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4名耍猴人被判刑 猴戏协会征集律师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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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名耍猴人9月底在东京城林业地区看守所门前，拿着刑事判决书。曹福川 摄
鲍凤山抱着猴子阿丹去埋葬。曹福川 摄
南都记者 孙旭阳 发自河南新野
4名河南省新野县的耍猴人，在黑龙江牡丹江市被判犯有“非法运输珍贵野生动物罪”后提出上诉，10月16日，新野县猕猴艺术养殖协会发布公告，在全国范围内征集辩护律师团参与二审诉讼。
鲍凤山等4人是在今年7月10日在牡丹江市街头被森林公安局警察带走的，理由是他们的6只猕猴属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却没有野生动物运输证。虽然9月23日牡丹江市东京城林区基层法院一审判决认为4人情节较轻，不予刑事处罚，但这在河南新野县激起了耍猴人们的集体质疑。
而事实上，作为新野县仅有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猴戏已濒于消亡。文化生活变迁的背后，则是当地农民的命运与时代发展的交错。
“台柱子”死了
阿丹30多斤的尸体缩成了一团，杂乱的黄毛里夹着冰碴。鲍凤山把它从冰柜里抱出来，搂在怀里嚎啕大哭。旁边几个老乡也开始抹眼泪。
这是9月23日下午。早在两个多月前，鲍凤山刚被关进看守所没几天，就有一个狱友告诉他，牡丹江人民公园“打死”了一只猴子，估计就是他的。
阿丹被冻在这家公园的一个冰柜里，与喂食猛兽的鲜肉堆在一起。鲍凤山第一眼几乎没有认出来。阿丹是只公猴，它的幼年时代几乎都在鲍凤山怀里度过，尤其天气一冷就钻进主人的棉袄里不出来。
为了表达喜爱之情，鲍凤山给阿丹起了一个女孩的名字。在街头表演扣篮时，阿丹就被唤作“乔丹”。因为又聪明又强壮，它会的杂耍特别多，12岁又值猕猴的壮年，可以称得上“英年早逝”。按照业内的行情，阿丹至少值1.5万元。
不过，即使给双倍的价钱，鲍凤山也不会卖。感情深自不必说，阿丹还是鲍家3只猴子中的“猴王”，更是台柱子。剩下的两只小猴子只是配角，无法凑成一场表演。
鲍凤山想把阿丹带回老家埋葬，被长途客车拒绝。没奈何，一行人在牡丹江郊区的一座山下，挖了一个坑把阿丹埋了。它身上裹着一层床单，落坑后，鲍凤山怕它被雨水侵透，又加了一层塑料布。然后，他拿着那份宣判他有罪的判决书，流着眼泪回到了故乡。
在耍猴人们看来，客死他乡的阿丹，跟它的主人一样属于“贱民”，风餐露宿、低头哈腰，到头来也混不来一个好收场。当地有句古话，“一流人玩马，二流人玩猴”。城市街头已越来越拒斥他们，但生活还得继续。
街头表演被拘
在鲍凤山看来，这场官司原本可以避免。7月10日中午，当他和弟弟鲍庆山，以及同村其他两名耍猴人，牵着6只猴子在牡丹江市文化广场步行街上表演时，4名男子从一辆挂着私家牌照的轿车上下来，哄散了表演。
“他们还要抓我们上车，连踢带推的。”鲍凤山说，4男子没有穿警服，也没有亮证件。看得正高兴的路人，有的上前指责，有的打110，有的甚至还冲到轿车前与4男子抢人。
110警察赶到后，核实了4人的身份，他们是牡丹江市森林公安局的警察，主要职责之一就是管理保护猕猴这样的野生动物。当和同伴田军安一起被押到公安局后，鲍凤山看到了4名警察被激怒变色的脸，“坏了，要出事！”
那时4个耍猴人刚出门半月，盘缠和挣来的钱一共6200元，都放在鲍凤山内裤的暗兜里。根据行走江湖30年的经历，他打定主意，挨顿打算了，钱一分钱不出，舍不得。
当日下午，鲍庆山和另一名耍猴人苏国印到森林公安局找哥哥时，也一并被扣留。耍猴人们没想到的是，警察只是将他们分别关押后，做了一遍又一遍笔录。
根据4人的描述，他们遭到恐吓和饿饭。“警察问我问题，我回答不让他们满意，他们就不记，把我晾那里，过一会儿再转过来，问我想好了没有。到最后，我说你写吧，我签名就是了。”就鲍凤山的这段经历，南都记者与牡丹江市森林公安局联系，但对方不接受采访。
做完笔录后，4人被办理了刑事拘留手续，送进了牡丹江市第二看守所。鲍凤山说，入所体检时，他暗藏的6200元被搜走。
讨猴子再被拘
案卷文书显示，8月9日，4人被刑拘30天后，牡丹江市森林公安局向黑龙江省东京城林区检察院提请批捕。8月13日，检方认为罪情较轻，不予批捕。而牡丹江市森林公安局并未就此释放4人。
当日，该局在4人及家属没有提起申请的情况下，把4人从看守所拉回公安局，主动提出给他们办理取保候审。被扣押的6200元钱，则被视作取保金不予返还。田军安和苏国印为了尽快脱身很快应允，取保金被定为每人1000元。
“当时，天都黑了。田军安和苏国印说又没吃饭，又没住的，黑洞洞的，你让我们去哪里呀？”鲍凤山说，警察于是发还两人200元钱。而拒绝接受取保的鲍家兄弟，则被关到夜里10点多，最后被下班的警察赶走，他俩的取保金每人2000元。6000元于是告罄。
获释次日，鲍凤山等人去公园里看猴子，果然发现只剩下5只猴子，没了阿丹。“我们一边捡废品打零工，一边告状要猴子。”鲍庆山说，他们去找过牡丹江市森林公安局、市政府、信访局、检察院，还去过牡丹江市中级法院，毫无结果。最后，他们又到黑龙江省公安厅举报牡丹江森林警方。
于是，9月4日4人再次被收押。直到9月23日，该案经东京城林区基层法院一审判决后，他们才又被释放。这19天，4人被关在森林公安局的看守所，一天3顿玉米面馒头被改成了两顿。但鲍凤山并不后悔找警察讨要猴子，“你枪毙我，我也得要。”
江湖不好闯
像鲍凤山这样的耍猴人，在新野县越来越少。要养猕猴，必须办理林业部门颁发的驯养繁殖许可证。根据新野县猕猴艺术养殖协会的统计，许可证已经从两年前的400多张锐减到今年的100多张。
“耍猴的都是些中老年人，没别的手艺。”该协会会长张俊然说，“这个太受罪，又丢人，年轻人几乎没人学这个，下南方打工也比耍猴强。”
新野县人耍猴，据说有2000年的历史。明朝吴承恩曾做过新野知县，按照记载，他写《西游记》，也曾从新野猴戏中获取灵感。在1949年之前，新野耍猴人就走遍中国，其中部分人再未能返回故乡。在“文革”结束之前，猴子和麻雀、老鼠一样被视作浪费粮食的坏东西，当地多次掀起“打猴”运动。当时，人们把猴子藏到红薯窖，省下口粮喂它们，猴种才得以保全。
后来政策逐渐放开，耍猴人到生产队和公社开一张介绍信，就可以带着猴子走天下。他们按出走的天数，一天给生产队交1块钱，生产队则按照一个壮劳力给他们记工分。
江湖并不是那么好闯。“你不忍气吞声、低头哈腰，连十里地都走不了。”58岁的耍猴人杨林贵说，不惹穿制服的，不惹光头刺青的，是这行不成文的规定。每一个耍猴人都被骂过，关过，打过，身上多少都带有伤痕。
为了保护自己，耍猴人还沿用了祖上的暗语，比如地图叫“线子”，上衣叫“叶子”，裤子叫“绞杆”，用以维持生计的猴子则叫“跟头”。离家前，必须烧香敬神；出发后，“狼牙虎豹”四个字及其谐音，都不准提起。
耍猴名村鲍湾，村民出去都自称“大蹄爪的”，这是因为与鲍同音的“豹”，长有一套大爪子。而豹子是猴子的天敌，耍猴的人相信不避避它，会有血光之灾。
这些自拟的禁忌，当然无法保护耍猴人和猴子们。在长达20多年里，新野耍猴人都是靠扒铁路上的货运线路代步，一旦被发现就苦苦哀求，还让猴子给对方磕头作揖，大部分时候会求得通融。
火车将耍猴人拉向远方，也让一些生命凋落残缺。有人被火车轧成两截；有人被火车碾掉双腿；还有人在拉钢筋的货车车厢里睡觉，火车急刹车时被刺穿躯体……
跟踪报道新野猴戏十几年的摄影师马宏杰说，在2008年之前，耍猴人死伤者很多，大多数都与铁路有关。马宏杰曾与耍猴人一起挤过车厢，封闭式的还好，如果遇到敞开式车厢，下雨了手举着塑料布就熬过一夜。拉煤车最危险，也脏，一趟下来，人和猴子，只有牙齿还能有原来的颜色。
大约在2008年之后，有多起耍猴人因为扒火车被行政拘留的案子，他们才改坐长途大巴。耍猴人们看一眼货车编组号，就知道目的地的“手艺”，也将从此失传。
省级“非遗”名头
回到鲍湾村之后，鲍凤山家一时间很热闹，十里八乡的故旧都赶过来，听他笑骂着讲述牡丹江之行。4人中年龄最大的苏国印则精神开始恍惚，用村民们的话来说，他被“吓憨了”。
阿丹死了，自己也被判犯罪，鲍凤山对耍猴心灰意冷。4个人，6只猴子出去，最好的收成一天也不过300多元，却要承受如此大的风险和打击。他开始托人找关系，看能否在某个景区找一个职务。
在景区耍猴，是新野耍猴人比较好的转型之路。65岁的鲍振庆在业内素有“猴王”之称，他多次上过电视，也曾拍过电影。从1990年代初开始，鲍振庆先是在马戏团表演，后来又到河南济源一个景区任艺术顾问，工资一度与景区管理局局长持平。现在，他难得回乡一次，同行对他都特别尊敬。
可是，景区毕竟有限。“你必须会发明花样，能吸引人，要不，人家老板养你做啥用？”鲍振庆说，猴子骑单车、猴子打篮球，猴子排阅兵方队等项目，都是他摸索出来的。一开始，他不想教同行，但多次上电视之后，他改变了念头，“这行做大了，大家才有好日子过。”
在摄影师马宏杰看来，现在新野耍猴的，与传统的新野猴戏其实是两个概念。新野猴戏有一套道具，包括十几个面具，比如黑包拯、钟馗、杨六郎、关公、黄忠等等，猴子戴着这些面具和配套的戏服做动作，耍猴人则同步唱词，如同一个小型的剧团。
现在的耍猴，“连杂耍都谈不上，只能称之为打闹”。猴子调皮捣乱，人则愚蠢滑稽。最常见的一个节目，是人拿鞭子抽猴子，激起旁观者义愤，然后猴子夺去鞭子再抽人，众人解恨叫好，赏钱就会多一点。“那鞭子是空抽的，打不到猴子，但外行就很反感。”马宏杰说。
当地一位耍猴人曾给媒体表演了一出猴拿菜刀劈人的把戏。猴子拎着一把明晃晃的菜刀，照着主人的脑门劈去，主人则以手拨刀面，血溅五步，就在分毫之间。“这出戏最走红，会的人很少。”新野县猕猴艺术养殖协会会长张俊然说。
事实上，会玩传统猴戏的老艺人已屈指可数，以此为业的早已没人了。整个新野县，存世的传统猴戏道具，据说还不到三五套。马宏杰为了收藏，曾遍访乡间请人做道具，发现只有一两个老人会做。“他们年纪大眼花了，猴子小戏装上的花和龙，以前必须用针绣，现在只能用毛笔画几道子。”
2009年，新野猴艺被河南省列入该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申报项目的一百多页资料，主要由新野县施庵镇文化站站长彭兴才整理撰写。在彭兴才和同事开始申报该项目的2008年，当地还有500多名耍猴人，现在则只剩下100多人。
按照上级要求，“非遗”项目必须有传承人，彭兴才将施庵镇老耍猴人赵增举报了上去。“当时非物质文化遗产还挺稀罕的，新野县没有国家级的，省级也就猴艺这一个。”彭兴才说，当时县委宣传部也认为是个好项目。
只是，这个省级“非遗”申请下来，一直没给当地带来资金扶助和招商项目。施庵镇策划的猴艺文化旅游和工艺品制作产业，一直沉睡在文件柜里。“现在，养猴玩猴对我们当地的经济贡献，可以说微乎其微。”彭兴才说。
在鲍凤山等人牡丹江出事之后，“非遗”的名头则成为当地维权自辨的理由。而在今年1月，彭兴才又应上级要求写了一个申请，如获批，施庵镇以后每年可获得1万元的省级“非遗”保护资金，传承人赵增举可以获得3000元。
在新野县现在的数千只猕猴中，阿丹无论身段、智商还是技术，都是佼佼者。虽然死因至今成谜，但与更多同类相比，它的一生尚算幸运。新野县现在多家猕猴养殖场的主要客户，除了景区外，就是各地的科研单位。作为与人类基因最接近的灵长类动物之一，猕猴已成为医学科研必不可少的耗材。在实验室里，它们无论生死，都不见得比阿丹好。
声音
本院认为，被告人鲍凤山、鲍庆山、田军安、苏国印在没有运输许可证明的情况下，非法运输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其行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应当以非法运输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 黑龙江省东京城林区检察院起诉书
我们有政府发的繁育许可证，猕猴都是自己养的，不是野外的。长途携带也不是为了贩卖和猎杀，只是想通过表演赚点生活费，也没有虐待猴子。我们世世代代都这样做，不认为这是在犯罪。
——— 被告人鲍凤山
中国传统民间艺术大都与“吃饭”相结合。当时代发展，人们谋生方式进化之后，手艺也会随之变化或失传。中国的动物保护法律、城乡格局与城市管理方式的变迁，也极大压缩了耍猴人的空间，让他们即使在城市边缘，也是被驱离的对象。
——— 跟拍新野耍猴人12年的摄影师马宏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