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海曙区汪弄社举行“骏马迎春闹元宵”民间大巡游活动。在欢快的《好日子》乐曲声中，10支居委会民间代表队，200多名社区老人、学生走街串巷为社区居民表演传统节目，相邻相亲共同庆祝元宵佳节。

宁波海曙区江厦街道新街社区反扒志愿者沈国甫为居民传授反扒知识，提醒大家要提高防范意识。

　　8月27日，国务院再提“简政放权”。在《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国务院指出要“加快培育规范社会组织”，“进一步放开市场准入，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服务供给，以满足社会多样化需求”，“加快推行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制度”。

　　政府转移的职能有望通过项目购买的形式交给社区社会组织承接，后者迎来了大展拳脚的时代。但总的来说，社区社会组织发育不足，良莠不齐，发挥作用有限。

　　2003年，宁波市海曙区出台《社区民间组织管理办法(试行)》，拉开了社区社会组织发展的序幕。今年年初，民政部公布全国首批70个社会组织建设创新示范区，海曙区成功入选。目前，海曙区登记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共1480家，但是其中80%达不到民政部门登记所需的资金、人员、场地等条件，只能在街道备案。社区社会组织的整体实力依然弱小。在当地一位资深社会工作者眼里，目前海曙区社区社会组织“依然处于初级阶段”。

　　海曙区是如何培育来自最基层的社区社会组织的？要让社区社会组织成长为政府的“好帮手”，又难在何处？

　　主打公益

　　“优先发展、重点培育”，这是海曙官员对《决策》强调最多的两个关键词。言下之意，当地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工作并非“眉毛胡子一把抓”，而是把其中的“公益类”组织和项目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社区社会组织的公益活动在政府供给与群众需求之间搭起了一座桥，通过政策扶持与制度保障，让公益组织尽快成长，早日成为政府购买的对象。”

　　在海曙，政府向社区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历史，要从2004年试点居家养老服务说起。

　　当时，海曙区正面临日益严峻的养老危机，全区60岁以上的老人达到6.3万，占总人口的18%，其中“空巢老人”又占将近一半。传统的方式是修建养老院安置他们。海曙区发现，这种“机构养老”难以为继。不论政府投入多少钱、批多少地、盖多少房，都赶不上养老人数的增加。

　　是年3月，海曙区以每人每年2000元的标准，开始向全区80岁以上的独居贫困老人提供每天1小时免费上门服务。政府预算拨到敬老协会之后，协会依托社区组织运作。敬老协会负责社区义工的培训监督。

　　如果老人在社区“日托所”吃饭，则由义工打理。义工多为刚刚退休在家者，他们的工作时间可以通过“义工银行”储存起来，等他们衰老需要服务时，再把时间支出来向社区申请等额服务。

　　就近、便捷、专业化、低成本的服务，帮助政府化解了养老服务难题，二百万的成本干成了传统机构支出三四千万元才能履行的职能。海曙区政府因实施这项政策而入围第四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在类似养老这样的特殊社会需求领域，政府发现了社区社会组织的价值，后者发现了自我。后来，政府又出资20万元向海曙区社工协会购买了司法矫正、社会救助、残疾人服务、青少年服务等项目。

　　海曙的政社合作尝试，在当时一石激起千层浪。有学者感慨道：“那个‘与广大范围的众多社会势力没有关系的’、‘孤独的’政府机构不复存在了。”

　　然而，随着服务对象的数量和需求越来越多，“僧多粥少”、“孤军奋战”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单靠政府不行，单联合一两个社会组织也不行，转包给商业公司更不行。吸引更多的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公益项目迫在眉睫。

　　2011年初，海曙区出台规定，符合登记条件的公益性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三年下来，海曙区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增加超过300个。其中，在街道备案的公益服务类社会组织有274家，主要包括互助帮扶组织、慈善救助组织、志愿者服务队、居家养老服务站等。

　　海曙区的公益类社会组织在所有社会组织中占据比例虽高，但真正能够有效承担公益服务的社会组织并不多。在当地官员看来，绝大多数社会组织仍以满足自我需求为主，承担社会管理和服务的意识和责任感相对欠缺。

　　放开登记备案，社区社会组织“出生”相对容易了，但是怎样引导其参与社区治理，向着“公益”的方向“跑步前进”？

　　一池春水

　　今年7月1日，一则“市委书记逛‘公益集市’”的新闻登上了报纸头版。宁波市委书记刘奇对一组由自闭症孩子手绘的明信片赞不绝口，一口气买了8盒。而教会这些自闭症孩子绘画的就是海曙区“五谷画坊”创意助残中心。

　　五谷画坊是一家公益性的社会企业，成立一年多来，通过与区残联合作，陆续培训了10名残障学生。其运作模式是由专业人士负责艺术产品的设计开发，由经过培训符合要求的残障人士完成产品制作，而销售收入将用于残障人士的康复和企业的日常运转。

　　在海曙区社会工作协会副秘书长徐轲看来，这种公益与市场对接的模式有效解决了公益组织的资金难题，是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未来社会组织应该为企业量身定做一些公益项目，既能体现社会组织的能力，也满足企业经营管理需求。”

　　但具备这样的能力与素质，能够找到市场契合点的社区社会组织凤毛麟角。

　　为了解决社会组织的资金难题，同时鼓励其投身公益事业，海曙区自2011年开始实施“公益创投”，通过常态化、竞争性的资助机制引导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公益服务，也倒逼社区社会组织相互合作、优胜劣汰。

　　2012年，101个项目从申报的156个项目中脱颖而出，获得资助，由此产生的直接受益人群达1.5万人，间接受益人群达6万人，辐射了海曙区近七分之一人口。2013年上半年，宁波市31家“爱心企业”认购62个重点项目，资助103万“爱心款”。

　　公益创投凝聚了政府、企业、社会的合力，扶助了最基层社区居民自发的“草根”公益活动，使海曙区的社会组织大大活跃起来。

　　社区社会组织数量和服务范围的扩大，势必会与社区居委会的一些职能发生重合，怎样构筑一套“激励相容”的机制，让二者携手共进？

　　“这一结构性问题必须解决，可以以社区党支部领导下的社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为切入口。”海曙区梅园社区书记胡志刚对《决策》说：“探索建立以社会组织党组织为圆心，服务为半径，党员为最内层，社会组织会员为中间层，普通群众为最外层的“同心圆”架构，以社会组织党建带动其由分散管理向集中管理、由自生自灭向自强不息、由自娱自乐向民众同乐、由居民自建向社会共建转变。”

　　除了资金扶持和党建带动，海曙区还建立了常态化社会组织人才培养机制，通过培训专业社工人才，培养社会组织“领头雁”，建立社会组织人才库，带动社区社会组织向专业化、职业化转型。

　　但是，要吸引更多优秀社工人才“下”到社区，必须先解决“吃饭”问题。社区社会组织对资源的渴望，从未像今天这么强烈。

　　资源从何而来

　　孵化器，是培育中小企业的成功模式。而在宁波，这一模式也被运用到了社会组织的培育之中。

　　2010年12月，海曙区建立全省首家区级社会组织服务中心。海曙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主任裘丽萍告诉《决策》，经过2到3年的孵化，“使得社区社会组织具备提供公共服务的资质和能力，最终成为政府购买的对象。”

　　除了区级层面，海曙区所有街道都成立了民间组织联合会，并在区民政局登记，每个社区又有社会工作室，形成了服务社会组织的三级网络。三级网络的建立，有效实现了纵向的需求传递与横向的资源流动。

　　裘丽萍说，以前，社区社会组织一般只在本社区服务，这种服务方式往往浪费服务资源。而服务中心因为和广大社区都有联系，很容易知道哪里有需求，也就能将这样的社会组织介绍到最需要服务的地方。

　　在当地民政官员看来，三级网络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对接资源，把基层的需求传递上来，把上面的资源灌输下去。“在宁波公益事业的整体框架设计中，我们把孵化功能放在了区、街道和社区层面，在市级层面由中心做好资源对接，这样才能打通公益的矿脉，让资源流动起来，让公益的链条链接起来。”

　　这里所指的资源，第一方面是资金。

　　海曙区通过公益创投为社区社会组织与资金来源牵起了“红线”。创投资金主要来自政府的福彩公益金、社会建设专项资金和企业捐赠金。但是政府资金毕竟有限，要“开源”，还需吸引更多企业“献爱心”。在徐轲看来，目前企业认购主要靠统战部、光促会、工商联推动，“企业与社区社会组织在政府牵线下走到一起，还有些包办婚姻的味道。”

　　资源的第二方面是人。

　　依托三级服务网络，海曙区把专业社工带到了社区基层，通过“—社区一工作室一社工师(助理)”的模式，发挥社工在服务项目的策划、组织、实施方面的主导作用，培育扶持能有效承接政府社会事务、体现社区品牌特色的专业性社区社会组织。

　　“我们的目标是让人人都能找到属于他的组织，通过社区社会组织把群众组织起来，动员起来，协助我们更好开展工作，真正实现社区自治。”胡志刚告诉《决策》。

（原标题：海曙：社会组织的“拳脚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