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初我们在武汉现场|金银潭|武汉|湖北

　　原标题：新冠特刊 | 2020年初，我们在武汉现场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武汉现场：抗击新冠肺炎]

　　记者 | 吴琪

　　我从没见过这样的汉口火车站。

　　1月23日，大年二十九。上午8点40分、50分，墙上的时钟往前走，随着一拨拨人上车，庞大的候车大厅，像被一支巨大的画笔一笔笔抹去了人群，留下空白。

封城后的火车站。（远征摄）

　　过去十几年，我每次回武汉老家的生活，都是围绕这里展开。我父母和弟弟一家就住火车站旁边，汉口站是中国最大的欧式火车站，像个巨大的嘴巴，把南来北往的人群，吞进又吐出。它是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的一个缩影，人间兴旺的代表。根据铁路部门的预测，眼下的2020年春运，汉口火车站将发送旅客585万。按照汉口站的准备，当天旅客发送量应该接近15万。但是此刻，人只出不进了，候车大厅剩下不到千人。赶在上午9点多前进站的人，才有可能搭上火车，离开这里。

1月21日，武汉火车站候车大厅，戴着口罩的旅客在候车。（中新社供图）

　　1月17日，我坐着高铁回家，从北京到汉口，心想这恐怕又是一个平平淡淡的春节吧。武汉的家距离华南海鲜市场不到1公里。回家前，我陆陆续续看到武汉有不明肺炎的消息，但不觉得很严重。而且这个冬天碰上我爸妈70岁生日，他们等着我们一家三口回家，然后定下1月21日跟亲戚们共30人一起聚会。谁能料到， 1月21日我突然开始了武汉新冠肺炎的采访，仅仅三天时间，这座城市顷刻间从一派繁华到关上大门。

　　“金银潭医院，爸爸妈妈你们听说过没有？”1月20日，我在家刷手机新闻的时候，忍不住问。我以为是自己作为武汉人的孤陋寡闻。

　　“没有听说过啊，哪里有这个医院咧。”

　　金银潭这个地名，武汉人都知道。武汉因为水系发达，被称为“百湖之市”，很多地名里有“湖”“潭”这样的字眼。但是“金银潭医院”，是个让人非常陌生的地方。

　　武汉的好医院非常多，就拿汉口火车站这一片来说，有句话叫“解放大道三把刀，同济、协和、161”，想去哪家看病都方便。后来我同事的采访也证实了这一点，武汉的三级医院有61家，其中三级甲等就有27家。武汉人对自己城市的医疗体系很自信，我们从来不觉得，这个强大的医疗系统，会有一丁点儿承受不住的可能。所以当武汉金银潭医院作为不明肺炎的治疗医院，在新闻里偶尔被提及时，我们仍然觉得这事离得比较远，一个不知名的医院就能对付。

　　1月20日，武汉街头戴口罩的人仍然很少。按照我家计划，明天全部亲戚大聚会，我觉得我必须对眼下的肺炎有个态度了。肺炎这事如果比较严重，肯定应该取消聚会。我心里稍有迟疑，难得的是，爸妈比我预计的要开明。按照我说的一一打电话给亲戚解释，取消了聚会。

一位戴着口罩的市民骑车经过华南海鲜市场。

　　我上网查了一下金银潭医院，它也叫作武汉市医疗救治中心，是湖北省、武汉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疗救治定点医院，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感受是，第一，新冠肺炎应该不是这家医院擅长的，武汉在“非典”中死亡的病例非常少，新冠肺炎对武汉人来说是陌生的。第二，既然这次启动的金银潭医院是传染病医院，说明武汉这次疫情比较严重。

　　我给主编李鸿谷打了个电话，他也认为应该派记者。同事王珊在我们做决定之前，已经跟我说，愿意到武汉做肺炎报道。我在社会部的记者群里问了一下，然后正在湖北咸宁家里休假的记者张从志，也决定加入报道。

　　1月21日下午，我们三人就住进了武汉金银潭的一家酒店，然后迅速开始了解情况。两位记者去华南海鲜市场摸情况。我们三人在酒店房间第一次碰面时，都没戴口罩，觉得戴上了似乎有些小题大做。但是等王珊和张从志出去采访了一圈后，两人戴着口罩进来我的房间，“刚刚见到病人了，我们怕传染你”。

本刊记者王珊（左）、张从志（右）

　　“你们在哪里见到病人的？”我觉得很奇怪，这么轻易就能见到病人吗，这不是个传染病吗？

　　“就在华南海鲜市场，市场虽然关闭了，有人担心自己的铺面，还回去看。他们不少人就在市场旁边住，一栋楼好几家病人，有一家带我们进屋了。”

　　然后两位记者详细说了这一家人的情况，男主人刚刚病愈出院，女主人李桂芳（化名）1月11日发病时，医生说她病情不严重，每天来打针就行。医院病人已经很多，像她这样自己每天去医院打针的病人不少。

蔡小川摄

　　我觉得比较奇怪，李桂芳去的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只是一家二级医院，平时那里病人少。如果连这家医院都有很多不明肺炎病人，那其他医院的情况不会乐观。李桂芳第一次去看病时，医生护士只戴着口罩，几天后医护人员从头到脚防护了起来。李桂芳从排队到输液的等候时间，从3小时变为了7小时，病人显然非常多。

　　我赶紧进一步询问武汉的医生朋友罗晓力（化名），他所在的是一家三级医院，他看到的情况更严重。

蔡小川摄

　　但他们医院有医生因为在微信里讲述此事，被有关部门训诫。罗晓力说，这种训诫给了医生们不小的压力，他很无奈，“我在亲戚群里一再提醒大家出门戴口罩，不要聚会聚餐，但又不能说不明肺炎的情况，只能是躲躲闪闪。如果早十几天能让我们医生预警，情况不会到今天这一步”。

　　1月21日晚上，王珊联系上一位刚刚到武汉考察过的香港病毒学家，他的嗓子因为一时生病失声，在微信里用文字劝我们：“马上离开武汉！”他判断武汉的肺炎疫情已经非常严重，都快到战争状态了，怎么还没有人拉警报呢？武汉没有在传播初期控制住病毒，很快会造成大面积感染。他建议我们赶紧离开武汉，回到家里自我隔离两周。

　　我说服了罗晓力简单见了一面。1月22日中午，我到了医院门口，他说我们应该在另一个大门见面，但一再嘱咐：“你不要穿过医院，戴了口罩也不行，全是病人，千万不要从医院里边穿过来！”

医务人员身着防护服接诊（中新社供图）

　　我本以为他这几天被调去协和医院支援肺炎“前线”，他说：“哪里用协和医院？我们这里就是前线。我这里已经几百名疑似病人，检测盒子基本发不下来，很难确诊。但这个病毒导致的肺部病变，与其他疾病导致的完全不一样，看CT就很清楚。”

　　我深吸一口气，幸亏，我家取消了昨天的寿宴。我哪里知道，距离我家准备聚会的酒楼仅两公里处，这家医院的肺炎疑似病人，就已有几百例！真是一墙之外，世界迥然。我也以为在几乎人人都用微信、微博、抖音的今天，整个社会并无秘密可言。可是一个这么大的突发事件，犹如大片墨汁浸入白布，看见的人被戴上了严严实实的“口罩”，公众依然在狂欢。

　　1月22日下午，《三联生活周刊》的微信公众号推出了我们武汉肺炎的开篇报道：《武汉新型肺炎：为何直到今天才引起更大注意？》。这篇文章迅速获得了很大的反响，千万读者读了文章，大家意识到，武汉不明肺炎显然没有得到与它的严重程度相匹配的重视。

医生在给患者做核酸检测。（远征摄）

　　作为一个有近20年采访经验的记者，让我吃惊的是，这篇报道的采访难度相当小。一般我们做深度调查，往往核心信息源很难接近，可这次我的感觉是，只要有人去武汉某个医院看一眼，找一线的医生聊一聊，找排队的病人聊一聊，正在疯狂席卷武汉的疫情，如此显而易见！这就像一锅要煮沸的面条，炉火烧得很旺，泡沫层快速地越涨越厚，很快就要溢出了锅。但就是有那么薄薄的一层皮，紧紧扣住了信息的口，让这个在医生群体里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实，就是传达不到公众层面。

　　让我感到更深一层无奈的是，我们看到的，不是人人都拥有手机吗？不是人人都在忙碌地发微博、发微信吗？为什么在1月23日武汉骤然封城前，医院的世界与公众的世界，楚河汉界呢？医疗专业群体，在我们的社会里，就如此没有话语权吗？我们是生活在2020年的信息社会吗？真相难道可以被屏蔽在每一部手机、每一张嘴后边？那我们每天都在忙着表达什么呢？

　　这个时候，谁应该是引起所有公众警惕的机构呢？谁能承担也应该承担这样的职责呢？

远征摄

　　1月22日这天，武汉市卫健委又突然公布，7家发热门诊定点医院为新冠病毒患者的收治医院。我看到这7家医院的反应是：在有61家三级医院的武汉，为什么突然开辟7家二级医院作为定点医院？我们平时生病了，极少会选择这些医院，这里边大多数医院的名字我都没有听说过。而且，武汉头两天刚刚宣布61家发热门诊医疗机构，现在又让这7家定点医院接收新冠病人，其他医院不能接收，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肺炎病人的大转移，从原本散布全市的医院，一日之间奔向7家没有准备的二级医院。传染病人原则上不是应该尽量不移动吗？而且，7家二级医院在数量上能否满足病人的需求？在治疗水平上，面对这种传染性强的新型病毒，它们难道比三级医院更有实力吗？

　　实际上，以武汉当时感染的病人数目，7家二级医院远远承担不了这样的重任。1月22日晚上，我们记者看到了武汉市七医院门口，病人在半夜里排着长队的视频。寒冬半夜，人们拖着病弱的身体和对未知的恐慌，显得有些木讷地，在医院门口长长的队伍里。记者张从志赶紧联系了一家求助的人，写出了那篇《武汉肺炎重症患者：一床难求》。

蔡小川摄

　　一旦进入病人的世界，就发现此时的武汉，已经有很多人在求助了。从对全国读者来说，大家刚刚获得武汉封城消息不久，就在下午1点看到我们推送的文章《武汉肺炎一线医生口述：大爆发期或将到来》。这位一线医生的判断，与我们采访的病毒学家、公共卫生专家的判断一致，这篇文章为推动社会各界对武汉疫情的重视，起到了一定的拉响警报的作用。

　　我们一旦进入了这件事情，各种信息渠道向我们敞开，武汉的一线医护人员、患者和家属、医疗卫生和公共管理专家以及与武汉有各种联系的朋友们，也成为向我们提供线索、反映情况以及诉说感受的人。

　　想想武汉的特色之一就是高校多，全国有多少专业人士是在武汉读过大学的啊，他们的青春与江城缠绕在一起。那些在武汉街头吃过热干面的人，那些被武汉的长江汉水走向弄得分不清东南西北的人，那些老以为武汉人说话是在吵架的人，那些登过黄鹤楼游过东湖的人，此刻，心都被牵扯住了。

蔡小川摄

　　我们的第二批记者在武汉封城后，“逆行”到达前线。我这里也成为一个信息交汇处，前线记者、医生、武汉的亲人朋友、校友们，我们密切地沟通着最新信息。《三联生活周刊》的微博因为不断更新疫情消息，与读者的互动变得特别活跃。这也帮助我们能够迅速了解各地的真实状态。我们编辑部的记者，就像被磁铁吸过来的磁砂，一个个加入了疫情报道小组。

　　从1月22日我们《三联生活周刊》微信公众号推出第一篇武汉新冠肺炎报道，截止今日，我们已经连续推出了50篇记者的采访报道。今天，我们的记者们，又刚刚做好了一整本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的最新报道。

　　摄影记者蔡小川的一组图片和文章，在武汉封城的第十天发了出来。蔡小川在文章里说：“来之前，我不清楚自己作为一个图片摄影能起到什么作用，我来拍这些东西是想说明什么，但我想如果不能在这个时刻近距离记录他们，可能也是一种冷漠吧。”

忙碌的医护人员（蔡小川摄）

　　其实无论作为文字记者还是摄影记者，在到达武汉之前，在深入疫情之前，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像我们这样执着于做社会调查的记者，在这个时代似乎早已不合时宜。大家反复告诉你，没人愿意读长文章了，如果几秒钟不能抓住一个人的注意力，你作为传播者就失败了。还有多少人愿意思考严肃的问题呢？有多少人愿意谈论疾病、公共卫生、城市管理这样的话题呢？有多少人觉得灾难可能离我们如此之近呢？

　　蔡小川拍了一张萧瑟的街道，只为左下角有一个抱琴的老人，琴声给整条街一丝生气。他也拍出太阳时晾衣服的老人，那种失序时难得的生活秩序。空旷的街道，站立的树木，无言的建筑，不说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