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铁道大厦经济组,贾康被媒体称为最好说话的政协委员之一。若干个场合,贾康都被媒体的长枪短炮围得水泄不通,面对媒体的各种追问,他都能一一应对,由于对财税领域多年的潜心研究,他曾多次进入中南海为国家领导人讲课。

  去年,贾康从财政部财科所所长的位置退休,继而担任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作为民间研究机构,华夏新供给的研究方向仍然致力于为政府提供智囊意见,作为全国政协委员的贾康,则更是义不容辞地为财税改革发展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

  一直以来,财税改革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作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注重预调微调,更加注重定向调控,用好增量,盘活存量,重点支持薄弱环节。以微观活力支撑宏观稳定,以供给创新带动需求扩大,以结构调整促进总量平衡,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贾康认为,2014年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力度信号已经释放,未来政策要实现加力增效的功能。

  营改增完成  个税最后启动

  《中国经营报》:今年是“十二五”最后一年,按照改革进度,今年营改增将完成,从目前信号看,你认为营改增在今年完成的进度如何?

  贾康:2014年我国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营改增的时间表一直都在说,目前看这方面有一定的确定性,2015年年底之前,营业税会退出历史舞台,目前改革的进度也都是在执行中央的财税配套改革方案,现在正处于执行期,关于具体的动作都是按照预算改革的要求推进。

  至于个人所得税,事实上,个人所得税是列入了财税配套改革中税制改革的一项任务,但是排在最后一项,时间表上现在还没有非常明确的涉及。前面一轮个人所得税修订税法的时候,做过改革,改革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是最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说十几年来中央文件一直说的个人所得税是分类与综合相结合的征收方式,但是综合的事情一直没做,下一轮要启动个人所得税修改工作,一定要把工薪收入之外的其他收入,能综合的进行综合归堆,归堆以后把大家现在有认识的超额累进税率调节机制,覆盖到综合归堆的收入上,同时给出必要的扣除,真正做到综合与分类的结合。

  《中国经营报》:随着营改增的完成,央地财政的问题如何解决?

  贾康:央地财政的问题是财税改革的第三个方面,营改增完成后就要面临这些问题,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下一步改革要在事权划分上有更明确的方向,说清楚中央需要有哪些事权,地方政府有哪些,然后对接到操作层面,列出详细的明细单,但是这个过程是相对比较慢的,我们需要给地方政府更多的税权,允许地方有因地制宜的选择权。

  我们现在要把再分配力度往上提,积极财政政策天然应该有这方面的作用。但是和实际距离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硬骨头怎么啃,也是中国必须要经受的一个历史性的考验。总体来说,从总量、结构、再分配、改革配套方面,这几个方面要共同推进。

  财政扩张力度加大

  《中国经营报》:政府工作报告认为,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加力增效,今年的赤字率和赤字规模都有所增加,积极财政政策扩张力度如何体现?

  贾康:积极财政政策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首先是在总量上的扩张性特征,指标一般看赤字规模和举债规模,政府工作报告中财政赤字总体规模达到1.62万亿元,比去年增加2700亿元,其中地方财政赤字增加1000亿元,相应地使赤字率从2.1%增加到2.3%,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方针具体落实的表现。

  第二个就是结构优化的力度,财政政策天生有这个特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在结构调整、优化方面,财政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主要表现在减税、财政支出和民生事项三个方面。

  在减税方面,2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小微企业进一步推出减税计划。现实中,很多小微企业,他们的财务报表里很难认定哪些是研发,以前所得税抵免对他们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未来应找到积极措施把这些和企业对接,真正做到对小微企业减税。

  在财政支出方面,应该把供给方面可用的空间尽可能地用起来。当前,中国投资方面的问题不在于总量和增速,而在于投资的结构、机制和绩效。在投资方面,应选择性地增加有效供给,来支持现在新常态、新阶段上的追求。

  在民生事项中,包括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公共工程、水利、医疗、教育等等,应该进一步调动政府资金,并结合非政府资金配合一起来增加投入。

  第三个是财政涉及到再分配领域的调节,主要包括辅助弱势群体和调节高端收入两个方面,这个要联系到税制改革,根据改革目标,中央要求提高直接税比重,当然这是个比较慢的过程,所以我们更关心预算报告中有哪些安排,来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关系。

  《中国经营报》:和去年经济指标相比,今年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大,新常态背景下的货币政策可以有弹性调整,那么财政政策是否可以参照这个模式?

  贾康: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在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后还要引领新常态,政府在这方面有一定的能动空间。政府工作报告认为,广义货币(M2)预期增长12%左右,在实际执行中,根据经济发展需要,也可以略高些。现在政府作为宏观调控主体,在具体运行中意识到调控目标只是一个预期值,可以适当做出调节,M2根据实际需要可以略高一些。

  货币政策的这个弹性安排,也应该体现在财政政策上,使财政政策也可以做弹性调整,因为有一些不确定性,而且还对地方政府有一个引导作用。地方政府过日子,有个清晰的大账,在上一年度4000亿元赤字基础上多出来的1000亿元赤字,原先的资金来源方面,很大部分来自地方融资平台和土地批租收入来支撑发展战略。但是从今年开始,融资平台和土地收入都难以预测,剩下的渠道只有PPP模式,值得注意的是,PPP所要求的法治环境、契约环境标准是相当高的,当前我国所处阶段难以很快兴起,PPP能置换多少地方政府债务的不确定性还很高,因此,今年的财政政策可以效仿货币政策适当有弹性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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