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诺奖问题”，最伟大的解答在中国

　　原标题：这个“诺奖问题”，最伟大的解答在中国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张典标、周闻韬、白田田、刘扬涛

　　“我们不能保证消除贫困。贫困已跟随了我们几千年，如果我们打算在50年或100年内消除贫困，那就行动起来。”

　　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一书中这样结尾。在《贫穷的本质》中，班纳吉和迪弗洛到贫困人群最集中的18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调研，试图从穷人的日常生活、教育、健康、创业、援助、政府、NGO等多个方面，探寻贫穷的真正根源。

　　他们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政府无能、法制缺席、腐败横行，落后的基建、教育、医疗、公共设施……统统都可能让穷人难以摆脱贫困陷阱。

这是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同练瑶族乡大坪村下大弄屯的通屯公路（无人机照片，5月12日摄）。2016年至2019年，同练瑶族乡共建设48条公路，实现108个屯全部通路、49个20户以上屯全部通水泥路，改善了瑶乡群众的出行条件，打通了脱贫攻坚“最后一公里”。新华社记者黄孝邦摄

　　在中国，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为政府”坚定有力地推进精准脱贫攻坚，千千万万原本贫困的人口才改变了命运。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在摆脱绝对贫困的中国战场上，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每年减少1300万以上，至2019年底已累计减少9300多万人。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年底的10.2%下降至2019年年底的0.6%。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得到历史性解决。

　　今年年初，班纳吉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毫不怀疑中国将达成全面脱贫的目标。”

　　两会期间，记者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和扶贫一线的基层干部，他们纷纷表示脱贫攻坚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对如期全面完成脱贫目标很有信心。

全国人大代表黄炳峰（左）建议，着力消除广大贫困地区农村交通运输瓶颈，构建便捷的农村交通网，助推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新华社记者温竞华摄

　　“似曾相识”

　　第一次读《贫穷的本质》，王栋对这本书竟有些“似曾相识”。

　　王栋是团重庆市委派驻重庆市开州区大进镇红旗村的第一书记。刚驻村不久，他就陷入一筹莫展的境地：驻村工作队打算发展茶叶作为脱贫主导产业，可任王栋苦口婆心地劝，好处说了几箩筐，村民就是不买账。

　　后来他才知道，上世纪九十年代，这里漫山遍野都是茶园。当时茶叶卖不出价，村民只好外出讨生活，茶树最终也被荒草“赶下台”。

　　找到症结之后，大进镇组织反对种茶的村民上贵州湄潭等地“长见识”。眼界开阔了，回来后，原来的“刺头”开始带头种茶。

　　“要扎根到穷人的生活中，才能精准地找出症结在哪，才能精准施策，帮助他们摆脱贫穷。”王栋说。

　　虽然诺奖研究并未涵盖中国的扶贫实践，但记者发现不少扶贫干部对诺奖研究所强调的从穷人的角度想问题、帮扶措施要精准等内容并不陌生。

　　诺奖评审委员会的声明指出，2019年的获奖者在研究中引入了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把减贫问题拆分化解为改善教育和医疗保健等更为细致入微的问题。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杨华告诉记者：“在扶贫研究中，用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哪种方法更精准有效，这与精准扶贫有不谋而合的地方，都是提倡政策、措施的精准有效。”

全国人大代表胡春霞建议，加大对深度贫困地区的支持力度，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政策支持。新华社记者吴雨摄

　　制度优势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省农科院副院长王娟玲的团队，花了三年才在帮扶的贫困村里成功推广了全株玉米青贮技术。

　　这是一项已经成熟多年的饲料加工技术，比传统方式更节省人工，对饲料利用更充分。

　　第一年，王娟玲的团队挨家挨户，苦口婆心地讲解，可敢尝试的农民很少。第二年，一些农民看到效果，开始跟着“吃螃蟹”。但是大多数农民还是在观望。第三年，绝大多数农民才主动要求学。

　　广州天河区对口支援贵州大方县的扶贫干部张勇说，最初，他发现一些贫困户压根儿不觉得自己能脱贫。有一餐吃一餐，麻木地坐在路边看着行人来来往往。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后，贫困户难脱贫，驻村干部比贫困户自己还急，一天到晚想的都是摘帽的法子。几年下来，张勇发现贫困户的眼神变得明亮起来。

　　“贫困户觉得自己有人帮，觉得党和政府没有忘记他，干下去是有希望的。”正因为如此，张勇也把扶贫称为贫困户的“启蒙运动”。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千千万万个像王娟玲和张勇这样的扶贫干部，扎根一线斗贫魔。据介绍，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

　　“在实施精准扶贫的过程中，中国在微观的制度层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创新，但中国的扶贫经验不仅体现在微观层面，更重要的是在宏观层面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王晓毅说，“诺奖研究主张的随机试验无法解释和验证中国集中力量解决贫困问题的制度优势。”

　　“西方国家的扶贫依靠福利政策。但不同政党对穷人的态度不同，导致扶贫政策难以持续，也难以斩断贫困代际传递。”武汉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吕德文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扶贫主要靠NGO，政府力量很难下到农村基层，只能依靠NGO去执行，而NGO不可能像中国这样大规模动员各方资源。”

　　在吕德文看来，大规模动员和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持续扶贫，都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杨华总结说，中国的实践是诺奖研究无法比拟的。

全国人大代表罗朝阳建议，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机制和分类指导、对口帮扶工作机制。新华社记者温竞华摄

　　底气更足

　　在今年三月召开的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52个未摘帽贫困县和1113个贫困村实施挂牌督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要较真碰硬“督”，各省区市要凝心聚力“战”，啃下最后的硬骨头。

　　在今年全国两会召开前，江西25个贫困县全部摘帽。截至目前，已有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十多个省区市实现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街道天山堡村村委会主任冉慧对如期全面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很有信心，“贫困户不仅物质上脱贫，思想上斩断了穷根。内生动力激发出来了，就不担心返贫”。

　　脱贫攻坚战打响之前，冉慧觉得贫困就是缺吃少穿，交通闭塞。到后来，她发现扶贫更重要的是摆脱精神层面、观念上的贫困。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谭家寨乡楠木桥村党总支部书记谭泽勇说，“我们已经实现了对贫困、弱势群体的全覆盖，做到了‘不丢下一个贫困群众’，建立了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所以有信心完成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今年两会，谭泽勇建议，进一步发展农村田园综合体、推进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建设。谭泽勇觉得乡村应该成为让人向往的地方，“人们生活在这里感受到幸福和自豪”。

全国人大代表谭建兰建议，要对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扶贫产业进一步精耕细作，通过“产学研”“产+销”等模式，不断完善扶贫产业体系，提升扶贫产业抗风险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新华社记者张泉摄

　　相关报道

　　张天任代表：打通产业扶贫“最后一公里”

　　首发：5月27日《新华每日电讯》两会特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李坤晟

　　“政府工作报告接地气、有深度。我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了党和政府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信心和决心。”走出人民大会堂，全国人大代表张天任说：“新的一年里，我将履职尽责，为产业扶贫、乡村振兴继续贡献力量。”

　　今年两会，张天任代表带来的20余件议案建议中，有一件建议专门聚焦深化农合联（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三位一体”（生产、供销、信用）改革。

　　目前，浙江省组建了省市县乡四级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联合会，构建了综合性、规模化、可持续的为农服务体系，初步实现了生产、供销、信用的一体化融合。

　　张天任说，深化农合联“三位一体”改革不仅为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找到了突破口，也让社、农利益联结更“紧密”，涉农资源更“统一”，合作运转更“扎实”，为打通产业扶贫“最后一公里”找到新路径。

　　他呼吁精准选择产业定位，精准做好市场服务和管理提升，建立农合联及会员帮扶低收入农户稳步增收长效机制和服务共享平台，让广大贫困农户和低收入群体，实现自我发展、自我脱贫。

　　张天任代表是天能集团董事长，同时兼任浙江长兴县煤山镇新川村的党总支书记。这位从农村成长起来的企业家，深耕基层20多年，带领村民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产业扶贫，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活力。

　　早些年前，位于浙北的新川村由于丘陵薄地，交通闭塞，农民收入低。张天任带领村里的干部走山访水，深入调研论证，确定了产业兴村的路子。张天任说，“咱们这里山多，竹子也多。农民可以因地制宜，发展茶叶种植业和竹制品工业，实现增收。”由此，新川村的特色产业风风火火地开展起来，农民在山上种起云雾茶，在村里开办竹制品加工厂，生产的竹篮、篱笆等产品远销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地。天能集团与新川村还搭建了“村企共建”平台。村民们围绕产业链，从事电池营销、售后服务，开设电池配套工厂。

　　产业扶贫让新川村脱胎换骨，老百姓的钱袋子迅速鼓起来。原来的“茅草屋”变成了小洋房，泥巴路修成了柏油路。现在的新川，景美、民富、业强。

　　去年10月份以来，张天任围绕乡村振兴深入浙江各地调研，调研的报告在他的案头摞得老高。今年两会，张天任围绕发挥新乡贤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等方面提出多件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