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西畴富宁人民的幸福安康
——最高检27名挂职支教干部在云南接力扶贫22载的故事
“透风的危房,摇晃的破床,生锈的旧锅,无粮的空缸”,这是20多年前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西畴县人民生活的真实写照。1995年,西畴县国内生产总值仅为2.4亿元,全县23.4万人口就有近20万人处于温饱线以下。
正当西畴县的老人盼温饱、孩子盼上学之时,199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与西畴结成了扶贫帮困对子。从此,最高检定期向西畴派遣扶贫挂职干部,一派就是22年。
2015年,最高检又承接了定点帮扶文山州富宁县的任务。
22年来,最高检定点帮扶西畴、富宁成为一种延续不断、热情不减的接力。21位最高检扶贫挂职干部和6名支教干部先后来到西畴、富宁。他们带着党中央对人民群众的关心关怀,带着历任最高检党组的殷殷嘱托和最高检全体干部的真情,踏遍这里的山山水水,走访贫困山区的村村寨寨。他们挥洒汗水,默默奉献,倾心帮扶,谱写了一曲深情帮扶的壮歌。
22载扶贫从援建希望小学和“一师一校”开始
1995年3月,作为第一批最高检驻西畴扶贫工作组的成员,王向东、王占清、赵凤祥来到西畴县,经过了解得知,当时西畴有270所中小学的危旧校舍亟待得到重建,还有1300多名渴望求知的孩子因家庭经济收入不足而没钱上学或中途辍学,他们便马不停蹄地开始着手协调解决教育困境问题。为西畴创建第一所希望小学,引进两所希望小学,这样的成绩在牵头人王向东看来并不值一提,因为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李世明在1996年来到西畴县挂职副县长,接过“接力棒”的那一刻,他有些兴奋,内心满是帮扶贫困户的正能量。“在大街上,我看到一位老太太衣衫褴褛很可怜,就从兜里拿出100元钱给她。”李世明的这一举动还被西畴县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拦了下,李世明却很坚持。但是,老太太没走多远,手里拿着的钱就被老伴抢去买烟了。
“其实,对这位老太太来说,还不如给她一桶油、一袋粮食来得实在。”那名工作人员诚恳地说道。李世明心里很震撼,开始认识到“授人以渔”的重要性。他通过协调,自1997年9月开始,通过某公司教育中心免费为西畴县培训20名高中毕业生,至大专毕业后在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再回西畴县工作。他还协调申请从国家检察官学院选派了一位英语水平较好的年轻干部,到西畴县一中任副校长兼英语课教师。
作为第三批最高检扶贫干部,时任检察日报社工会主席的匡燕怀,1997年主动申请去西畴县扶贫,那一年他刚好50岁,挂职西畴县委副书记。
匡燕怀语速很快,给人第一印象就是一个行动派。由于自己的母亲曾在家乡“一师一校”的学校任教,因此,初到西畴县,他便提出建立“一师一校”。他告诉记者,这种“撒胡椒面”建立学校的做法“很实用”。“这种方式可以方便村民,尽量做到让每个孩子都有学上。‘一师一校’由于离家近,还提供住宿,不少民办教师都愿意来,刚好可以解决师资不足的问题。”
西畴县政府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最高检扶贫干部共协调引进资金2500余万元,新建希望小学12所、“一师一校”村级小学13所,帮助一批边远山区小学配备了电脑等教学设备,共为1000余名贫困学生争取到特困补助资金200余万元。
原最高检扶贫办副主任任长义告诉记者,如何让西畴的群众真正脱贫是他当时一直思考的事情。“教育的落后是贫困的根源。对于既没有文化,也没有技术与专长的贫困村民而言,脱贫的治本之策还是教育,要掐断贫穷代际循环的链条。”
既千方百计改善基础设施又想方设法帮助贫困群众增加收入
在最高检档案室,记者查阅到一份1995年的《关于请求解决西畴县岩溶山区人畜饮水困难的函》,里面有一组数据格外醒目:“西畴县全县10个乡镇中,有5个乡镇75%的人口缺水,全县缺水人口达13.9万人,每年缺水达30天至100天,最多年份达150天,取水单程一般在2公里,少数地方达20公里以上。”
饮水问题一直是最高检扶贫干部比较揪心的一件事。作为最高检第八批扶贫干部,刘诗映特别珍惜自己在西畴的两年时间。2009年,刘诗映辗转联系到中华海峡两岸企业交流协会,争取到了该协会“巨龙腾飞母亲水窖与万里行”项目资金230万元,用于解决西畴县缺水的2000户贫困母亲家庭9000多人和2200多头大牲畜饮用水问题。
西畴县政府有关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22年来,最高检扶贫干部先后帮助协调中央和省州各类水利建设资金1.1亿元,共建成水库水源工程13座(小水窖3.5万件、小水池994件、小坝塘工程59件),有效灌溉面积达36万亩。
同样,在最高检扶贫干部协调努力下,富宁县格当村安全饮水提升工程总体投入105万元,铺设管道总里程达13公里,可以解决陶家、苏麻弄、达浪、哈家口、大弯5个村小组148户的安全饮水问题。
“在扶贫中,我们认识到,改善基础设施,为西畴、富宁脱贫攻坚打了一个好的基础,但更重要的是,扶贫应尊重贫困地区群众在脱贫致富中的主体地位,鼓励其通过自身努力增加收入,改变落后面貌。”最高检扶贫办主任杜爱平告诉记者。
“劳务输出是我们看准的路子,经过协商,确定广东省东莞市为西畴县3万剩余劳动力输出的主要方向。”最高检扶贫工作组在1996年12月的工作总结中写道。
同样看准这条路子的还有2004年作为第六批最高检扶贫干部来到西畴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的李达明。为了让尽量多的贫困户青壮年出去打工,他与江苏几个地方对接联系好后,拿出自己积攒的2万元,塞到几位贫困户青壮年手里说了一句:“这钱等你们挣回来以后再还我。”李达明心里很清楚,2万元给出去可能就“打水漂”了,但从没后悔。
劳务输出、技术致富等方式成为带动西畴县经济发展的一股原动力,西畴县政府有关负责人表示,最高检西畴县挂职干部重点对目前收入达不到脱贫标准的883户低收入户实施产业再帮扶,采取发展产业、入股合作发展等方式实现了稳定可持续增收。
据统计,2016年,西畴县完成地区生产总值33.7亿元,同比增长10.5%;财政总收入2.96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930元,各项存款余额56.6亿元,各项指标增速排名全州前列。
瞄准扶贫对象坚持精确帮扶,助推贫困群众早日脱贫
2015年3月27日,在最高检定点帮扶西畴县20周年之际,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曹建明来到西畴,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加快西畴定点扶贫开发进行调研。他一路走一路看,深入最高检援建的希望小学考察慰问,到特困老农家中嘘寒问暖。
他叮嘱在那里挂职的最高检干部:“要瞄准扶贫对象,坚持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集中有限资金有针对性解决贫困户生产生活和子女上学等方面遇到的特殊困难,真正使政策、资金惠及贫困群众。”
在西畴县革岔希望小学捐赠仪式上,曹建明指出:“在这些年的云南省定点扶贫工作中,贫困地区的孩子和老师们始终是最高检广大干部心中的牵挂。”
而就在该捐赠仪式当天,“新长城”自强班的学生杨万洁在最高检定点扶贫西畴县20周年调研总结会上作为学生代表发言:“曾经有人问我: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大声说:我的梦想是考上北京的一所重点大学,因为那里有帮助我、给了我许多温暖的你们。”
杨万洁父母均患病,姐姐也由于一场大病双脚酸软无力,不能长时间站立,仅靠爷爷微薄的退休工资生活,爷爷去世后,上学的学费成为他继续求学路上最大的难题。最高检扶贫干部与学校老师了解情况后,推荐他加入了自强班,每年都有1800元的助学金。当时,西畴一中已经有151名因贫困险些辍学的学生得到该项目资助。
“在20多年前,我作为一名军人到过老山,曾经过西畴,当时,除了光秃秃的山之外,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贫穷的老屋,而2012年我有幸成为扶贫工程的一分子,特别是在新农村建设工程中,看着太阳村一栋栋新房拔地而起,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激动。”2012年来到西畴县挂职县委副书记的张玉亮告诉记者。在他挂职的两年里,除了协调引进资金达3000多万元外,还将“女子太阳山祭祀”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申报。
2010年,作为第九批挂职干部,翟望明来到西畴任县委副书记,有一次调研完结束后已是晚上9点多,男主人50多岁,坚持要送他回去,理由很淳朴:“你也是农民的孩子,爸妈供你上大学不容易,你将来还可以干一些更大的事情,这段路如果出了意外就是很大的损失。”
翟望明听后心里很触动,有些激动。“他们已经开始认识到教育成才的重要性了。”他告诉记者。
“在扶贫过程中促进群众观念的转变非常重要,对于扶贫项目,应当让他们发自内心地积极参与进来,充分意识到,脱贫不单是政府的事情,村民也应责无旁贷。”第七批挂职干部杨安瑞告诉记者。
2016年年初,最高检出台《定点帮扶云南省西畴县富宁县脱贫攻坚工作规划》(下称《规划》)。《规划》着眼深入贯彻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会议精神,从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工作重点、保障措施四个方面,对进一步加大定点帮扶力度,助推云南省西畴县、富宁县如期完成脱贫摘帽任务作出具体部署。
《规划》出台后,廉士兵受最高检委派来到富宁县后挂职县委副书记,为了让更多贫困户村民接受电子商务进村项目,他挨家挨户去做普及。大多村民都比较支持电子商务进村的落地实施。在廉士兵的努力下,富宁县成功申报2016年全国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获得国家财政2000万元资助。目前,12个乡镇电子商务公共服务站已相继建成开业。
“22年来,最高检采取下派干部、资金帮扶、协调项目等方式,帮助实施产业扶贫、易地搬迁扶贫、劳务协作扶贫、教育扶贫、健康扶贫等扶贫攻坚工程,既注重‘输血式’扶贫,更注重培养‘造血功能’。”杜爱平表示,“下一步,我们将努力培育、扶植当地‘具有内生活力的脱贫主体’,全面贯彻习总书记精准扶贫的要义,按照最高检党组的要求,将扶贫接力棒继续传递下去,使西畴、富宁贫困群众早日脱贫,让祖国西南边陲更加幸福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