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秀”，从一条街道搬到能让全国所有街道都看得见的媒体上

　　看死刑犯游街，是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事件之一。

　　一辆威武的警车上，剃了光头的死刑犯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一块硬纸板，白底黑字，写着他们各自的姓名，字迹照例是看不清的，倒不是因为车速太快，而是写得过于潦草，姓名上的红叉叉笔画太粗、墨汁又太浓。

　　要了解罪犯的所作所为，得到公安局门口或街道居委会，那里张贴着被枪决的死刑犯公告。公告说得也不甚详细，大抵是该罪犯叫什么，多大年纪，因何犯法，触犯了刑法第几条等等，一律公文的形式，没什么戏剧性细节。罪恶就是罪恶，20多年前，大抵很多人不屑拿这类事来作茶余饭后的谈资。

　　今天，游街一类的事没有了。懂得尊重人权，维护人的尊严、包括每个罪犯，这是社会的进步。但有些事似乎无法解释。当不能从看死刑犯游街中平复对隐秘的罪恶的好奇时，另一种消解的方式很快出现。从报纸、电视、广播、网络五花八门的报道中，人们对罪恶的细节知道得更多、更细、更快捷，罪恶“秀”从一个城市的某条街道，搬到了可以让全国任何一条街道都看见、听见的媒体上。

　　最突出的例子是前不久的张君案。如果你在有的网络上搜索“张君”两字，会有数百条新闻跳到你的眼前，关于张君的人和事，与张君相牵连的人和事，与张君相牵连的人的人和事……血淋淋的罪恶被放大在每个人的眼前。张君在法庭上“作秀”，媒体把这场“秀”传递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更不可思议的是，除了来自案件本身和公审现场的消息，很多新闻是从猎奇的角度来报道的，看看这些标题：“中国第一大刑案之重庆直击：恶魔张君狂言录”、“张君曾想绑架记者写自传‘上路’想要穿布鞋”、“张君案庭审波澜迭起尸检照片血腥旁听者不忍目睹”、“罪犯张君在武汉有个‘的姐’情妇”、“恶魔张君竟上西安一壮阳药广告宣传单”……

　　张君案被戏剧化了。

　　不仅商业的灵感来自张君，一些犯罪的灵感也来自张君

　　其实，不仅是张君案。每天，有多少媒体在“案件追踪”报道名下，演绎生活中的真实案件，那些逼真的场景，鲜血淋漓的杀人现场，由公安人员友情客串的惊心动魄的镜头……

　　这让人有点疑惑，一些媒体对案件尤其是刑事案件的兴趣点是什么？它将公众对案件关注的目光转移到何处？仅仅是血腥的气味、脂粉的香艳？还是来自莫名惊恐的刺激？这究竟是媒体的对新闻客观报道的追求，还是媒体的媚俗？

　　罪恶“秀”产生了很多副产品。

　　有人从张君案中看到商机。在重庆，一家小店铺推出了“张君包子”，据说卖得还不错。“人们吃了解恨。”店主解释说。

　　一商界成功人士则欲拍常德大案。《每日新报》报道说，投资人欲把张君搬上银幕的意图是，“让全国人民唾骂他犯下的惨无人性的罪行，同时，更想借此圆我一直以来想拍一部歌颂公安干警不畏艰险、舍身忘我的英雄主义精神的作品之梦。”

　　不仅商业的灵感来自张君，一些人犯罪的灵感也来自张君。《南方都市报》报道说，今年3月份，在湖南安乡县城先后发生持刀抢劫案4起，劫匪甚至残忍地将被抢劫者的脚踝肌腱砍断。被抓获的疑犯交待说，他们不甘心在乡下务农，觉得“流血流汗再多也赚不到几个钱”，便决定效仿张君。张君“榜样”的力量无穷？

　　有一些声音，提醒我们的目光透过张君团伙，审视自己

　　媒体对案件关注本身没有错，关注重点是什么，用什么方式去关注，这实在检验一个媒体的品位和格调。至少，能测出一个媒体的深度。

　　如果说张君团伙是现代社会的毒瘤，有人看见了毒瘤表面肮脏可怖，并热衷于描绘这肮脏可怖，除了让人恶心之外，恐怕没什么吸引力。而有人更愿意揭示毒瘤的成因，以及如何抑制毒瘤的生长，这才更值得关注。毕竟，被毒瘤侵蚀的社会，是每个人赖以生存的家园。张君不是美国的辛普森，也不是日本的麻原彰晃，他离我们不远，他的刀砍向每个受害者的同时，也就砍向了我们共同的公共安全网。被他们暴力伤害的不仅是那几十个地下冤魂，而是整个社会对生存安全的信心。这个时候，太多来自现场的罪恶“秀”又能让人们得到多少安慰？

　　所幸的是，我们还是听到了一些声音，冲破那些浮躁的、功利的人群，提醒我们的目光透过张君团伙，审视自己。《中国青年报》一篇评论从张君案看到了社会各界未尽的责任。《南方周末》在它的组合报道《张君案检讨》中说：“张君团伙的罪行固然来自他们内心邪恶的滋生、人性的丧失，但是任何个人同时又都是社会人，他们的行为并不孤立地发生。为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社会必须对此作出深刻的检讨。”

　　为防止此类事情的发生，我们希望对这类案件的报道不要再停留在对罪恶的细节上。我们的大脑和心灵不是罪恶“秀”的舞台。本报记者 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