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深山中的民间学堂，墙上标语与体制学校相比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每天早晨学生都会练功、切磋

凌龙学馆读经课堂

深圳读经村鹿鸣学堂租下一栋民房作为私塾

　　体制外教育·观察1

　　出走体制外私塾在生长

　　文\羊城晚报记者 曾璇 罗坪 实习生 孟肖

　　图\羊城晚报记者 曾璇

　　编者按：

　　教育涉及千家万户。今天，羊城晚报搜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体制外教育的样本，不评判其功过得失，而着眼其存在的理由。在中国，义务教育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教育公平的问题。但越来越多私学的悄然兴起，则是对体制内教育的拷问。我们希望以这组报道为开端，唤起各界对中国未来教育的更多思考。

　　转眼，各大高校已开学月余。10月20日-24日，羊城晚报携手腾讯QQ平台，面向大学生Q友对高等教育、大学生活的满意度等问题推出调查问卷，回收有效样本3396份。调查结果显示，52%的受访对象对自己的大学生活“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74.65%的受访对象对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持负面看法……

　　羊城晚报记者采访发现，社会对教育的反思，并不停留在口头上，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有些家长“用脚投票”，以让孩子在家上学或者在体制外教育机构求学的方式，向体制内教育提出了挑战。脱离体制，这些家长的探索与尝试无论成败，都押上了自己人生最宝贵的东西——孩子。

　　连日来，羊城晚报记者走访广东、湖北、云南数省，试图采集体制外教育的些许样本，还原“私塾”的真实面貌，点燃公众对中国教育的思考——中国的未来到底需要怎样的教育？体制教育的一些条条框框能否打破？相关法律法规有无可以完善之处？

　　一群“另类”家长点燃了教育思考

　　家长曾是骄子

　　程学才是深圳市某区教育局基础教育科科长，两年前他做出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让读小学五年级的女儿放弃在深圳的学业，远赴云南深山里的一所学堂求学。“在深圳他有条件选一所好的学校，可是他为什么把女儿送去了云南？”一位和程学才做出同样决定的家长说，“因为我们想把孩子作为独立完整的个体培养，而不想他们成为‘流水线’上的应试机器。”

　　一个月前，因为学堂搬迁延迟开学，程学才让女儿程然尝试回体制内的中学感受一下。结果，只读了一个月的女儿在博客写下了拒绝重回普通中学的几大理由：学习的内容太少，效率不高，老师照本宣科，一个知识点翻来覆去讲；没有选修课，没有因材施教；没有建立正面的伙伴价值，同学之间更多是攀比物质，而不是精神成长；没有很好的锻炼身体的课程，没有健康知识学习…… 13岁的程然总结出的理由，让程学才更加坚定：“一个13岁孩子都能感受到的问题，难道我们的教育专家看不出？难道我们的教育改革者看不到？”

　　姜南，清华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从小成绩优异，考入名校，进入名企，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感受过“体制内学校能达到的高峰”。然而，她却认为学校教育没能解决人生的困惑，“成绩再好，工作再好，赚钱再多，都没有解答人生本质的幸福感的问题。”有鉴于此，姜南的孩子没有上过一天体制内学校。开始是自己在家教，现在则在北京的私人书院学习。姜南对孩子的成长比较满意：孩子心态积极阳光，充满自信，乐于承担责任。

　　陈俪，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她，自己在家教三个孩子读书，而后成立书院。书院最耀眼的“成果”是，她的三个孩子陆续被美国名校录取。她与姜南一样，认为 “这个系统顶级的我都看过了，不能满足我们教育的需求”。陈俪认为，以分数为唯一衡量标准的体制内教育，会让人不自觉地寻找标准答案，而放弃了自由思考。对体制内教育的不满意，迫使她为孩子做出改变，进而也影响了更多的父母。如今，有100多个家庭，把孩子送到了她在广州的书院学习。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分布在各地学堂、私塾、书院超过三千家。把孩子送入私学的父母有一个共同特征：非常重视教育，但不在乎一纸文凭。这背后，一方面是决绝勇气，另一方面是有相对宽裕的经济实力，能承担3-40万元/年的学费，认为孩子无需凭文凭找工作。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需求：教育，非改革不可。

　　法律或有滞后

　　多位教育界专家认同多元化、开放性应该是教育的发展方向。但法律法规似乎却是滞后的。一位私塾校长介绍，如果学校用英美国家的多媒体材料教授英语，无论教学效果多好，严格来说都是非法的，因为按照《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和教师要按照确定的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再如，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审定的教科书，不得出版、选用。如果严格按此执行，社会上很多家长对于中国经典文化教育的需求，同样得不到满足。

　　深圳市一位小学校长介绍，目前国家教育部门也在鼓励进行“国家课程校本化”的探索，即在坚持国家课程改革纲要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学校根据自身性质、特点和条件，设计部分课程，这是很好的；但从这个角度来看，《义务教育法》的部分条文，同样在拖教育改革的“后腿”。

　　众多私学面临的尴尬在于，如果他们按确定的教育学大纲或者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安排教学，他们与公办学校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如果他们不按此执行，则根本拿不到“准生证”，陷入非法办学的境地。有部分私学则以“培训”的名义做着义务教育阶段的工作，其实是在打法律的“擦边球”。

　　尽管《义务教育法》规定，学校应当把德育放在首位，又有多少学校真的按此去做？当整个社会的评估标准都是围绕分数、升学率时，又如何要求学校把德育放在首位呢？“人格的成长与完善，应该是教育的首要目的。”一位家长在新教育交流qq群上评论道，越是高年级的孩子越是厌恶思想品德课，体制内的学校课程没有体现出“把德育放在首位”这一教育宗旨。“法律与现实的严重脱节，在《义务教育法》中体现得非常透彻。”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教育专家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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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样本：“特别学堂”特别在哪

　　迷茫：大学何为？

　　最近，一则题为“一名大学毕业生的反思”的“万言书”通过微信广泛流传。发帖者自称毕业于武汉大学，他通过自己的经历提出质问：“我们的大学怎么了”。

　　网帖描述了不少令人司空见惯却又震惊的大学生生活：游戏，逃课，看武侠，是不少大学男生的全部生活。女生呢？看韩剧、美剧，一部接着一部。

　　“抱着对‘我的大学’最大的疑惑和不解，我辞去了学生干部职务，开始认真地大量阅读和思考我的人生，我的大学，我的未来……毕业后，我主动放弃了学校保研的名额，决心进入企业，踏踏实实地从事实业”。

　　“今天，在我的工作和能力已经得到老板和同事的肯定，马上就要派我出国任职的时候，我却辞职了。我决心到远在大山中的一所规模很小的，志在探索中国新教育模式的私立学堂，学习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习武修身、传播智慧。”

　　行动：“集体出逃”

　　当羊城晚报记者循着发帖人提供的线索寻找，发现这并不是一个虚构的案例，发帖人李元锋曾在云南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一所“特别”的学堂任教。记者发现，这所学堂里有一群来自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与浙江大学的毕业生。

　　不同于普通的大学生支教，他们的学生并不来自当地，而是北上广等一线城市的富裕家庭；学堂虽被群山环抱，内部环境却并不很艰苦，多媒体、电脑、ipad是不可或缺的教学工具。日常使用的课件是世界知名大学的公开课。

　　白易，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后曾在国土资源部工作，后回武汉大学读博。一个偶然的机会，白易接触到了她现在所在的学堂，感觉大开眼界：“能实现我修身育人，为大众服务的目标”，于是选择留下，一做就是三年半，而且打算继续扎根。

　　侯小燕，同样毕业于武汉大学。2008年毕业后在学堂任教一年，因家族企业需要，把她召唤回了杭州。一年后，她重回学堂，留守至今。“我喜欢简单的生活，而且通过教育，也能不断自我提升。父母现在感受到我的快乐，也开始支持了。”

　　白易说，学堂里没有体制教育的“教学大纲”，教育原则是“教其心，育其身”。而在这所学堂，对犯错孩子最大的惩罚是：不让听课。

　　近20名来自体制内教育的名校毕业生，相信自己做着非常有意义的事——改变中国教育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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