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焕枝给人一种敦实坚韧的印象。坐在空荡的房间门口,听见丈夫聂学生因悲伤发出啜泣声时,她的反应是紧闭嘴唇,没什么表情。
诸多记者围着她提问,她并不急于回答,总会沉默几秒后再谨慎措辞。
为聂树斌案奔走10多年,从没上过什么学的农村妇女,被磨成熟悉法律术语的申诉人,她有自己的原则——只说理,不胡骂。
她坚信聂树斌不是凶手:“他每一个骨头缝的细节我都知道。”
坟前
告诉儿子要有信心等到清白
新京报:你说去儿子坟前捎话了,说了些什么?
张焕枝:一些简单的话,告诉他昨天最高法的决定,还有妈妈没有放弃,律师没有放弃,国家的法治大环境在变化,要他有信心,等到清白这一天。
新京报:听到最高法指令聂树斌案复查后,你具体的期望是什么?
张焕枝:我希望山东高院不要走过场,认认真真复查这个案子。还有就是追责,如果河北高院不存在一点儿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年不让律师阅卷呢?
新京报:计算过这么多年为案子申诉的代价吗?
张焕枝:没有细想过,就记得聂树斌被判后,我手里连判决书都没有,只有个复印件,跑到河北高院,后来又到北京,已经记不得多少趟了,上百次是有的。
申诉
“从来都讲理,这是我的人格”
新京报:整个过程中,王书金的出现对你来说是一个转机?
张焕枝:对的,王书金开庭审理时,我也参加了,法官一抡锤说休庭的时候,警察把王书金押下去,他站起身时还说着,石家庄的那起案子确实是我做的。根据他的表现和陈述,我更坚信凶手是他。
新京报:如果复查再审后还是维持原判你会怎么办?
张焕枝:会申诉到底。我儿子,我生的他,养的他,他每个骨头缝的细节我都知道,他的习惯我都能掌握,他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我都能料到,因为我每天都看着他啊。
新京报:现在的你好像已经很熟悉法律条文和程序了?
张焕枝:说句实心话,还是不熟悉,有些个话该怎么讲,我都咨询律师。几年前,可以说,我都不知道任何法律程序。但是现在我做事有自己的原则。有的人到法院就胡骂,骂政府和法官,好像是要挟。我从不骂,都是讲理来着。
新京报:这是律师叮嘱你的吗?
张焕枝:不是,这是我的人格。即便是我儿子案件之前的主审法官也对我说过,觉得我不是个不明事理的人。你是去解决问题的,结果骂了一通之后,又背着包回去了,问题没解决,这是何苦呢?我觉得这样做不理性。
坚持
“就算我不在了,家人也会继续”
新京报:有没有觉得越来越多人知道并且关注聂树斌的案子了?
张焕枝:有次我去北京,走在大街上,遇到一个警察查包,他翻看了我的材料,说,啊,你是聂树斌的妈妈?知道知道。然后把材料塞回了我包里,说你走吧。
新京报:有没有设想过可能出现的最坏状况?你年纪渐渐大了,但儿子的案子还没有结果。
张焕枝:想过。我老了,到最后了,生命要结束了,儿子的案子还是没结果。就算我生命不在了,我还是可以嘱咐家人,委托律师继续办。
(原标题:他每个骨头缝的细节我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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