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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08月12日01:20 新闻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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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里长征,是我党和我军革命史上一段永不褪色的传奇。

  娇小的个子,瘦弱的身躯,一根拐杖,一顶红军帽,现在已经退休的历史教师邓玉平,从2004年开始,背着行囊先后11次踏上红军长征路,“他们是传奇,我想讲讲他们的故事”,在“红色苦旅”中寻找长征精神。

  红军后人的“执念”

  邓玉平的“红色苦旅”,始于一种出生在革命军人家庭的深深“执念”。

  她的父亲邓志云,四川江油人,是一位走过长征路的老红军。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来到了他的家乡,年仅12岁的邓志云参加了红军。

  从小听着父亲的长征故事长大,邓玉平深受父亲影响,她酷爱历史,尤其对红军长征史充满兴趣。她学了历史专业,后来成为一名历史教师。1991年,邓志云去世,为了缅怀父亲,邓玉平想重走长征路。她觉得学历史、教历史,更应该去感受历史,身体力行地告诉学生历史是什么,长征精神是什么。

  2004年,准备出发前的3个月里,她每天坚持步行1个多小时上下班,锻炼体能,为一个人的“长征”做准备。当年7月,邓玉平背起行囊,只身从上海起程,沿着父亲的足迹,第一次重走迂回曲折的红四方面军长征路。

  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

  2006年7月,因落下腿疾,邓玉平拄着拐杖踏上红一方面军长征路;

  2006年9月,赴川陕根据地和雪山草地,因高原反应休克,送医院急救,幸转危为安;

  2007年7月,重走红二、六军团长征路;……2012年7月,徒步穿越松潘草地,一行人遭遇暴雨冰雹迷路,邓玉平半昏厥,被藏民和队友所救;

  2014年6月,重走红军入川路;

  2015年6月,重走红三军向湘鄂边转移的小长征路,淋雨患上急性支气管炎失声,不得不写字问路。

  11年间,她结识的一些志愿者和红军后代也加入其中,相伴同行,至今已经11次走过了各条不同的长征路。在家人和各地爱心人士的支持下,邓玉平在长征路上寻访到240多位老红军,其中女红军38位、开国将军28位、老红军奥运火炬手4位。最年长者106岁,最年轻的89岁。

  邓玉平始终记得父亲的口头禅:“要努力工作才对得起牺牲的战友”,等她寻访到更多的老红军时,发现他们用不同的口音说着同样的话。而这些在革命年代经历过大风大浪的老人,经常噙着泪,郑重地委托她:“我走不动了。你要重走长征路,就请你代为和我们的战友握握手吧!”这些万里长征亲历者的信任和嘱托,给了邓玉平另一个坚持下去的理由,“越走越觉得不单单是在怀念父亲了。”

  沿途收集大量珍贵资料

  重走长征路,不是红色旅游,更像是一种信仰支撑下的苦行。

  每次寻访之路都要历时1个月左右,出发之前规划好的只是一条大致的路线,路上会遇到什么,大多在计划之外。路途中遭遇恶劣天气、中暑、伤病、迷路、甚至车祸,用邓玉平的话说,想得到和想不到的都碰上过。更不消说她身体羸弱,有腿疾、高血压,几次从鬼门关前绕行。

  每到一地,邓玉平会先找到当地邮局盖好邮戳,然后找当地的老乡、司机攀谈,找寻各种红军标语、红军旧址遗迹,但凡与长征、红军有关的红色印迹,都去现场用影像和文字记录下来。在邓玉平的“长征”路上,最让她震撼的是“那些数不清的沉默的红军烈士墓”,每到一地,她都要去红军墓祭奠英烈,拔掉野草,到烈士墓边坐一坐,陪伴片刻。

  在这种震撼之外,邓玉平也被革命老区的百姓深深感动。

  四川通江两河口是红军入川的第一镇,1932年12月,红四方面军入川,最初还担心老百姓是否接纳部队,想不到大受百姓欢迎。邓玉平记得格外清楚,2014年6月30日下午,一行3人到达四川通江两河口,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便坐在小镇街沿上歇脚。街沿边一户人家的女主人听到她们的对话,知道是来重走长征路的,什么话都没说,主动给她们送来3碗鸡蛋面。邓玉平深受感动:“就好像是一种历史与现实的重叠,老百姓对红军的信任和拥戴延续到了今天。”最后,本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她们执意付了面钱。

  跋涉万水千山,邓玉平收集到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口述和图片资料:几大箱记录老红军影像的录影资料、100余万字的访问日记、堆满整个书房的长征资料和书籍。更重要的是,她把寻访路上体会和理解到的长征精神,当成最大的财富带回了上海。

  留下240多位老红军签名

  重走长征路的过程中,穿破了多少双鞋,拄坏了多少根拐杖,邓玉平已经记不清了,唯有跟随她十多年的暗青色背包没有换过。这个被汗水、泪水、雨水浸透过的双肩包里,放着邓玉平最宝贵的东西——一面红军旗帜。

  展示之前,邓玉平先是用纸巾认认真真地把桌子擦了一遍,然后才小心翼翼地将旗面展开。从2004年第一次重走长征路开始,这面旗帜就放在行囊里,现在,鲜艳的红旗上留下了240多位老红军的签名,都是这些年她重走长征路的见证。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而目前还健在的老红军已经相当有限。当年找到的老红军并留下签名的,很多都已经成为绝笔。邓玉平说,年纪大的老红军,签一个名可能要花上十几分钟的时间,但依然坚持自己写,坚决不让小辈代笔; 还有一位叫胡大祥的老红军,2006年10月2日在重症监护室签了名,当天夜里就去世了。

  寻访途中,邓玉平跑了太多次医院、护理院,见到老红军,亲切地称呼他们“红军爸爸”“红军妈妈”,感觉老人眼睛都亮了。邓玉平回忆,有一次去武汉看望一位叫姜萍的女红军。当时老人已经患了老年痴呆症,不仅生活不能自理,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认识了。邓玉平在她的耳边叫了声“红军妈妈,长征,长征”,想不到老人立刻有了反应,还紧紧抱住邓玉平,让所有人吃惊不已。告别之时,老人还拼命从轮椅上站起来,由人搀扶着坚持相送。

  而这件无价之宝,也曾差点遇险。2007年,在重走红二、六军团长征路途中,邓玉平遭遇抢劫,小包被抢走,幸而这面旗帜和军帽等都放在大包当中,没有被抢。但这也让邓玉平后怕不已,对这面珍贵的旗帜倍加珍惜。

  矢志不渝传递长征精神

  历经了千难万险,邓玉平愈发淡然。她说,只要还能走,就不会停下重走长征路的脚步。“红军战士是英雄,是传奇,我所做的,就是想用心讲好他们的故事。”从缅怀父亲开始,她执着地把“长征”当成了自己新的事业。

  她告诉记者,自己总结的长征精神是:“一直向前的理想信念,一直向上的英雄气概,一直向真的艰难跋涉,一直向善的品德升华”。在重走长征路的途中,感受到了前辈的不易、同伴的互助,还有革命老区人民的热情,一路上,体会到人性的真善美。

  邓玉平不仅想做长征故事和长征精神的寻访者和记录者,她更想做一名传播者。

  2011年退休前,她把自己收藏的几百本有关长征的书籍借给学生阅读,把在长征路上拍的照片、视频和收集的资料制作成幻灯片、视频,用于课堂和讲座。她所在的学校也把长征精神教育纳入教学计划,开设了“走进长征”历史选修课,学生报名踊跃。

  退休以后,邓玉平有了更多的时间从事公益活动。作为上海东方讲坛特聘讲师和志愿者,她经常走进学校、社区、军营,传播长征精神。她发动了自己所在的塘桥社区和小区,用义卖的方式筹集善款,捐给革命老区的学校。

  曾经,父亲邓志云出去做讲座,讲述自己亲身经历的长征的故事,邓玉平在家等待,见到父亲回家来总是精神奕奕,格外兴奋;而今,邓玉平去各处讲自己感受到的红军万里长征,回到家,她的孩子总要问,“妈妈,今天讲得怎么样,给自己打几分?”邓玉平觉得,这就是一种神奇的轮回。

  2004年7月,邓玉平从上海起程,第一次重走红四方面军长征路;

  2006年7月,因落下腿疾,邓玉平拄着拐杖踏上红一方面军长征路;

  2006年9月,赴川陕根据地和雪山草地;

  2007年7月,重走红二、六军团长征路;

  ……

  2012年7月,徒步穿越松潘草地;

  2014年6月,重走红军入川路;

  2015年6月,重走红三军向湘鄂边转移的小长征路。

  11年间,她已经11次走过了各条不同的长征路。

责任编辑:王蓬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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