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牛蛙是南京人餐桌上的一道美味。作为原产美洲的外来物种,牛蛙是怎样传入中国的?其中细节鲜少有人能说得清。最近,上海市档案局的周晓瑛女士通过查阅大量档案资料并采访当事人,撰写发表《卡斯特罗赠送的特殊国礼——中古“牛蛙”外交轶事》一文,介绍了上世纪60年代初,发生在中国和古巴之间的一段“牛蛙外交”。文中提到一个细节,1962年古巴送给中国400只牛蛙,其中有120只就“落户”在南京。

  国礼牛蛙缘何落户南京?这些外国“客人”在南京有什么样的经历?今天南京人餐桌上的牛蛙,与那批牛蛙有关吗?带着这些疑问,现代快报发现周刊记者展开了后续的采访。现代快报记者 白雁 摘编整理

  珍贵

  秘档

  使馆午宴,卡斯特罗表示要送一些牛蛙给中国

  从外交部档案中所能找到的关于“古巴牛蛙”的记载,最早见于1961年9月3日,是一份出自中国驻古巴大使馆工作人员之手的谈话记录。

  那天,位于古巴首都哈瓦那城区中心的中国大使馆,迎来了几位熟悉的贵客。其中一位身穿橄榄绿军装的络腮胡中年男子,正是大名鼎鼎的古巴革命运动领袖菲德尔·卡斯特罗,陪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当时的工业部长、后来同样叱咤世界政治舞台的切·格瓦拉。

  中国首任驻古巴大使申健,由毛泽东、周恩来亲自点将,自上任伊始,便与卡斯特罗、格瓦拉等建立了互信、友好的关系。

  那天的使馆午宴,双方的话题围绕“吃”而开始。说起中古各有特色的食材,申健大使话锋一转,谈起了古巴当地养殖的牛蛙。当时,在古巴牛蛙养殖已超过五十多年的历史,牛蛙经济在古巴亦成为继蔗糖、雪茄后的另一项经济支柱产业。申大使于是向两位古巴领导人提出了一个请求,表示“中国很希望买一些牛蛙到中国试养”。对此,卡斯特罗当即表态,“完全可以”,并进一步表示“可以送一些给中国”。格瓦拉也点头称是,甚为赞同。

  这年11月,申健大使回国述职。在京期间,他专程拜会了国家科委主任武衡,向武主任介绍了古巴总理卡斯特罗将要赠送我国牛蛙的情况。申大使还向武主任建议:最好能派一支牛蛙工作小组,专程赴古巴学习当地养殖技术,完成古方所赠牛蛙的接收工作。

  12月29日,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致函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就派“牛蛙小组”之事,正式作出回复,表示“原则上可同意派出”。

  南京水产专家张兴忠担任“牛蛙小组”组长

  对赴古巴学习牛蛙养殖技术及接收牛蛙回国的人员,水产部以“政治过硬、业务过硬”为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各水产研究所、高校中进行甄选。名单很快被确定,一位是上海水产学院的青年教师苏锦祥,另一位则是南京长江水产研究所的张兴忠。整个甄选过程,仅少数人知晓,对外秘而不宣。

  1962年4月26日,以张兴忠为组长的“牛蛙小组”从北京出发,飞赴古巴首都哈瓦那。四天后,“牛蛙小组”抵达目的地——古巴首都哈瓦那开始考察。为了保证这些活蹦乱跳的牛蛙们尽可能“鲜活”地被带回北京,“牛蛙小组”和古巴专家一起严格把关,通过肉眼观察,进行挑选,保证入选牛蛙皆是“青壮年”。

  古巴政府为配合牛蛙的中国之旅,也是一路大开“绿灯”。1962年6月5日,200对共400只古巴牛蛙被装入十几只白铁皮运输箱,在“牛蛙小组”的护送下,登上了从哈瓦那机场起飞的航班。

  兵分三路,120只牛蛙落户南京

  6月10日,古巴牛蛙抵达北京首都机场,水产部联系国内航空机构进行转运。在“牛蛙小组”的护送下,400只牛蛙依照50%、30%、20%的比例,分别送上飞往广州、南京、上海的航班。待飞机降落后,又被装上汽车,运往上述城市的水产院校和水产养殖试验场。

  6月14日,最后一批牛蛙运抵广州芳村养殖场,古巴牛蛙全部分送完毕。据外交部档案记载,400只牛蛙中,“仅仅死亡11只,其中上海和南京死亡的7只中,有6只是开包时发现的,另一只是隔一天死的。经解剖检查,死亡蛙的肠胃中是空的,估计是从捕捉到运抵养殖地过程中,因饥饿而致死。”这在当时的交通和技术条件下,不可不谓是一次“奇迹”。

  作为接运工作组的专家,张兴忠送牛蛙回南京、苏锦祥送牛蛙回上海,各自完成交接任务后,再返北京。按上级要求,向水产部、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汇报情况,并撰写牛蛙繁育及养殖的书面报告。

  1962年6月29日,“卡斯特罗赠送古巴牛蛙给中国”的新闻稿终于通过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并刊登在第二天的国内各大报刊上。南京的《新华日报》,也于30日刊登了题为《卡斯特罗送我一批牛蛙——已分别接运到江苏、上海等地饲养》的新华社电文。

  与此同时,接收“国礼”牛蛙的省份将培育牛蛙当作一项重大而光荣的政治使命,调动了本地水产养殖领域最优秀的人才,进行重点繁育,并向更多的地方推广,很快就遍及全国二十多个省份。

  牛蛙在中国的安家落户,也牵动着两国领导人的心。在牛蛙落户中国的头一年,周总理为此专门致信卡斯特罗,表示感谢。卡斯特罗对于牛蛙,同样也是牵记在心,每次接见我代表团时都会问及此事,而中方代表团访问古巴或拜会卡斯特罗时,也有一“保留节目”:汇报古巴牛蛙在中国的近况。卡斯特罗对此总是致以由衷的感谢。

  延伸

  阅读

  国礼牛蛙缘何落户南京

  周晓瑛文中提到,1962年,中方的“牛蛙小组”以张兴忠为组长,前往古巴迎接国礼牛蛙。张兴忠1961 年毕业于苏联莫斯科大学生物系,是我国著名的水产研究专家。上世纪60年代,张兴忠供职于长江水产研究所,这家研究所是我国最早的水产科学重点研究机构之一,于1958年在南京成立。1962年,贵为国礼的古巴牛蛙之所以能落户南京,与这家水产研究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65年9月,长江水产研究所由南京迁至湖北省沙市,包括张兴忠在内的一批专家也随所迁往湖北。长江水产研究所迁至湖北后,多次更名,1984年后定名为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如今,这家水产研究所已经迁至武汉。张兴忠教授目前已经退休,定居湖北荆州。

  国礼牛蛙命运如何

  1965年,也就是古巴牛蛙落户中国后的第三年,由于国际关系的变化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各地水产院所、水产养殖场的科研人员们被政治运动裹挟,身不由己。全国各地养殖的古巴牛蛙,也大多以流放野外、回归自然而告终。

  上世纪80年代,古巴牛蛙再次回归人们的视线。当时,湖南省汉寿县有农民在洞庭湖边的小湖里听到了牛蛙的叫声。循着线索,科研人员在湖泊中发现了少量牛蛙。检验结果表明:洞庭湖边的牛蛙正是古巴牛蛙的后代。此后,通过当地科研人员的不断研究,牛蛙养殖技术得以攻克,从当地销出的古巴牛蛙苗种很快遍布国内。

  中国养殖牛蛙始于何时

  中国的牛蛙养殖,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有了。

  据记载,1935年,上海江湾纪念路有一个沈姓老板开了一家“上海养蛙场”,叫卖一批从美国引进的牛蛙,号称“珍宝巨蛙”,每对售价24元(相当于当时一个工人一个月的薪金),但后来不了了之。1958年,上海水产学院也曾试养过几只,但因未产卵而死亡。

  1959年,浙江省宁波市水产研究所和天津市杨柳青农场先后从日本购进牛蛙试养。1961年初,广东省芳村淡水养殖场也从日本引进牛蛙养殖。上述种种均未成气候。这些从日本引进的牛蛙,死亡率在70%以上。

(原标题:1962年,卡斯特罗赠送的国礼牛蛙“落户”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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