事实上，在这批辞职官员中不乏关成华式的优秀人才。

　　41岁的陈伟才是第十一、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被誉为广州公安系统冉冉升起的“新星”。今年3月，时任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的陈伟才，作为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赴京参加两会，在全国11名公安系统人大代表中，陈伟才是唯一连任的代表。

　　去年辞职的广州南沙区原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孙雷拥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曾有过一段“千里走单骑”的轶事。

　　他在担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发局副局长时，因同事签证延误，曾独自一人赴美，带着200多斤资料在美举办招商大会，其间布置展板、会务、主持、宣讲，全部独立完成。此举一度成为广州市招商引资的一段佳话。

　　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体制内的人才曾多次集中“溢出”流向市场，并形成了几次官员下海的浪潮。

　　1986年初，永嘉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叶康松毅然辞去了自己的官职，承包了一片山地，被媒体称为“弃官下海第一人”“改革开放的弄潮儿”。

　　在这次下海潮中，一些职位较低的官员们成为了中国官场第一批的“下海”者，而且大多是“半下海”。所谓“半下海”，是指体制内的一种流动，如机构改革后编制的缩减，于是有些官员平级调到部门下属的单位与企业中去当领导。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辞官下海掀起第二次浪潮。这一拨人比1980年代中期的下海官员，无论在学历、经验、官位上，都高出不少。

　　人社部的数据显示，1992年有12万公务员辞职下海，1000多万公务员停薪留职。他们中的代表人物有冯仑、郭凡生、陈东升、田源、王运正、毛振华等，他们今天都成了市场弄潮儿。

　　第三次出现在2000年以后。据新华社报道，从2000年1月到2003年6月，全国各地(不包括中央部委及所属单位)共有10304名科级以上领导干部辞职“下海”。

　　与前两次不同的，这批“下海”的官员大多身居要职，而且去向基本都是私营企业和一些私人资本控股的上市公司；“下海”的方式也不再是过去的停薪留职，而是辞职或提前退休。

　　代表人物包括温州市原副市长吴敏一、林佩云，江苏东台市原市长王小平、上海虹口区原区长程光、琼海市副市长王文进等。他们中大部分人辞职后都步入企业高管行列，也有一部分人自己创业。

　　湖南科技大学经济学教师唐志军一直在关注官员辞职现象。他撰文称，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在改革开放35年的进程中，官员“下海”现象往往与市场作用的强化联系紧密。

　　他写道：“上世纪80年代，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大量计划体制内的官员纷纷下海经商，出现第一轮官员‘下海’潮；上世纪90年代邓小平视察南方加快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民营企业政治地位提高为新一轮官员下海创造条件；此外，上世纪90年代末，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与人员精简力度空前，再次诱发了第三轮官员下海现象的出现。”

　　唐志军认为，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某种程度上，不是市场化了，不是放权分权了，而是官僚化和政府对资源、对社会的进一步控制。

　　“所以，我们看到，过去十多年中国出现了公务员考试热、人们对体制内身份的无限向往和权力腐败。”他说。

　　“有些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增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也表示，“这些年来政府通过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增强，一方面，在政府工作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现在市场上获取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唐志军认为，这两年官员辞职现象增多，与十八大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有密切的联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强调破除“官本位”观念，推进干部能上能下、能进能出。

　　“这些如能切实落实，都将有利于人员的双向流动。”唐志军说，而官员“下海”潮也有助于催生一批优秀的企业家，支持更多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为实体经济注入活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改变的还有辞职官员本人。

　　“走出体制后，我才真正发现自己的价值。在体制内，评价尺度永远只有一个：领导。领导的评价足够左右你今后的人生。”泸州石宝镇原副镇长赵光华说，“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对我的评价尺度不单纯只有是领导，而是整个社会。在这样的评价尺度下，才能发挥出自己真正的价值。”

(原标题：官员为何选择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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