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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1月12日18:53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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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获朱镕基赏识,曾任6年上海市长的他还在“发光发热”

  11月9日至10日,由徐匡迪担任组长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来到天津调研考察,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市长王东峰陪同考察。

徐匡迪担任组长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来到天津调研考察徐匡迪担任组长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来到天津调研考察

  徐匡迪曾经担任上海市市长、中国工程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领导职务,现年已78周岁高龄。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徐匡迪仕途履历跨越学界政界,早年从任教到从政,由上海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调任上海市教卫办副主任兼市高教局局长,由此踏入政坛。

  徐匡迪回忆这段人生重要转折时,经常提起一个人的名字——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

  从任教到从政

  朱镕基:“我终于找到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到计委工作”

  徐匡迪生于1937年,1959年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后一直在高校从教。直到1989年,时任上海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的他,被时任上海市长的朱镕基任命为上海市教卫办副主任兼高教局局长。

  “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二个重大转折,即从教学、科研工作转向政府部门工作”,在《徐匡迪详述:我亲历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件大事》一文中,徐匡迪回忆,当时虽然转向政府部门工作,可是他十分珍惜已有相当基础的科研工作,所以跟朱镕基商定,每周在高教局工作四天,其余三天回校带博士生及做科研。

  可是一边在政府部门任职、一边搞科研的日子,徐匡迪只过了不到两年。

  1991年初,徐匡迪随朱镕基率领的上海市代表团访问欧洲。在参观巴黎证交所时,法国人不大愿意用英语介绍情况,而选用母语。代表团一名翻译虽然法语精通,但不懂期指等经济名词。徐匡迪插话,解释了经济术语“可转换债券”。“你是学工搞钢铁的,怎么会知道金融?”朱镕基问,徐匡迪讲述了自己在海外学习经济的经历。

  徐匡迪回忆,在回国的飞机上,朱镕基叫他过去,说“回上海后你不要到教卫办了,我现在缺少懂经济、特别是懂国际经济的人,你就到计委去工作”。徐匡迪说:“不行,我可是不喜欢计划经济的”。朱镕基听后哈哈大笑,“好啊,我终于找到了一个不喜欢计划经济的人到计委去工作了”。

  “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三个重大转折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徐匡迪说。此后,他历任上海市计委主任、上海市副市长、上海市委副书记等职,1995年走上上海市长岗位,之后当了6年上海市长。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担任上海市长期间,徐匡迪定下了一个“六亲不认”的规矩。

  接受采访时,徐匡迪说,自己亲属很多,母亲家的兄弟姐妹就有11个。当了上海市长以后,他召集亲属吃了顿饭,对他们说:“我今天能做这个工作,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也是我们祖祖辈辈家里面做官做的最高的了。你们都是我的亲属,如果说我做得好,我们大家都光荣,如果我有一些事情做得不好的话,你们也被人家说。所以,我在任期以内,你们不要来找我。无论是工作的问题,还是你要参与什么经济活动,都不要来找我。而且我在这种事情上要请你们原谅,我是六亲不认了。”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担任上海市长时,徐匡迪还力推了一件大事,申办2010年世博会。

2001年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市政府会见时任美国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夫妇2001年时任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在市政府会见时任美国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夫妇

  由徐匡迪口述的《我所经历的上海世博会申办工作》记载,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就曾考虑申办世博,为此还成立了研究小组,时任上海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的他,是小组成员之一。

  担任上海市计委主任期间,他曾带队到韩国考察大田世博会的筹备工作。走上上海市长岗位后,上海市政府于1999年正式作出决定,申办2010年世博会,其后他曾担任上海世博会申办工作领导小组组长。

  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曾在上海度过数个春节。《徐匡迪详述:我亲历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几件大事》一文记录,1992年春节,邓小平接见了上海市委常委,徐匡迪也出席了会见,

  “吴邦国书记向小平同志介绍我:‘这是一位国外回来的教授,现在从政了’。小平同志说:‘教授从政好啊!搞四化需要有很多的教授从政’。我听后受到极大的鼓舞”。

  从政界回学界

  “要珍惜院士荣誉,保持这一称号的纯洁”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徐匡迪是中国第一位拥有“院士”称号的市长。就在走上上海市长岗位的1995年,他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院士。

  2001年,徐匡迪离开工作了38年的上海,调任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次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长。2003年3月当选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自此直到2010年卸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离开领导岗位。

  徐匡迪自述,担任中国工程院院长是他行政工作的最后一站,“我一直把工程院当成自己的家”,“从上海调到北京来时,已把所有关系都转过来了。”

  据报道,离开上海来京时,徐匡迪只身一人赴任,没有带秘书,没有带司机,把自己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了北京,“这是非常少见的”,中国工程院机关一位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说。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发现,担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八年间,徐匡迪主持了一件令数百名院士及工作人员印象深刻的事——提高院士选拔的门槛。

  徐匡迪履新中国工程院院长时,院士队伍的快速增加,引发了一些对院士质量和遴选方式的质疑声音。

  2005年,中国工程院向新当选的院士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提出“院士不是万事通,应避免参加各种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评审、鉴定、咨询等活动,特别是商业性广告和造势”,“对院士的成就和贡献宣传要恰当,‘院士’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是一种职称和职务,不宜处处以‘院士’称呼。不举办当选庆祝活动,也不宜把过高的、不适当的物质待遇加到院士身上。不宜过早地给年轻院士压上行政职务。”

  这封公开信给学术界带来很大冲击,徐匡迪当时解释说,公开致信旨在让院士对自己有清醒认识,不要搞成“社会活动家”,增进社会对院士的了解和监督,此举对促进良好的社会风气形成,也具有积极意义。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这封公开信只是一个前奏。2007年,中国工程院改革了院士增选方式,将选举当选票数由本学部现任院士的二分之一通过修改为三分之二(含)通过,这意味着候选人必须得到更高的公认度才能当选,提高了院士当选的门槛。

  一年后,中国工程院再度收紧院士入门关。在2008年的第九届中国工程院院士大会上,徐匡迪作报告时用很大篇幅,剖析院士科学道德建设问题,列举了科学界的一系列不良现象,直言院士群体的科学道德建设面临新挑战。修订的《中国工程院章程》第四条“院士标准和条件”中,增加了“品行端正”的表述。

  2010年6月,在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上,徐匡迪卸任中国工程院院长一职。

  他当时表示,尽管受到干扰,但经过各方共同努力,中国工程院的院士增选工作体系逐步健全,程序日趋完善。并再度强调,“在当前复杂的社会和浮躁的学术环境下,科学道德建设面临挑战”,“要珍惜院士荣誉,保持这一称号的纯洁,不让院士称号变成被滥用的资源。”

  晚年发挥余热

  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卸任中国工程院院长四年后,徐匡迪于2014年再担重任,担任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

  2014年2月26日,总书记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作出部署。

  此后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及领导小组办公室、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相继成立。

  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为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徐匡迪任组长,副组长为曾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的邬贺铨,成员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军扩、中国科协副主席谢克昌等。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两年来,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一直奔波于京津冀三地调研。

  2014年6月,徐匡迪曾率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到天津调研,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孙春兰会见了徐匡迪一行,介绍了天津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刚刚过去的11月9日至10日,徐匡迪再度率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来到天津,并召开了工作汇报会和专家组反馈会。

徐匡迪徐匡迪

  在会上,徐匡迪表示,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需要三地合力攻坚,共同破解北京“大城市病”、区域环境资源超载、资源配置行政色彩较浓、地区发展差距悬殊等突出问题。

  “政事儿”(微信ID:gcxxjgzh)注意到,去年7月,徐匡迪还曾率京津冀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到北京调研,跟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时任北京市长王安顺座谈。  

  徐匡迪表示,北京是首都,地位特殊,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起到带头引领作用。要依靠科技创新,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探索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破解人口、资源、环境矛盾,落实重大国家战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郭金龙表示,我们要自觉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跳出北京看北京,克服“舍不得”的思想,主动融入,积极作为,疏解“瘦身”,健康发展,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发挥好带头作用。

责任编辑: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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