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峰 北京报道
导读
“我觉得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现在还很难冲击研究性大学，研究性大学有一个特点，它不光教别人创造的知识，也教自己学校教授创造的知识，这个功能我觉得技术要取代的话还是比较难的。另外，那些一对一、一对二教学的教育精致化大学也比较难被技术冲击。”
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个性化学习”“深度学习”成为可能，从而大大提升学习的质效。但同时，人工智能也具有对现有体制的颠覆作用。
“大学会不会被颠覆？这不是一个耸人听闻的题目。哈佛大学有一位教授预言，20年、30年以后，美国有50%的大学很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和互联网线上教学的模式颠覆。”在近日由教育机构爱乐奇主办的学习力大会上，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说。
黄亚生长期关注教育，尤其是中国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在这场主题为“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升级”的会议上，黄亚生发表了《教育的核心在于创造性思维的养成》的演讲，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就此专访了黄亚生教授。
规模型大学最容易受到人工智能的冲击
《21世纪》：为什么说大学可能会被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所颠覆？
黄亚生：研究表明，人的学习习惯、学习能力是不一样的，比如有的人喜欢晚上学习，有的人喜欢早上学习，但现在大学的设置强迫不同学习习惯的人在同一个时间接受教育，这本身是没有效率的。我所在的麻省理工学院做了一个实验：学生可以在教室里上课，也可以在网上听课。实验表明，两种方法的学习效果之间没有明确的统计意义上的差别。也就是说，网上上课的学习效果和在教室上课的效果是差不多的。为什么？这不是因为老师教的不好，而是因为学生可以选择自己最佳的学习方式。另外，在线上学习中，老师会得到很快的反馈。
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可以实现定制式的教育，这种教育不会硬性地要求所有学生向同一个标准看齐。我觉得最好的竞争应该是人和人自己的竞争，就是说今年的我和去年的我竞争，明年的我再和今年的我竞争，是纵向上的竞争，而不是横向上的。我觉得以后通过技术发展，教育应该是帮助自己改善自己。
《21世纪》：大学已有几百年历史了，以往是否有过能颠覆大学教育的技术，与现在的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相比有何不同？
黄亚生：我觉得过去几百年里，大学没有面临被颠覆的局面，相反大学的地位一直在提高，而不是降低，因为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对大学培养的人才的需求在增加。大学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大学教育很难规模化，在教室里，一名教授不能同时教太多的学生。但现在，大学教育规模化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科技打破了空间、时间的界限，我在美国的大学里教书，远在中国、印度的学生都可以听课。从2003年开始，麻省理工学院就开始把课程免费上网，那时技术还只是单方面的，发展到现在，学生已经可以网上提问、考试，技术更加复杂。
《21世纪》：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大学会被人工智能颠覆？
黄亚生：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大学分为三类：一是以研究为主的综合性大学，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等；二是具有教育规模优势的大学，如很多州立大学；三是所谓教育精致化的学院，如威廉姆斯学院等。
我觉得最容易受冲击的是规模型大学，很多规模型大学的教学质量和研究质量都不是那么杰出，而美国大部分大学属于这种类型。我觉得人工智能和互联网技术现在还很难冲击研究性大学，研究性大学有一个特点，它不光教别人创造的知识，也教自己学校教授创造的知识，这个功能我觉得技术要取代的话还是比较难的。另外，那些一对一、一对二教学的教育精致化大学也比较难被技术冲击。
人工智能考验学习的机会成本
《21世纪》：除了教学内容本身，关于大学的教育制度有没有可能也被技术所颠覆？
黄亚生：实际上，现在大学的供应链——准备考试、考试、入学——已经开始被颠覆。现在很多的研究表明，那些GRE标准考试得分很高的学生，不一定与他在真正课堂上的表现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所以现在很多美国大学都只是把SAT、GRE成绩作为参考分。
麻省理工学院最近推出了一个微型硕士学位，学生不需要去考GRE也能获得入学资格，学生先在网上学习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经过集中考试，我们根据他的考试成绩决定是否录取。如果录取以后，学生还是要入学，但在网上学的那些课算作学分，节约了时间成本、精力成本和金钱成本。网上教育虽然没有颠覆大学教育，但是至少颠覆了部分大学录取的过程。
再比如诞生不久的密涅瓦大学，它完全不按传统模式去录取学生。现在美国大学的录取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大工程，里面有客观的、主观的各种标准。密涅瓦大学完全抛开这些东西，只看学生的考试成绩，考试的设计则考虑考生是否有全面的才能等，我觉得是个非常伟大的创举。
《21世纪》：联想到中国的高考制度，是否也需要考虑到未来技术的冲击？
黄亚生：我觉得高考制度一定要改革，高考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应试教育在中国成为教育的全部，这是不可取的。我在和从事计算机工程研究的人聊天时，问他们教育的环节中，哪些最容易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他们回答的第一个就是高考。
这就引申出两个问题，第一个是高考本身会被人工智能取代，但更深远的问题是，如果你让16-18岁的学生，花两三年时间准备高考，而这个高考又最容易被人工智能取代的话，那怎么衡量付出的成本？这其中包括实际成本，就是每天学习花费的时间、金钱，更重要的是机会成本，就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为了准备高考，肯定就没办法准备别的东西，而没准备的那些东西可能恰恰是最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高考改革呼吁了这么多年，这种呼吁到现在为止都是理论上、观念上的，最有效的其实是技术上的冲击。现在一些高考的内容，我觉得特别没有意义，将来都是可以被机器学习所代替的，如果一个学生对这些内容感兴趣，我觉得他应该去学习，但如果仅仅是为了应试去学习，我觉得就要深刻考虑这个问题了。对中国来讲，不是说要把考试取消，而是要把考试当作教育中一个方面的内容，而且所占比例应该越来越低。
人工智能会不会是人类的解放？
《21世纪》：那么在你看来，在面临被技术颠覆的背景下，大学怎样才能继续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
黄亚生：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培养人才和创造知识，大学更应该通过破坏性创新和培养颠覆性人才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美国的顶级大学不光培养了很好的计算机工程师、金融分析师，还培养了很多破坏性的创新人才，比如比尔·盖茨、乔布斯、马斯克、扎克伯格，这些人才至少没有被美国的大学所扼杀。
灵活性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比尔·盖茨跟哈佛大学提出要去创业，哈佛大学保留了他的学籍，如果创业不成功随时可以回来。创业有风险，从微观角度来讲是正确的，但是从社会制度设计上来讲，我们应该降低创新和创业的风险。
中国大学的专业设置是非常专的，学某个专业，差不多所有的课都和这个专业有关系，我觉得应该打破这种局面，中国大学应该更多地发展通识教育。但目前的教育制度要求学生在17岁的时候就要决定他的专业，而且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录取分数线，这个我觉得也是不对的。
另外，我认为应该给学生更多自由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假期应该更多一些。
《21世纪》：技术被寄望于带来好的改变，但在实施之中有没有可能走偏？比如慕课就出现了完课率低、在商业模式竞争中不再受资本青睐等问题。
黄亚生：在我看来，教育一部分可以是营利的，但大部分、主流还应该是非营利的。到现在为止，至少在美国传统的教育体制中，营利的模式都是不成功的。好的大学都是非营利的。比如慕课，一个是哈佛、麻省理工学院的Edx，这是非营利的，另一个是出自斯坦福的Coursera，是营利的。我看好的是Edx，但是总体上也没关系，应该让各种模式去充分竞争，最终的教育质量高低，靠竞争去判定。
如果传统教育的完成率很低的话，这是一个问题，但线上教育的成本很低，完成率只要不是0，就是一个社会贡献，因为没有网上教育之前，这些人是没法接触到这些课程的。另外，慕课学生的基数很大，即使完课率低，相比于传统招生，还是扩大了教育覆盖。此外，那些没有完成课程的人，也接触了课程，也学到了一些东西。
《21世纪》：人工智能隐藏的颠覆力量也让学生焦虑，因为很多职业将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这对学生如何选择专业带来挑战，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黄亚生：应该让学生确确实实按照自己的兴趣去学习。今天大家都在讨论：人工智能时代到来了，医生、律师……都会被替代，大家以后应该学什么才不被淘汰？我觉得这个问题的提出就很有意思，反映出人工智能增加了我们对未来的焦虑。但是我们可不可以换位思考，人工智能会不会是人类的一种解放？就是说，反正你也搞不清楚你的未来是什么样，那就按你自己的兴趣去学习。
当然这里面有非常深远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设置的问题。在人、技术、制度三者之间，我们目前的讨论是：技术发展了、制度不变、人来适应，将来能不能变成：技术发展了，人还是追求自己的理想和兴趣，让制度去做调整？
人们一般认为工作与生活成正比，挣钱多就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但现在有的经济学家提出Universal Living Wage，就是指与工作贡献脱节的收入。是不是将来可以想象一种制度，把两者分开，为什么要把人的贡献与他的生存永久地联系在一起？能否实现暂且不谈，但我觉得现在应该去讨论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