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仲翔回忆父亲曾经的故事

  父亲是性情中人干起工作来不要命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万里是一个典型的有血性的山东汉子,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他几乎没有城府,不会八面迎合,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父亲是一个实干家,干起工作来不要命,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和后果。父亲是一个对党对人民负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家。”

  我和哥哥的高消费

  1952年,党中央决定撤销五大中央局,当时有“五虎进京”之说。1952年年底,父亲也被调入北京,任中央建筑工程部第一副部长。

  1953年1月4日,中央派了一架美式军用运输机来接父亲等人赴京上任。上午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前往北京,机上坐了两家人,一是被任命为国务院(当时叫政务院)副秘书长的孙志远一家,包括冯秘书及工作人员;另外一家就是我们全家八口和工作人员。两家人整整坐满一架飞机,那时,飞机一天还飞不到北京,要在武汉加油,停留一天。1月4日晚上到达武汉,我们两家下机后在汉口德明饭店住了一晚。1月5日中午,到达北京西郊机场。随后,我们住进了东城和平宾馆,在电梯的眩晕中开始了北京的新生活。

  到北京后,我和哥哥被送进北京育才小学读书。学校在先农坛内,出东门是先农坛体育场,解放军高射炮兵部队也在体育场内布阵。1954年1月8日,星期五下午,我在高射炮兵阵地上进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戴上了鲜艳的红领巾,成为万家第一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星期六回到家里(我们平时住校),父亲和母亲看见我戴着红领巾回来也颇为兴奋。他们有言在先,谁先入队就给谁买冰鞋。

  星期日一早,父亲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妹妹一起去东四人民市场买冰鞋。我选中一双北冰洋牌冰鞋,价钱25元。父母将要付钱时,我看见哥哥在一旁站着低头不语,羡慕的看着我手中的冰鞋——哥哥比我大1岁,在育才小学和我同级,因战争年代颠沛流离没有条件读书,被耽误了一年。看着哥哥尴尬不安的神情,我马上对父母说:“给哥哥也买一双鞋吧,鼓励他早日入队。”

  父母相视一笑,马上就说:“咱们给老大也买一双吧!”于是又给哥哥买了一双同样牌子的冰鞋,共花了50元。当时没有感到父母为培养我们而投重金的用心良苦,以后从家里发生的一件事情上,我们才体会到父母为了培养我们而不惜工本的苦心。

  年少不更事,不知道50元对父母来说是一个多么沉重的负担——那时刚由供给制转为工资制,父亲是部级干部,母亲是处级干部,他们每月工资也不太高,要养活全家8口人,还要补助生活更加困难的穷亲戚们。全家平时也是节衣缩食,我们穿的衣服也是补丁摞补丁,大的穿完小的穿,一到月底经常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是父亲和奶奶之间的一场严重冲突,才让我明白了一些道理。那时我们全家住在一个四合院里。一个星期天,奶奶来到客厅,对着父亲大吵起来:“万里,我不是人啊?你那屋装了窗帘,为什么不给我这屋装?”原来,公家为父亲住的北屋装上了窗帘,南屋没有装。奶奶发现了,就找父亲责问。父亲说:“国家困难,我怕公家花钱太多了,所以没叫他们给你那屋装。”奶奶又说:“那你没有津贴呀?你用津贴给我买嘛!”父亲无言以对,连声允诺,赶快用自己的工资为奶奶的房间安上了仅有一层白布的窗帘。这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看见奶奶对父亲大发脾气,责怪父亲。

  阻止姑姑提拔

  父亲做事很极端,不留余地,常常使人感到有些绝情。这也许是他们那个时代的革命者的共同特点。

  我大姑万云从小在根据地长大,受父亲影响,15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解放大军进入大西南重镇重庆后,被党团组织选中,派往苏联列宁格勒团校学习深造。

  这是苏共培养共青团高级干部的专门学校,团校的学员都是从全国各地选拔出来的经战争考验的优秀青年,毕业后分配到共青团组织中做领导工作。团校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中国共青团的领导干部。由于都是调干生,又是留学生,当时中苏关系很好,故生活待遇很高,每月发1200卢布生活费,相当于苏联的高干待遇。经过几年学习,大姑以优异成绩毕业后,分配到共青团中央工作。那时父亲已调到北京建工部工作。大姑到团中央上班不久,父亲就找她谈话,认为她在团中央机关工作高高在上不好,应该到工农中去,与工农相结合,到基层工作,更有利于她的思想改造。

  在父亲的干预下,大姑离开团中央,调入北京国棉二厂做工会工作,长期和工人在一起,同吃同住同劳动。大姑从机关下来毫无怨言,默默工作,无私奉献,获得了工人的好评和党委的信任,先是当了厂工会主席,后又担任了厂党委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因为沾了父亲这个“黑帮”哥哥的光,又执行了党交给的“四清”特别任务,大姑被江青点了名,因此被造反派斗得死去活来,险些精神失常。但在工厂劳动扫厕所期间,工人私下安慰她、鼓励她,她坚强地挺了过来。父亲被解放后,大姑也恢复了工作。她在工作中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经过几年努力,大姑不仅恢复了原来的职务,还具备了提拔的条件。北京市纺织局的领导找到父亲,对他说:“万云同志表现不错,我们准备提升她为纺织局副局长,你看怎么样?”

  父亲听后,马上一口回绝,说:“万云不够格。比她优秀的人多的是,还是先提拔别人吧,万云需要继续锻炼。”

  局领导相当重视父亲的意见,认为父亲不同意就算了。父亲的一句话就中断了大姑的晋升。许多年后,组织上没有征求父亲的意见,大姑才被提拔,当上副局长,临退休也不过是个局级干部。人们常说“朝中有人好做官”,但在父亲这里就不灵。他这里是“朝中有人难做官”

  我们家的非党群众

  三妹叔鹏大学毕业后,在北京某单位工作。她工作努力,认真负责,颇得领导赏识。单位领导想培养她入党。可能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创伤太深,她对政治不感兴趣,表现虽好,但也没有申请入党。有一次,单位领导进行家访拜会父亲,他们对父亲说:“小万在单位表现不错,虽然还没有写入党申请书,但我们想将她作为发展对象培养她,让她早日入党。”

  父亲听后,很平静地对他们说:“不要培养,我们家多一个非党群众也好嘛!”

  叔鹏的领导听后一脸茫然,不解其意。叔鹏的领导以后再也没有培养叔鹏,叔鹏始终没写入党申请书,父亲也始终没有过问。叔鹏直到退休还是个白丁,始终没有入党。

  叔鹏后来问过父亲,怎么从来不问她关于入党的事。父亲对她说:“参加革命入党要靠自觉,我问你干什么呢?”父亲当年是自觉参加革命,主动找党的,他不懂入党还需要人特别加以培养和提醒。据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原始来源:泰山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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