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开始,由于公务员的隐性收入减少,各地公务员关于收入低的各种吐槽也随之而来。到今年,公务员似乎成了跳槽者中的“活跃群体”。   2013年开始,由于公务员的隐性收入减少,各地公务员关于收入低的各种吐槽也随之而来。到今年,公务员似乎成了跳槽者中的“活跃群体”。

  智联招聘近期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显示,基于对智联招聘网站大数据的抽取和分析,新一波公务员跳槽热已开启,自今年2月25日至其后的三周时间内,全国范围内有超过1万多名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通过该网站投递出求职简历,跟2014年同期相比增幅达34%,位居跨界跳槽者中的“最活跃群体”。

  现如今,公务员“辞职潮”真的到来了么?过去千军万马挤独木桥考上的公务员饭碗真的就这么不吸引人了么?来听听各地的公务员都是怎么说的。

  跳槽?大部分还只是投石问路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公务员长期占据大学生最理想的职业首位,“国考”报考人数11年增长42倍,相比之下,公务员主动跳槽的案例却少之又少,一两个官员辞职都会引起舆论的密切关注。

  与“跳槽热”相佐证的是,2015年国考,120多个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参加,计划招录2.2万余人,相比去年增多约3000人,招录人数创历史新高。通过资格审查的报名人数为140.9万人,比去年少11.5万人。无论是报名人数,还是招考的平均竞争比,都创下5年来最低。

  但记者对一些公务员的采访发现,大家反而看淡“辞职潮”。

  “我身边还没有听说有谁辞职的。”上海某市直机关一名副科级公务员徐莹对第一财经客户端分析,前述提到的投出简历的公务员数量(包括事业单位人员,下同)无论是占公务员群体的总数,还是占想要跳槽者的比例都都很小,本来基数就非常小,稍微多几个增幅就显得很大。

  其次,徐莹认为投简历想要跳槽者不代表就真的会跳槽,“大部分人都只是投石问路而已,真正会放弃公务员的工作的比例可谓微乎其微。

  湖北西部某县一位副镇长王建说,目前他每月工资1800元, 年终绩效奖和年终奖杂七杂八加起来8000,公积金一年7000(个人加单位补的),也就是说平均下来一个月是3000出头,虽然不高,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我没听说我们这边有辞职的。如果辞职的人都成了新闻人物了。”

  粤北山区某机关公务员李欣说,当地的科级干部一般每个月到手都有四到五千。“韶关的房价也就四五千的样子,如果两公婆都在体制内的话,日子还是不错的。再说公务员跳槽干啥呢,真有能力的就出去创业了,现在的创业热潮这么火。”

  “公务员跳槽?我想想。“广州一家市直机关副科级干部陈铭说,他的公务员QQ群里有上千人了,但听到公务员辞职的是凤毛麟角。“好像这两年就只有一个,司法部门有一个人跳槽到广州一家大型地产公司了。”

  “跳槽的人都成了传说了。”江苏常州某市直机关公务员张伟说。

  徐莹说,在八项规定出来之后,有很多人觉得隐性收入少了,“觉得这工作迷茫啊,囔着要跳槽啊,但你要看看公务员跳出去能干什么,现在经济又不是很好,你没有什么实际技能,企业怎么可能给你一份很好的工作?”

  内部人分析仅有三类公务员或真正想跳槽

  徐莹分析,真正想要跳槽的人,有几种情况,第一种是在大城市的刚做公务员不久的男生。“在沿海大城市,公务员的待遇相比其他行业来说可谓相当一般,刚进入的新人更低。”

  徐莹认为,对女孩子来说,公务员工作安稳、福利齐全,收入多少没多大关系,所以特别适合女孩子。但对一些男孩子来说,需要的不是安稳,而是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发展空间。一旦他们觉得公务员这个职位的个人潜力发挥、晋升渠道都比较小的话,就可能会选择离开。“毕竟才工作没多久,这个时候出去还能从头再来。要是做太久了,想要跳槽就没那么容易了。”

  为什么是大城市?广州某市直机关公务员陈铭说,因为大城市就业机会多,要找一个收入超过公务员的工作也比较容易。而在小城市,一方面,工作机会太少,要换工作没有那么容易。另一方面,小城市的公务员收入普遍高于当地平均水平,买房等生活压力并不是很大。

  第二种是工作了十几年、二十几年,有一定职位和级别的人。徐莹说,这些人中,不少人是很有能力和抱负的,因此他们在离开公务员队伍后到企业一般能觅得一个高管的位置,收入比在政府部门高出好多倍。

  这些有一定级别的人一旦跳槽,往往会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和社会各界的热议。例如2013年9月,广州南沙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原副主任、南沙区原常务副区长孙雷“下海”任职“传化科技城”总裁,同样,曾被视为广州警界新星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更是履新上市公司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短短一周之内,广州两名“60后”和“70后”官员“弃政从商”的消息成为舆论聚焦。

  徐莹说,这个群体的很多人下海,企业看重的正是他们在政府部门的人脉资源。甚至不排除有一些人跳槽后实现权益的变现,也就是所谓的权力“旋转门”。专家指出,对这部分人,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既能促进人才的双向流动,又能有效阻断利益输送。

  第三种则是工作很累、晋升空间又有限的一些部门。广东省法院系统一位公务员吴丹告诉记者,法官每个月都要接很多案子,工作很累,因此像在深圳、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法官队伍经常有辞职的,“很多人辞职出来做律师,收入会高很多。”

  真正离开的并不多

  陈铭说,尽管对公务员这个工作产生动摇的人不少,但真正离开的人不多,一方面因为公务员跳槽也没有那么容易,他们所积累的人脉和学到的知识对其他行业来说用处并不大,只有那些与市场联系密切或具有专业技能的岗位才有机会跳槽到别的行业。

  另一方面,公务员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这种隐性福利超过常人。除此之外,公务员在养老、医疗、住房、户籍等方面一直享有超过正常水平的福利。因此,出于风险的考虑,一些公务员会在离开与坚守之间犹豫不决。比如,有的公务员,即便是企业开出的薪水是做公务员的数倍,也仍然会犹豫不决。“毕竟公务员是铁饭碗,而出去后就是就有风险了。”

  广州市直机关某公务员杨林说,现在机关事业人员的社保养老与企业并轨的具体细则还没出来,等到以后完全并轨后,可能会有更多人跳槽。“像工作了几年的男生,年纪还不是很大,还可以去社会闯一闯。但以前没有社保,如果现在贸然辞掉,这一块就没有了。因此还是等并轨做好了,没有后顾之忧了,跳槽的可能会更多。”

  实际上,公务员“下海”的现象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并不少见。当今中国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中,有不少就是当年下海的干部,比如,联想的柳传志曾是中科院人事局干部处干部,万通控股的冯仑曾任国家体改委体改所副主任、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广东社科院企业管理与决策科学研究所所长林平凡此前对第一财经客户端分析,上世纪90年代我国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影响了一大批人“下海”,但是近年来在一些领域以政府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影响之下,一些人更愿意集中在权力和政府的行政大伞底下工作。

  林平凡认为,怎样建立一个政府和社会的人才双向交流机制很关键。因为只有双向交流,社会人才流动才会更加自由,人们才可以从崇拜权力的官本位中跳出来。(文中所涉公务员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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