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北京1月12日电
广东收监138人，山东收监66人，成都收监28人……权威数据显示，2014年全国超过800“逍遥狱外”者被重新收监。违法减刑、假释、监外执行对于司法公平、公正的危害性不容小觑，打击“高墙内腐败”须堵住制度“后门”。
三类人最易“享受”高墙特权
从查处的情况来看，哪些人员“逍遥狱外”，享受“高墙特权”？
——“有权人”难脱权力隐身衣。广西阳朔县国土局原局长石宝春被判处10年徒刑，还乘飞机前往山东和四川等地； 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经批准保外就医1年，后连续7年续保；河南省禹州市公安局原局长王建生服刑4年，先后5次被保外就医；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被判10年刑，但就在法庭宣判当日从法院直接回家“保外就医”。
——“有钱人”金钱开道。广东健力宝集团原董事长张海服刑期间，广东省监狱、看守所有关人员收受张海亲友贿赂，利用职务便利为他在转监、虚假立功、减刑等方面提供帮助，致使其两次被裁定减刑共计4年1个月28天，2011年1月26日刑满释放后潜逃国外。云南一罪犯高价购买他人颈椎错位的X 光片，“移植”造假病例，成功“保外就医”。
——“内部人”高墙内开启“绿色通道”。辽宁省营口监狱原副监狱长李某等3人利用办理罪犯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职务便利受贿。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违法监外执行案中，林崇中家属贿赂了河源市看守所原所长刘某、原教导员涂某，以及做取保候审鉴定的医院医生和医务科长，使法院作出了暂予监外执行的裁定。
“脱管”窘境缘于制度缺陷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监外执行”规则设计尚不健全，从审批到监管，规定笼统，加上司法、检察院、法院、司法等部门在一些地方对接不畅，缺乏沟通，易造成服刑人员的“脱管”窘境。
山东省成武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吴三军说，“在实践中，决定机关却很少与罪犯居住地的公安机关联系，被决定保外就医的罪犯出监后，又不主动到派出所报到，罪犯释放后很容易脱管。”
此外，由于法规滞后、审批流程过于简单，监督难以到位。如，1990年颁布实施的《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包括疾病标准在内的多项规定模糊，早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
杜绝自己人查自己人
业内人士认为，违法“监外执行”对于司法公平、公正的危害性不容小觑，要杜绝自己人查自己人，使一些人难以插手，才能遏制“监外执行”乱象。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表示，当前很多政法单位建有公开的官方网站，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可以把有关文书放在网上公开，必将减少背后的“名堂”和“猫腻”，一些地方实施的减刑、假释公开听证制度探索值得推广。
避免“监外执行”还要针对特权服务对症下药。海南省川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赵建平说，提高违规者的违法成本，让有权有钱者“不敢犯法”，完善监狱的医疗救治体系，减少监外执行需求，可以有效减少“保外就医”过程中的寻租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