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女童保护”代表委员座谈现场。 资料图

法治周末记者 王京仔

对已经28岁的李欣然(化名)来说，“儿童性侵”是一个残忍却不可忽视的话题。

“当时的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小女孩是不能碰的。”在奶奶家玩耍的李欣然被亲戚带进了房间“做游戏”，她的手被引导着抚摸上了男性裸露的下体，那年她5岁。

在和同村的孩子打闹时，李欣然被一个同龄的男孩骑在了身下，当感到有手伸进她的衣服时，她奋力挣脱后跑回了家，那年她12岁。

而在14岁的暑假，在叔叔家度假的李欣然被叔叔拦在了房间内，实施了性侵。

在我们的周围究竟还有多少的“李欣然”，我们不得而知，但一个个被曝光的案例在不断提醒着我们儿童性侵问题这一不可忽视之痛。

3月2日，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简称“女童保护”)发布了2017年性侵儿童案例统计及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仅2017年被媒体公开报道的性侵儿童案例达378起，平均每天就有1.04起被曝光。

面对这其中年仅1岁的最小受害者时，我们不禁发问，对于儿童性侵，我们究竟该如何去保护这些成长中的花朵？

家庭成员性侵较大幅上升

尽管幼年时的很多记忆已经模糊，但对于李欣然来说，那3次经历至今记忆犹新。

“噩梦伴随了我之后的人生，甩都甩不掉。”成年后的李欣然即使一直逼着自己做出改变，但害怕和异性接触还是刻在了她的骨子里，婚姻也成了她“无法去想的事”。

“对家人的不信任，多年来一直缠绕着我。”当年李欣然没有将遭遇告诉在外打工的父母，也并没有求助养育她的奶奶。

根据“女童保护”的统计，公开报道的378起案例中，侵害者明确为家人关系的有349起，其中熟人作案209起，尽管在近5年的统计中，这是被曝光案例中熟人作案占比最低的一次，但“女童保护”负责人、凤凰网公益主编孙雪梅强调，熟人作案是防性侵教育中的难点和重点，“总体来看，熟人作案比例一直居高”。

“熟人利用身份更容易接近并且取得信任，性侵案件更容易发生，且不易被外界发觉。”孙雪梅更痛心的是其中的家庭性侵，家庭成员作案在2017年曝光的熟人作案案例中占比15.31%，较2016年的10%有较大幅度上升。

曾被誉为“最美洗脚妹”的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市丽行公益慈善会发起人刘丽，和李欣然一样来自农村，作为一名留守儿童在隔代教育下成长，“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思想里边我给你吃饱、穿暖不生病就好了，没有任何安全教育”。

这就成为了儿童的安全隐患，刘丽指出，父母不能经常陪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是缺爱的，“有一个亲戚或者身边邻居对他很好的话，他误认为这是父爱或者母爱”。

“女童保护”的统计显示，面对熟人(如邻居、亲戚、老师)的性侵行为，在城市儿童中，选择“当时忍忍，事后告诉家长”的占39.16%，认为“没啥事忍忍就好了”的占8.99%；农村儿童中，这一比例分别为29.24%、12.69%。

而身边都是留守儿童群体母亲的刘丽，身边就出现过儿童性侵的案例，“很多情况下妈妈是孩子的第一个倾诉对象”，但母亲们的第一选择是隐瞒此事，“她觉得此事发生会让她在当地脸上无光，更担心孩子以后如何嫁人”。

从事农业工作和扶贫工作近30年时间的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也指出了不容乐观的现实，特别是在农村，文化程度不高、法律意识、自我保护意识也不强，特别是小孩这些事，家长也不认为有什么大不了。

在“女童保护”的报告中，受害者为农村地区(乡镇及以下)儿童的有112起，占比29.63%；受害者为城市(含县城)的为245起，占比64.81%。

尽管这与2016年农村地区占比75.98%，城市地区占比23.09%的情况相反，但孙雪梅指出，这并不代表着城市发生儿童性侵比农村多，没有被媒体浮出水面的还有很多，“恰恰说明城市家庭、学校对孩子监护更完善，媒体更容易关注到”。

“农村地区受到社会关注低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的资源向这些地方倾斜。”在孙雪梅呼吁背后，是2016年公开报道的案例中农村地区占比首次高于城市地区这一现实。

网络色情影响初现

刘丽作为农村妈妈道出现实的困境时，城市妈妈江心(化名)也有着她的苦恼。

当6岁的儿子在平板电脑上点开了一个儿童小游戏讲解视频时，正在电脑前工作的江心不得不立即走出房间，让儿子退出了页面，刺激她行为的是视频中不断飙出的脏话背景音。

作为媒体工作者的她对于前一段时间引发热议的“儿童邪典片”并不陌生，而比这些脏话视频更让她担忧的是那些像“西边的风”一样针对儿童的网络色情或猥亵。

1月16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公布了5起涉儿童色情信息典型案件，河南郑州“西边的风”网站传播销售不雅图片视频及猥亵未成年人案就名列其中。

2017年8月，网友“小党”发文举报称“西边的风”论坛存在猥亵儿童行为，该网站是一个恋童癖恋足癖的地下网站，充斥着大量的女童不雅图片和视频，只需要花费30元注册成为该网站会员就能浏览网站内容。

在2017年曝光的与网络密切相关的性侵儿童案例中，孙雪梅指出，主要包含网友约见儿童后性侵，通过网络聊天拍摄儿童裸体视频，或哄骗儿童拍摄色情视频后上传网络牟利三种类型。

“犯罪嫌疑人利用社交软件、网络游戏等对儿童实施侵害，虽然曝光的数量不多，但尤为值得警惕。”孙雪梅强调，随着网络越来越深入影响生活，社交软件和游戏使用越来越呈现低龄化的趋势，儿童的识别能力和警惕性弱，因此这类案件隐蔽性大，隐案率高。

保护的司法困境

在性侵儿童案件居高不下之时，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司法屏障也遇到了一些难题。

2016年上海一位老师因强制猥亵犯罪被禁止3年内从事教育及相关工作。这是上海市首例性侵类从业禁止案件。上海闵行区检察院未检科科长杨珍介绍，通过有限的信息公开和从业禁止相结合，建立黑名单信息库，相关部门、单位可以查询到主管行业领域拟招募人员的信息等多种措施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

尽管浙江慈溪、上海闵行、江苏淮安等地，关于儿童性侵犯罪分子实行性侵公开并进行从业禁止都在试行，但专家指出摆在性侵儿童面前的司法困境依然存在。

从1999年就开始做保护儿童工作的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对此深有体会。

“国际公认的全世界最多没有进入司法庭审的就是性侵类案件。”在佟丽华看来，如何让立案更便捷是重要的，孩子受到性侵的一大特点是熟人作案，孩子很难提供基本的立案证明，举证责任在孩子家庭是很困难的，打拐的“立即刑事立案”制度可以借鉴。

受侵害儿童的隐私外泄和二次伤害都是需要直面的问题，当舆论掀起“寻找汤兰兰”的浪潮时，李欣然唯一一次庆幸自己从没将那段经历告诉身边人。

“实践中这类案件通常赔偿都很少，曾经有一个案子只赔偿了30多元，因为只撕破了她的衣裤。”佟丽华直言，目前我国的相关法律规定并不支持针对儿童性侵的精神损害赔偿。

“让每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也是培养国家建设领军人才和民族复兴的根基，所以保护儿童在战略高度上应该放得更多。”佟丽华指出，未成年人保护法未来的修订中，应该使它成为真正有效、能够更有力执行的“硬法”。

赵皖平已经计划提出对未成年人保护法修改的议案，特别是对女童、农村女童的关注更多的提出建议。

关于如何治理网络儿童色情、猥亵问题，童小军建议，打击犯罪之外，要做的是加强网络控制以及法规制定，此外家长要做好监护责任，“如果大人经常对孩子的行踪不了解，这就会出问题”。

国务院妇女儿童工委办公室副主任宋文珍则表示，首先发现问题时应强制发现报告，其次要加强多方合作，政府部门要加强监管，同时，“我们完善的未成年人网络立法要尽快出台，还要让我们的刑法、未成年人保护法有牙齿、能严厉打击这些违法犯罪行为。”宋文珍说。

儿童性教育需要文化重塑

在中华女子学院教授孙晓梅看来，很多家长对于网络儿童色情问题没有认知，背后是家长对性教育、防性侵教育的缺位。

当正规的教育缺位时，日益普及的网络很可能就会将他们带“偏”到另一面，孙晓梅进一步指出，“传播网络儿童色情、实施猥亵的人，可能他们成长过程当中就有问题，比如受到虐待、暴力。所以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家长和家庭的影响非常重要，应该要开展家庭学科的探讨”。

孙晓梅在现场提出“性教育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一问题时，参会的近300人没有一人回答“从小孩一出生就开始”。

而在场多位专家表示，儿童性教育不仅在于性知识教育，更是一种文化重塑。

例如，别人出于对孩子的喜爱，可不可以摸一摸孩子的脸？与普遍的认知不同，专家坚定地建议是——不可以。

“为了孩子的安全，要树立这个规则，不能碰，碰了就是坏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工作学院副教授童小军谈到，如果当着父母的面可以这样做，就没有教会孩子规则，孩子无法掌握父母不在的时候是不可以的，那么父母不在时就很危险。

“不仅陌生人不可以，朋友也不可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龙迪认为，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很看重人情，“但儿童判断力和儿童权利要高于成年人的人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