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无论传媒业变化多么快，总有一些传统在兼具使命感和天然优越感的国际记者圈中慢慢地、悄悄地延续。
作为一名国际记者，这几年养成了一个职业习惯。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先去找一找外国记者俱乐部。间谍小说作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e）以香港外国记者会（FCC ，Foreign Correspondence Club）为原型创造过不少作品。在信息大爆炸当下，FCC早已经不像间谍小说中描述的信息情报交换据点，但作为俱乐部性质的社交平台，香港外国记者会仍在延续它过往的传奇。
如今与“艺穗会”分享中环下亚厘毕道同一幢建筑的FCC，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至“二战”时的重庆。当时在民国陪都重庆聚集了一大批外国记者，1943年他们自发成立了FCC。后来随着中国内地时局的变化，FCC先后迁往南京及上海。在上海，FCC定址在今天北苏州路上的上海大厦，也就是百老汇大厦。
说起FCC在上海这段历史，就不能不提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上海大厦建成伊始，就成为新闻界和金融界名流竞相入住的奢华公寓。上海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将这座曾经接待过艾森豪威尔的“美国新闻记者俱乐部”改成“日本领事馆上海俱乐部”，成为沪上最重要社交和新闻发布场所。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深知外国记者的那支笔关乎他的国际名声和政权命运，为了和外国记者拉关系索性想出一招：把第13层到第16层的整整四层楼，以低于市价数倍的价格租给常驻上海的外国记者，FCC自然也就顺水推舟，领了蒋介石的这个情。迁址香港后，FCC其实也是数易其地，直到1982年牛奶公司搬走后才向港英当局租用了这个靠近雪厂街的建筑北座。世界各地的记者俱乐部都是具有独特门槛和气质的社交平台，FCC自然也不例外，可能在无冕之王的眼睛里，他们笔下记录的历史和故事，远远超过一般人追逐的名利和权势。
“只招待会员”，一块黄铜的铭牌挂在FCC门口，令很多人望而却步。这里的门槛制度规定，想要入会需要有记者会员推荐，此外还需要经过漫长而细致的审查，也就是说即便你是银行家和商业大亨，想要入会也需要有名声在外的记者做“保人”。会员的礼遇自然令人眼花缭乱，但一个小细节可以看出FCC的“任性”：有钱就想要买礼品店的纪念品？想得美，只有会员才有资格购买。
历史建筑里驻留的通常都是人写的历史，在FCC里面的每个角落，都有向来者无声昭示历史的小心思。一楼洗手间的外墙，挂的是像《纽约时报》尼克松总统辞职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头版报道，捐赠者几乎都是FCC的会员。就连在洗手间里面，也有职员每天精选《华尔街日报》等头版，让宾客在方便之余浏览世界大事。
FCC里面每一名记者会员都可谓是“大咖”。最先报道“二战”爆发的著名战地记者克莱尔•霍林沃思（Clare Hollingworth）是FCC的常客，至今FCC还有一张永久为她保留的桌子。会员名单还有众多社会名流，包括香港首任特首董建华先生的父亲董浩云先生，这位船王当时喜欢吃FCC出品的中餐，于是年幼的董建华常常陪父亲来到这个社交场所。
根据资料，现任特首梁振英先生成为FCC会员的时间是1977年，那年他刚刚从英国学成归来加入仲量行，与外国记者交朋友的心情可见一斑。
FCC现在每隔数年都要和政府商讨租金事宜，就在那个场合，侯任特首林郑月娥女士也表达了对FCC的支持。用她的话说，这里是这座城市珍贵的历史资产。
我上次去FCC的时候，给会员通告墙上一如既往地挂着精彩的演讲预告：朝鲜人的故事。今天这里俨然成为城中的一个演讲圣地，许多内地和国际嘉宾都以能被FCC邀请演讲或参加记者“大咖”举行的午餐会为荣。
其实，除了香港，在柬埔寨和缅甸都有类似FCC的组织。金边FCC也坐落在一幢具有殖民时期格调的建筑中。看来，无论传媒业变化多么快，总有一些传统在兼具使命感和天然优越感的国际记者圈中慢慢地、悄悄地延续。
（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