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牛蛙之殇》红遍网络之后，“我做错了什么，要陪孩子做作业”以及“上海爸爸陪娃写作业气到崩溃”等有关作业负担话题，备受舆论瞩目。

据一份网络调研报告显示，在中国，91.2%的家长有过陪孩子写作业的经历，其中每天陪写的家长高达78%。对此，《人民日报》曾发文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约1.42亿人，家长翻倍，要是算上祖父母、外祖父母以及老师们，被裹挟进“作业”洪流中的成年人称得上浩浩荡荡，几乎占了半个中国。

中国基础教育负担过重，几成难以治愈的全民痛点，以至于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着力解决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列为非补不可的“民生短板”，“减负”也成为今年两会的热词。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后果是显而易见的，那便是偏离素质教育基本目标，严重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不利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深入剖析学生学业负担过重的现状，其原因无非有三。一是学校应试导向尚未得到根本扭转。学业负担与对学生的评价方式息息相关，考什么，教什么，练什么。中小学主要教学目标依然指向最后考试，一切为了升学，高分即是“英雄”，而把理想信念、品德修养、人际交往和社会实践能力等无法用分数测量的内容则不断边缘化，育人变成了“育分”。

二是各种落后的社会观念仍然深刻影响着学生家长。受“学而优则仕”和“重学轻术”等传统思想影响，几乎每个家长都不愿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导致“人人都想进名校”。而要达成上好学校的目标，在应试教育环境下，只能通过“苦读”“苦练”，才能力争“高分”。于是在家长“催化”下，学生被迫参加各种补习班、强化班，课业负担大大加重。

三是各色各样校外培训机构“野蛮生长”加剧了学生课业负担。由于受到功利驱动，各种校外培训机构针对在校学生的学科及学科延伸类培训，可谓乱象丛生、无孔不入。这不仅大大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也推升了家长们的教育焦虑感。

以上诸因素交互作用，让各地纷纷出台的“提早放学”“缩短家庭作业时间”等减负新政形同虚设。要破解学生课业负担“久减不降”甚至越减越重的困局，必须以“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勇气和精神，坚持多管齐下、多措并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

首先当然是深化教学改革。一方面，要引导各级各类学校始终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完善课程结构，丰富课程类型，减少不必要的机械性重复操练；另一方面，更要改革中小学校学业评价方式，用一套更合理、更科学的“新指标体系”，鼓励学生自由表现和创造性发展。

同时，教育治理模式也要相应改变，对校外培训市场乱象亟需重拳整治，坚决取缔一批违法违规办学的培训机构，斩断课外培训与各类学校之间的“利益链”。各类青少年宫等公共教育资源，则要改变现状、用好用活，使之与学校教育资源互动互补。“减负”更要有监测体系，并辅以问责督查机制，如此才能常抓不懈。

此外，社会各方尤其是家长的观念转变，也至关重要。家长亲自布置作业、聘请家教、送孩子去校外培训机构参加各种补习，均是对学校减负政策的“对冲”反应。实践表明，家长认识到位，全面树立起正确的理念，中国的教育问题才会有根本性改变。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培育健康社会心态的过程。

教育家陶行知曾说，“要解放孩子的头脑、双手、脚、空间、时间，使他们充分得到自由的生活，从自由的生活中得到真正的教育”。在这个社会发展瞬息万变、科技创新一日千里的新时代，人们早已习惯的生产生活方式正在被颠覆，很多传统职业都将消失。作为政府、社会、学校、家长等任何一方，再不警醒，就可能被时代所抛弃。

这一代学生，应该是疯狂“刷题”的最后一代人。如何尽快摒弃流水线式“刷题”教育，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刻不容缓。我们也就特别期待，关于“减负”应当有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制度安排。

作者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