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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帆 深圳报道
导读
有独立思辨的能力，才会有创新，这也是我们人类区别于人工智能最重要的能力。
今年9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即将迎来第四届学生。
日前，其首任校长徐扬生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的专访。在徐扬生看来，大学最需要培养的是学生的独立思辨能力，这也正是创新的根基所在。
徐扬生同时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他的研究方向包括空间机器人、智能系统与控制、人机界面和智能混合动力汽车，设计并开发了30多个机器人及智能系统。除了关注教育本身，徐扬生也对大学、科研和产业之间的关系有颇多思考。
合作办学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21世纪》：作为首任校长，请你介绍一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办学几年来的成绩？
徐扬生：到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第四届招生，整体的情况一年比一年好，连续两年的生源情况在广东省所有大学里排在首位，广东省理科第一名、福建省理科第二名都在这里，我们还招了很多优秀的国际生。
第二，我们在培养学生方面做得不错。到我们这里来的教授都会夸奖学生素质很高，我们的学生到国际上参加比赛常常拿第一名。
我想这跟我们的办学理念有关，第一是“学贯中西”，一定要开眼界，有国际视野；第二是“古今通汇”，要知道自己历史、传统、文化，才能走得远；第三是“文理融合”。
另外我们的对外交流做得不错，跟国外40多所大学建立了联系，包括明尼苏达大学、剑桥大学、密歇根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学生可以去交流、学习；在师资招聘方面，引进了大批的优秀教授，在教授水平方面，我们的标准是向世界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看齐。
《21世纪》：大学招生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生源情况却在逐年变好，你认为你们最大的吸引力和优势是什么？
徐扬生：我觉得最大的优势是国际化。我们要看的不仅仅是今天的世界，更要看到10年、20年以后的世界，所以国际化越来越重要。
另一个优势是对本科生教学的重视。我们很注重教师在教学、教材、课程和考试等方面的细节，每一年会更新教学内容，因为世界科学、经济形势是在不断发展的，教育也不能一成不变。在一些学校，80%以上的教学内容是30年前的东西，这在我们这里是绝对不允许的。
教育应该鼓励个性
《21世纪》：你提过人工智能时代，教育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想象、创造等是真正需要培养的能力，从课程设置和学生培养方式上，怎样去适应未来的时代需求？
徐扬生：我觉得可以训练一点记忆，但不能太过。人只有一个脑袋，一天只有24小时，机械的东西塞得太多的话，会过多地占用脑容量和时间，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
有个朋友问我，怎样的教育才是好的教育？我说一个孩子在读小学、中学的时候，做完所有的功课后，在睡觉之前至少还有一小时的空闲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看课外书、看电影、聊天、打球，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挥每个人的个性，而扼杀个性的教育总是失败的。
具体的培养方面，有几点很重要，第一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辨的能力。有独立思辨的能力，才会有创新，这也是我们人类区别于人工智能最重要的能力。
第二是培养学生的责任心。这方面，德国人和日本人值得学习。我的日本学生，给他们布置了什么任务，绝对不会找借口不去完成。
第三是培养学生热爱生活的能力。我们有晚宴、博雅讲堂、驻校艺术家，这些都是陶冶情操的地方。热爱生活很重要，否则在专业的学习之外，人可能会陷入空虚，因为人生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好好工作。
《21世纪》：不管是在教育还是科研、产业等领域，跨学科是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现象，你们也提出“文理融合”的理念，具体而言，跨学科人才培养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如何体现的？
徐扬生：学科的发展是越来越融合的，这是世界潮流。比如当我们说“Media”的时候，它同时涉及计算机、视频、艺术、传播等，你说它是工科、理科还是文科？又比如，医院院长应该是受什么学科训练出身的？法律行业现在最缺乏的是IT、医学等方面的人才。建筑学、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公共政策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交叉学科。
我们的很多专业设置考虑了这些因素，比如新能源、大数据，它其实都是融合了很多不同学科的内容；另一方面，学理工科的要修很多人文的课程，增加人文素养对于今后事业上的发展、提高情商和沟通能力都很有益处。
做世界一流的研究
《21世纪》：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定位是研究型大学，在你看来研究型大学有什么特点？
徐扬生：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相比，对老师的研究要求更高。研究型大学要有研究院、实验室以及各种设备，这方面深圳政府对我们非常支持，现在我们有机器人与智能制造、大数据、高等金融等研究院或实验室，有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领衔的研究院，未来还会筹备生命科学、新能源等方面的研究院。
当然，要打造好的研究型大学，并不在于研究所的数量有多少，而在于要做世界一流的研究。如果你是世界上某个领域的前五名，那么一定要知道另外四名是谁。所以我们挑选教授非常严格，很多人来申请，但我们必须精挑细选。
研究型大学办得好了，研究成果可以让工业界和社会获益，拉动整个社会的科技进步，能辐射社区，提高人才素质，反过来这些又能更好地支持大学的发展。
《21世纪》：美国的高新技术发展，尤其是基础研究这一块，很大程度是靠研究型大学及其实验室的推动，你认为在中国，研究型大学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徐扬生：基础研究这一块，美国的确很依赖一流的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他们的很多尖端技术都是来自于一流大学的实验室。
我们的定位肯定是希望往这方面发展。如果研究型的大学足够多，基础研究做得足够扎实的话，对经济的持续发展也有帮助。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研究型大学同样也承担着培养一流学生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更注重培养学生独立的研究能力。我们的学生从本科一年级、二年级就可以参与实验室的工作，我的实验室就有本科生参加课题研究，这对学生是很好的事情。
中国需要培养创新文化
《21世纪》：前面你提及大学里的研究一定要有工业界的支持，这里面包含产学研的转化问题，你认为怎样可以提升转化的效率？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背靠深圳的产业链资源，是否在产学研结合上更有优势？
徐扬生：成果转化是有的，但也不一定是那么直接，大学里面的大多数研究成果其实是转化不出去的，你不得不承认，全世界都是如此，可能只有日本做得好一点。
十多年前我做了一个爬树机器人，大家非常喜欢，功能也很好，但有人问我，这有什么用？我说我真不知道，做的时候没想过有什么用。做出来以后，人们才想它可能可以做森林里的互联网传输点。有些研究成果的用途是后来才出现的，所以也不用太功利。
香港的很多科学家做东西是很务实的，有的人坚持做了几十年的研究，而深圳有很好的应用背景、产业化条件，产业氛围好，如果两方面的优势能够结合起来，将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引进的很多教授做的研究都是可以与深圳的产业界有所联系的。
《21世纪》：你曾经在公开场合提到，中国当前的创新更多是商业模式方面的，真正的技术革新非常少，如果要实现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变，中国还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
徐扬生：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跟教育、基础研究、文化有关，跟科研政策也有关。做科研的人心要静得下来，否则创新的东西本来就有限，炒来炒去又成了商业模式的炒作，这没有触动到技术创新的根本。
创新是一种文化，不是你想创新就一定能实现，重要的是要培育这种文化。研究型大学有必要去培养创新人才，从而推动创新文化的形成。对于深圳而言，这个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需要几所什么样的大学来培养这样的人才？我想这是需要明确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