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期里，懂北京的人会这样玩|城南旧事|老舍|林海音

原标题：假期里，懂北京的人会这样玩

在北京住久了的我们，经常想不出来可以去哪玩儿。每次朋友来京，陪逛的地方无非故宫、天坛、雍和宫、前门、南锣鼓巷、各大博物馆、798……长安街数不清走了多少遍，南锣的吉事果早已经吃到厌。走马观花式的游览，自然难以留下记忆，也许，我们需要换一种玩法。比如，和四九城的历史，来一场对话？

在《北京文学地图》中，作者王苗寻访了多位书写北京的作家故居，北京，这座我们熟悉又陌生的城市，在这些作家的笔下呈现了不同的侧面，而这些侧面又与作家本人的生平互相指涉。从民国时期穿街走巷的叫卖声，到今天阻挡不住的车鸣阵阵，都是历史在这座城市的肌理中留下的回响。

南柳巷——林海音

西城区南柳巷40号

夏天过去，秋天过去，冬天又来了，骆驼队又来了，但是童年却一去不还。冬阳底下学骆驼咀嚼的傻事，我也不会再做了。

可是，我是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

就这样，我写了一本《城南旧事》。

我默默地想，慢慢地写。看见冬日下的骆驼队走过来，听见缓慢悦耳的铃声，童年重临于我的心头。

——林海音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在寻找林海音故居的路上，脑海中一直回响着电影《城南旧事》的主题曲——童声稚纯、珠玉琅琅的《送别》。

旋律悠扬、略带着几分凄婉，由民国著名雅士李叔同先生填词的这首歌，经电影《城南旧事》的推介而迅速传遍大江南北，也成为极具民国气质和精神意蕴的一首歌。

伴随着《送别》，电影《城南旧事》中一幕幕充满诗意的红尘画卷缓缓进入我们的眼帘：破败的北京城门，衣衫褴褛的人们，滞缓行走的骆驼，街头叫卖的小贩……站在“城南旧事”发生的这个地方，“旧事”却早已化灰化烟。

其实林海音的故居并不难找，正如林海音在自传《家住书坊边》一节中所说的那样，她在北京的住处大都在琉璃厂范围内。以琉璃厂为中心，步行一个小时之内，就能走遍她昔日几乎所有的家。

《家住书坊边》，作者：林海音，版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5年9月

《城南旧事》中的小英子是个说话带着闽南口音、被秀贞的妈妈取笑为“小南蛮子”的外乡人，诚如林海音真实的经历。林海音祖上是从广东蕉岭迁到台湾的客家人，曾祖及祖父几代在台湾当地很有名望。到了她的父亲林焕文这一代，仍旧是书香之家。林焕文不仅日语好，还有着丰厚的国学功底，是个风度翩翩的教书先生。他先是到日本做生意，后来又回到台湾。林海音的祖父是个很有骨气的怀念故国的老派儒生，他不愿意后代在日本的统治下受教育、长大，便鼓励儿子林焕文投奔大陆，也正是如此，林海音一家和叔叔一家都先后来到北京谋生。

与凌叔华、林徽因、冰心那样的京城富贵朱门比起来，父亲具有稳定收入的林家顶多算是一个小康水平的家庭。这样的家庭一旦遭到重大变故，就会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正如《城南旧事》中所写，爸爸生病去世了，小英子的童年也结束了，夹竹桃枯了，小石榴谢了，童年的诗意与美好都烟消云散，等待小英子的是冰冷实际的生活和不可避免的突然长大。

《城南旧事》中的小英子

林海音童年生活虽然并不是十全十美，但也充满父母与家人的温情和关爱，作为家中长女，她的性格中又有宝贵的独立坚强、勇敢承担的特质。父亲去世后，与庸懦的母亲比起来，小女孩林海音更像是整个家的主心骨，是弟弟妹妹们信任和依赖的对象。

或许正因为林海音心性的宽容和精神的富足，小说《城南旧事》的底色是充满温暖、人情和诗意的，这里有着恋爱失败、孩子又被抱走的疯子秀贞的悲哀；有着整日被养父养母毒打的孤儿妞儿的眼泪；有着为了供优秀的弟弟读书而不惜偷窃的小偷的心酸；有着丈夫不争气、儿子溺水而亡的宋妈的无奈……不过更有着纯真的友谊、温暖的亲情、无邪的欢笑和向上向善的力量。穿街走巷的小贩的叫卖声是那样动听，灯红酒绿的大街是那样热闹，即使狭窄小巷里飞舞的尘土和骡马市大街上骚臭的牲口的粪便，在阳光下也充满温情的烟火气息。

丹柿小院——老舍

东城区丰富胡同19号

我所爱的北平不是枝枝节节的一些什么，而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一大块地方，多少风景名胜，从雨后什刹海的蜻蜓一直到我梦里的玉泉山的塔影，都积凑到一块，每一小的事件中有个我，我的每一思念中有个北平，这只有说不出而已。

——老舍

每个城市都有独特的生活方式，对于北京这座文化城市，有人总结出一些“必须”要体验的生活元素，比如白天去南锣鼓巷逛胡同，晚上去后海酒吧街休闲，春天去玉渊潭看樱花，秋日去香山看红叶……还有一个不能错过的就是去北京人艺看话剧，最好是看老舍的《茶馆》。

没有一个作家可以像老舍这样代表北京，也没有哪位作家的作品可以像老舍的作品一样直接用“京味儿”来定义。他是开启“京味儿”文学的第一人，他的作品可以作为“京味儿”文学的范本。正如著名学者赵园在《北京：城与人》中说的，老舍属于北京，北京也属于老舍。

《北京：城与人》，作者：赵园，版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

从北京人艺出来，沿着王府井大街往南，走到灯市口西街时再往西，便能看见一条条逐渐远离王府井繁华的古朴的小胡同。其中有一条毫不起眼的丰盛胡同，靠近丰盛胡同口的第一所别致小巧的小院子就是老舍故居。老舍故居是一个不规则的四合院，一进正门是一个狭长的偏院，向右跨过一个木质的影壁，是故居的主体。院子里有一个大鱼缸，但没有像典型的老北京人家那样“天棚鱼缸石榴树”，而是有两棵老舍先生手植的柿子树。秋天时，黄澄澄的柿子一个个小灯笼般悬挂枝头。正因为这两棵柿子树，小院有着一个很美的名字——丹柿小院。

老舍是苦出身，出生时差点要了他四十多岁母亲的性命。老舍在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中写道，“至今说不清母亲晕过去是因为生孩子还是因为受了煤气”。总之老舍的出生是很狼狈的，他出生时，当皇城护兵的父亲舒永寿正在当值，不在家中。若不是已经出嫁的大姐正好那天回娘家，把衰弱的新生儿揣在怀里，孩子恐怕早就死了。寡居家中的姑姑取笑老舍送灶日落地，说不定前世是个灶王爷身边贪吃的小童子，被罚下人间来的，因此认定这个小婴儿说不定以后会有所作为。但姑姑性格怪异刻薄，刁蛮难缠，有着鲜明的旗人“姑奶奶”的特征，对老舍一家并不好。老舍出生那一年是农历的狗年，又因为生在年末，所以姑姑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小狗尾巴”。

《正红旗下·小型的复活》，作者：老舍，版本：译林出版社，2012年5月

老舍发自肺腑地热爱他的北京，他爱北京的四季，爱北京的氛围，爱北京的各种小吃，爱胡同里的各色人们。这种爱，已经渗透到他骨子里。对于广大北京底层百姓，老舍充满理解和怜悯。但老舍对北京的爱并没有蒙蔽他的理智，这座古老的城市里积淀了不少丑陋和恶习，有不少阴暗落后的地方。老舍笔下的北京不像林海音的《城南旧事》、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中那样充满诗意，他并没有怀着憧憬依恋的心情，过滤掉北京一切不好的东西，而是直面北京的种种暗影，用批判的眼神去描写北京人的弱点和缺陷。

《离婚》中老李小知识分子的烦恼与他瞻前顾后、琐碎反复的性格不无关系。《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是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但是过于庸懦和优柔寡断。《老张的哲学》中，老张是活脱脱一个油滑卑劣的世俗混混。《四世同堂》更是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冠晓荷、大赤包、蓝东阳、胖菊子等汉奸的卑劣、无耻和泯灭人性。与老舍同时期的北京作家，同时也是老舍好友的梁实秋说：“老舍充满对穷人的同情，希望穷人的生活能够改善，但是他并不摆出所谓‘革命’的姿态。这是他的宽厚处，激烈刚肠，但是有他的分寸。他沉着，他不张牙舞爪。”

南城会馆——张恨水

西城区宣武门附近

住家，我实在爱北平。……下了第一场雪，二更以后，大半边月亮，像眼镜一样高悬碧空。风是没有起了，雪地也没有讨厌的灰尘，整个院落是清寒，空洞，干净，洁白。最好还是那大树的影子，淡淡的，轻轻的，在雪地上构成了各种图案画。屋子里，煤炉子里正生着火，满室生春，案上的菊花和秋海棠依然欣欣向荣。胡同里卖硬面饽饽的，卖半空儿多给的，刚刚呼唤过去，万籁无声。于是我熄了电灯，隔着大玻璃窗，观赏着院子里的雪和月，真够人玩味。住家，我实在爱北平！

——张恨水

1919年秋天，“五四”运动开始的那一年，二十四岁的张恨水从安徽潜山老家来到北京。到达北京的第一眼，他便深深地喜欢上了这座城市。

扑入眼帘的前门箭楼，雄伟端庄，气派恢宏，周围一排排低矮的平房，充满烟火气息。忽而，一辆骡车擦身而过，坐在车辕上的车把式清脆地甩着鞭梢，骡车发出有节奏的声音，悠然驰去。到达北京时已是黄昏，从前门火车站出来后，张恨水坐上了一辆挂着白纸灯笼的骡车，想必入夜北京城朦胧氤氲的雾霭让这个南方青年感到兴奋的同时，也有几分眩晕吧。

与很多家境贫寒的外地青年一样，张恨水一到北京就住进了安徽籍的怀宁会馆。当时怀宁会馆在菜市口附近的阎王庙街上，会馆对面就是一座阎王庙，这条街也因此得名。1965年以后，阎王庙街改名为迎新街，但即使知道了这个巨大的变更，我找起来依旧费力。在菜市口一带询问，每个人都是一脸疑惑：“没听说过迎新街啊，是不是都拆掉了？”的确，这一带正在经历拆迁，很多破旧的建筑都已经被推倒了。

张恨水并没有在怀宁会馆住太长时间，很快就搬家了，从怀宁会馆搬到了安徽潜山会馆。潜山会馆在宣武门的山西街，从怀宁会馆走不了几步就能到达，仍属于南城的会馆一带。现在的山西街是在周围的高楼大厦中保存着一小排低矮破旧的平房，一个不起眼的小门旁贴着“荀慧生故居”的牌子。潜山会馆是山西街七号，也是一个斑驳杂乱的小门，尽力往里面望了望，已成了逼仄狭窄的大杂院。

《金粉世家》剧照

张恨水从小受过严格的传统教育，是一个古典文学功底非常扎实的半旧式文人，生活中也保持着很多传统文人的习惯和格调。记者工作之余，他经常去前门一带品茶、听戏，去各个馆子吃饭、填词、作诗、读书。他的生活状态和精神旨趣也影响了他作品的风格。

文学上的成功给张恨水带来丰厚的稿费，他的生活也得到巨大改善。他早已不是初来北京时那个住在南城会馆的贫穷青年，先后在未英胡同、门框胡同和大方家胡同租住过房子，居住条件好了很多。在北京生活多年后，他也对这个城市充满了感情和发自肺腑的爱。他在《影树月成图》中满怀深情、如数家珍地描述他几处住址时，那份温情和惬意也让人动容：

北平是以人为的建筑，与悠久时间的习尚，成了一个令人留恋的都市。所以居北平越久的人，越不忍离开，更进一步言之，你所住久的那一所住宅，一条胡同，你非有更好的，或出于万不得已，你也不会离开。那为什么？就为着家里的一草一木，胡同里一家油盐杂货店，或一个按时走过门口的叫卖小贩，都和你的生活打成了一片。

老北京钟楼——李碧华

东城区钟楼湾胡同临字9号

之后我到过北京无数次，有时是游玩，有时做research、写小说、拍电影、开会、看表演……或度假。住三五七天，或生活颇长一段日子。我对北京相当熟悉，但它的内涵发掘不尽，故事层出不穷，仍然充满新鲜和喜悦。每回，我都喝上好几瓶酸奶。即使近年有不少新产品，如加入了茯苓、芦荟，也好喝，但它们不是“故人”。我们没有感情，无法勾起回忆。

——李碧华

与其他“京味作家”相比，李碧华并非土生土长的北京人，也没有可靠的资料证明她曾经在北京长期工作和生活，但她却创作了两部影响较大、知名度较高的描写老北京的作品《霸王别姬》和《生死桥》。这不免让人愈发对神秘的她充满了好奇。李碧华在一次访谈中被问到，为何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能写出原汁原味的老北京作品，在写作中是如何把握对北京的印象的？李碧华回答说：“也许前生到过。”

李碧华经常写“鬼”，非常善于营造作品中阴森森的“鬼气”。《胭脂扣》中哀伤怨戾的女鬼如花死后五十年也要苦等自己昔日的情人，《紫禁城的女鬼》中被暴君杀害的多个女鬼数年来阴魂不散，在紫禁城的暗夜中飘荡。《生死桥》把故事开篇安排在充满宗教色彩的雍和宫，又把古老的“打鬼”仪式与带有末世色彩的老太监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充满邪魅气质的猫，营造了一种鬼气森森、阴沉压抑的氛围，读来让人浑身战栗。

《霸王别姬》剧照

《霸王别姬》也弥漫着一股阴森之气，北京城钟楼上一到日落时分就响起的“鞋鞋鞋”的钟声是小豆子内心最深重的恐惧。这次李碧华采撷的是老北京钟楼“铸钟娘娘”的传说。

相传很久之前，北京城的皇帝敛尽了城里的铜钱，强迫所有的铜匠为他铸一口最大的钟，但屡次尝试都不成功，北京城的铜匠都要被皇帝杀光了。有一个老铜匠，用尽了各种办法也毫无进展，觉得自己要被皇帝杀头了，便与女儿抱头痛哭。铜匠的女儿到铸钟厂的化铜炉前观看，看到铸钟的铜汁怎么调也不对，便纵身跳到了化铜炉中。人们赶紧拉住她，但情急中只抓住了她的一只鞋，她整个身子已经淹没在滚烫的铜汁中了。但奇怪的是，铜钟一下子便铸好了，这就是北京钟楼里的那口大钟。每天晚上钟楼上撞钟报更时，那“鞋鞋鞋”的声音便是铸钟娘娘来要她的鞋了。在小孩子的眼中，铸钟娘娘就是一个鬼魂，“鞋鞋鞋”的钟声也让胆小的他们毛骨悚然。《霸王别姬》中，童年小豆子对黑夜的恐惧、对未来的迷茫和对小石头的依恋，都糅合在那凄惨清冷的“鞋鞋鞋”的钟声中了。黄昏来临，钟声响起，古老的北京城笼罩在黑暗和恐怖的钟声里，让胆小的孩子浑身发抖，夜不能寐。

《霸王别姬》和《生死桥》都以民国时期的北京为背景，二十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的北京，确实是一个尴尬的存在。国民政府南迁后，北京失去了国家首都的地位，改称“北平”。而随着上海的迅速发展，北京似乎连文化中心的优势都失去了，大批文化人南下谋生，十里洋场的上海成为耀眼的明珠。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北平沦陷，在日本人的统治下，北平更是成为一个死城。在李碧华笔下，这段时期的北平陈旧落后、藏污纳垢、鱼龙混杂，仿佛是一切罪恶的渊薮。昔日辉煌无限的紫禁城里早已没了高高在上的皇帝，北平也早已没了富贵典雅的达官贵族，有的只是人不人鬼不鬼的太监和他们豢养的阴险狡诈的猫。他们在阴暗的角落里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一切腐朽没落的渣滓都在一潭死水中泛起，在黑暗中泛着阴森森的光。

大院——王朔

西城区复兴门

我小时候住在复兴门外，那一大片地方干脆就叫“新北京”。印象里全国各省人都全了，甚至还有朝鲜人、越南人，唯独没有一家老北京。

我上中学时在西城三里河一带，班里整班的上海同学，说上海话吃酒酿圆子。我从小就清楚普通话不是北京话。第一次在东城上学听到满街人说北京话，有些词“胰子”“取灯”什么的完全听不懂。我想那不单是语言的差异，而是整个生活方式文化背景的不同。

……毛（主席）临死时讲过这样伤感的话（大意）：我什么也没改变，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我想着改变应指人的改变。我认为自己就是这些被改变或称被塑造的人中一分子。我笔下写的也是这一路人。

——王朔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大量政府机关、科教机构、军队等组织涌到首都北京。为了满足相关人员的生活居住，一个个大院建立起来。北京的大院可大致分为国家机关大院、高校科研机构大院、部队大院三种。每个大院都是一个具体而微的小社会，里面不仅有办公区，还有员工宿舍、食堂、商店、学校，甚至澡堂、电影院、体育馆等设施都应有尽有。大院不仅是一种政治产物，因为其存在的特殊性，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而用文学的形式将大院文化表现出来的代表人物，无疑就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一时的作家王朔。

北京西郊的复兴路一带，是部队大院的集中地。沿着这条狭长的路线，方圆十数里分布着二炮、国防部、军事博物馆、军事科学院等军队机构。这一区域也成为北京独具特色的地方，用王朔的话说，是“新北京”，是“大院文化割据地”。

相对于老舍等北京土生土长的市民阶层，大院中的人们一方面是这个城市的“外来者”，他们来自天南海北、祖国各地，孤悬于城市的一隅，在封闭而完备的大院里自成一体，与北京这座城市的传统、文化、日常习俗并无多少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又属于新中国政权的一部分，与普通市民相比，具有“特权”色彩，在身份和社会地位上具有较大的优越感。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电影改编自王朔作品《动物凶猛》。

与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广泛传播不无关系，《动物凶猛》是王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刘心武曾写过一篇评论王朔的文章——《“大院”里的孩子们》，文章中，刘心武把《动物凶猛》中王朔们的生活环境称为“第三世界”。在这个“第三世界”里，孩子们是被遗忘和放逐的。因为年龄较小，一定程度上远离动荡的社会风潮；又因为父母忙于生计，无暇多管他们，他们在生活中具有较大的自由。在大院里和大院外，他们自由自在、肆意张扬地经历着自己的青春，流露出关于成长、生命、人性的内容，超越了政治和社会。

在《动物凶猛》中，大院里的孩子们是一个优越感十足的小团体，仿佛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们的。外面的混乱被高高的围墙隔离了，他们像武林好汉一样啸聚一处，干着青春期“坏小子”们的行径，逃学、抽烟、“拍婆子”；因为生活在军队大院，他们能看到大院礼堂里的“内部影片”，能阅读到“内部书籍”，还能去大名鼎鼎的“老莫”（莫斯科餐厅）吃饭。因为身上的军人血统，他们骨子里又天生有一种对英雄的崇拜，做着雄壮宏大的英雄梦。王朔曾在文章中说过他们这些军队大院子弟的内心世界：

从小我最大的欲望是解放全人类，这不是瞎说。从小我被灌输的这一套东西，不次于人家被灌输那种人应该正常发展，以及性的那种教育。我一直觉得我对人类负有责任，这个责任将通过人民解放军完成。我们早晚要在某一时刻，同帝国主义进行一次总决战，这一仗要让红旗插遍全世界。

而当青春勃发的荷尔蒙无处发泄时，这些孩子便像打仗一样，跟其他孩子打上一场架。有一天，大院中的汪若海被附近东四六条胡同的几个孩子打伤了。大院里的孩子们义愤填膺，在“首领”高晋的带领下去给汪若海复仇。孩子们怒气冲冲、雄赳赳气昂昂地骑着“二八”自行车穿过仓南胡同，向东四六条杀过去。经过军区总医院的围墙时，他们还捡起了路边的几块板砖做武器。而当“我”狠狠地朝东四六条孩子的头砸下板砖时，是那么畅快、解气，那么具有战争英雄的色彩。“我”似乎就在板砖拍下去的那一刻，体会到了成长残酷而又绚烂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