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公开资料,截至2013年底,中国执业药师队伍约为27万余人,其中在药品零售企业工作的有69%、在医疗机构只有3%。而中国现有的46万家零售药店,若严格遵循一店一“师”原则,缺口达三分之二。

  在发达国家,执业药师的职责是审查医生的处方,以及指导病人安全用药;而中国的执业药师,在这两项工作上几乎完全缺失,并始终徘徊在法律、制度及公众视野的边缘地带。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苏晓明

  (本文刊登在第683期《中国新闻周刊》)

  如果不是一下抓获数千名作弊考生,“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仅是药品零售界的一项常规考试而已。

  据报道,在2014年度中国执业药师资格考试中,多地发现大规模集体作弊现象。在西安市的7个考点中,共查出作弊人员2440人,最多的一个考点查出近800人,是陕西历年来执业药师考试中作弊最严重的一次;此外,四川共发现1070人舞弊,云南省查处作弊考生1027人次。

  与此相对应的另一个数据是,2014年中国共有80余万人报考执业药师资格考试,较2013年增加了40万人,创下了开考以来报考人数之最。

  一方面是从冷门变成热门,另一方面是大规模集体作弊,这个此前被人忽略的职业,突然处于舆论的水火之间。

  大限将至

  2014年10月18、19日,西安市中国执业药师资格考试的多个考点外,陕西省无线电监测站工作人员监听到频率为140MHz的异常无线电信号。检测人员确定这是一个正在传输考题答案的无线电信号,迅速将其阻断。

  在考场内,监考人员通过技术手段锁定携带无线电接收器等作弊工具的考生。7个考点的25000余考生中,共有2440人作弊被逐出考场。他们将被取消全部科目成绩,并且两年内禁止报名参加任何人事考试。

  一位参加了此次考试的药店管理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大限将至,很多人不得不铤而走险。”

  大限,即2012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药品安全“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其中设定的“规划目标”之一为:2015年零售药店和医院药房全部实现营业时有执业药师指导合理用药。

  为配合“规划”对执业药师的配备要求,2013年6月,卫生部颁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其中规定:药品企业负责人、批发企业质量负责人、新开办药店负责人等,必须具有执业药师资格;对已经存在的药品企业,则给出了一个过渡期,要求在2015年底之前,达到规范要求,否则将被取消售药资格。

  执业药师资格证因此成为医药界的“热门证书”,报考人数呈几何式增长。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执业药师认证中心(以下简称执业药师认证中心)数据,2012年,全国执业药师资格考试报考人数不到19万人,2013年激增到40多万人,今年达80万人。但考试合格率却没有大幅提高。2011年合格率为13.13%,2012年为17.68%,2013年也仅为15.72%。

  上述药店管理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执业药师要考两天,4个科目,每门考两个半小时,知识庞杂繁多,但很多人都是临时准备,想要过关,必须想点招,比如找‘枪手’替考,或者作弊。”

  据媒体报道,作弊者使用了隐蔽性极高的作弊设备,如藏在耳中的“内耳式”接收器,或者伪装成铅笔橡皮、可以在LED小显示屏上显示答案的作弊装置,可谓费尽心机。

  中国的药师,作用几乎为零

  执业药师认证中心专家顾问康震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目前中国执业药师数量短缺,但又地位不高,角色十分尴尬。

  据公开资料,截至2013年底,中国执业药师队伍约为27万余人,其中在药品零售企业工作的有69%、在医药批发商业公司工作的有24%、制药企业有4%,医疗机构只有3%。而中国现在共有46万家零售药店,若严格遵循一店一“师”原则,缺口达三分之二。

  现实中的一店一“师”非常少见。一般来说,药店墙壁上大都悬挂着一张执业药师资格证书,但证书上的药师大都不在店中。

  一位药店老板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真正在药店上班的执业药师并不多,执业药师大都在药店‘挂证’,这些人有医院的,也有药厂的,还一些退休药师,他们出租资格证,每年收取一定费用,药店则拿用这些证件来应付药监部门检查。”

  康震分析说,这种现象一方面说明有关部门监管不到位,更重要的是国家对药师的角色定位出了问题。

  1994年3月,人事部与原国家医药管理局联合颁发了《执业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这是中国实施药师资格准入制度的第一份行政法规。1995年7月,人事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执业中药师资格制度暂行规定》。1999年4月,人事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修订了以上两部暂行规定,明确执业药师、中药师统称为执业药师,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考试、统一注册、统一管理、分类执业。

  之后,与执业药师相关的法规便再没有进一步发展,停留在了“暂行”阶段。

  “当时的设想是,可以通过执业药师有效控制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这三个环节上的监管安全,”康震说,“但实施以后发现,这种定位太宽泛了。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三种岗位,所需具备的知识与技能有很大差异;而执业药师具体要在中国医药体制内完成一种什么样的职能,却始终没有明确。”

  康震介绍,在一些发达国家,医师、药师和护师并称“三师”,互为监督和补充。

  以美国为例,执业药师的第一项工作是审查医生的处方,一旦发现问题,他们会从专业角度与医生沟通;第二项工作是指导病人安全用药,记录、跟踪病人用药后的反应,以优化治疗结果。

  相比之下,中国的执业药师,在这两项工作上几乎完全缺失。医院的药师,基本上是根据医生的处方“发药”;药店的药师,则主要是“卖药”。

  “因此才会出现这种状况,一个普通感冒,国外给你的处方可能就是回去喝水,”康震说,“而在中国动辄要花成百上千的药费。药师的作用几乎为零。”

  曾任国家药监局药品评价中心专家的孙忠实则认为,造成执业药师角色缺失的现状,主要是中国有“重医轻药”的传统,执业药师始终没得到足够的重视,它带来的另一个结果是,虽然开始有了“准入制度”,但执业药师队伍整体专业水平不高。

  发达国家对药师学历要求很高。从报考执业药师的条件来看,美国要求21岁以上美国公民,毕业于美国认可的高等药学院校,具有学士以上学位,并经过专业培训;英国则要求21岁以上已取得英国大学药学相关学位、或受到英国国家学术委员会药学方面奖励的人,或已取得适当学位的人(此类人员须经过非常严格考试,实际上很少)并须经过专业培训。

  在中国,中专以上毕业即可报考执业药师。目前注册的执业药师实际学历情况为:中专学历24.46%,大专学历37.68%,本科学历35.57%,硕士学历2.0%,博士学历更低只有0.3%。

  “此外,专业背景也很乱,很多执业药师的专业是化工、化学、生物等专业,根本不懂药。”孙忠实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极强的专业素质,以及明确的职业定位,使得发达国家里专业药师具备很高的地位。孙忠实介绍说:“在选举参议员或者众议员时,很多民众会选择执业药师,因为执业药师是他们健康的‘守护神’。”

  相比之下,中国执业药师则既没有话语权,收入又不高,在消费者心目中,完全没有技术含量。“甚至连给医师打杂的都不如。”有十余年从业经历的执业药师康震说。

  制度瓶颈

  中国执业药师制度的落后是多方面的。

  目前,中国尚没有《执业药师法》。但许多发达国家,对于执业药师从业的法律规范都已相当完备。以日本为例,其现行的执业药师法律体系由3部法律组成,分别是1889年制定的《医药条例》、1898年制定的《药剂师法》和1948年制定的《药师法》。3部法律多次修改后,构成了现行的药师法律体系。

  孙忠实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当前中国执业药师制度建设的难点之一,是医院和药品零售分属两个部门管辖。

  医院系统属国家卫生计生委。执业药师资格证对于医院药剂部门人员并不是最重要的,他们一般通过职称考试取得药士、药师和主管药师等职称,该项考试由卫生部门组织。

  药品零售业则属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管辖范围。执业药师认证中心也隶属于该局。但医院系统一般不参与这一考试。

  “两者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到现在也没搞清楚,始终处于混乱状态。”孙忠实说。

  康震则认为,药师地位低下,而卫生部门强势,使得大部分药师不愿意驻店,而希望去医院工作。这加剧了中国零售药店药师短缺的状况。反过来,药店为降低聘请药师的成本,往往会选择学历水平较低的药师。康震介绍,中国执业药师职场上甚至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中专生药师比博士生药师更好就业。

  此外,中国执业药师的继续教育领域也呈现一种空白状态。“药品医学是日新月异的。”一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但中国执业药师的继续教育,多是走走形式,糊弄一下就过去了。”

  角色模糊,职能定位缺失,相关法律不建全,导致执业药师在中国长期被边缘化。不过,康震认为此次执业药师资格考试集体作弊,虽是丑闻,但从长远看,也是改革的契机。“至少使公众开始关注这个职业,看到了中国药师制度落后、混乱的现状。”据康震透露,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或将在明年提高执业药师准入制度,将报考的最低学历由大专升至本科。

(原标题:“执业药师”弊案后的待解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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