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

　　粮本是“周身证”

　　它与钱币具有同样大的购买力，甚至比钱更实用。广州人将其戏称为“周身证”，凭票凭本购买粮油在当时深入人心。

　　蔡思聪（72岁，退休民政干部）：大概在1954年前后，政府在粮油供应方面推行重大举措，每家每户都拿到一本粮油本。同时粮票、油票、煤票、豆票、布票、肉票等各种日用生活票据出现了。它们与钱币具有同样大的购买力，甚至比钱更实用。广州人将其戏称为“周身证”，凭票凭本购买粮油在当时深入人心。

　　我当时是一名民政干部，享受18级待遇，每月有90多元的工资，算中上等的收入水平。我的粮油本上每月供应花生油半斤、大米（三级米、质量较差）30斤，其他还有煤、大豆、布匹、猪肉等主要生活日用品的供应，逢年过节还要补一点肉、油之类的。除了大米、煤等够用外，食用油就要省着吃，生活日用品也节俭着用。各家各户的粮油供应根据行业的不同、男女性别及年龄的差异而略有不同，比如产业工人每月最高可得40斤大米的供应，而无业居民一般都只有27斤大米，没有生活来源的居民，国家实行救济。

　　但是在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时期，粮油供应出现了十分紧张的现象。粮油店来了一点食品，马上就有人拿着粮油本来排队抢购。许多人将粮油本随身携带，走在街上见有排队的就马上加入。有笑话说，一老头见排队，马上凑过去，最后一问是卖妇女卫生纸的。

　　【我领到粮油本啦！】

　　韩伯泉（民族学院退休教师）：1955年，我考上了大学。记得刚拿到粮油本时，我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一到星期天便跑了三四十公里路回到家，将这好消息告诉家人，我母亲激动得流了泪，从此，我在学校里吃饭时，连一粒饭都不敢掉。到1958年，为了支援灾区居民，省级以下的干部包括教师每月都要捐2斤粮给灾区，我们时常饿着肚子给学生上课，有时候，我们用一些香蕉或芋头煮烂来充饥。

　　六十年代

　　粮本是“命根子”

　　由于粮油关系的限制，很多人怕没东西吃不敢随便到别的城市去。

　　梁德屏（某装修公司老总）：我考上大学那年，我凭着录取通知书在家乡转户口。当时要转户口，必须转接粮油关系。我们这些农村孩子，要把家里种的粮食挑到公社、镇上的粮管所去，卖给国家，办完此项手续才能到县粮食局办理粮油关系转移，要不然，到广州就没饭吃。当时国家通过户口和粮油的控制，确实使很多人因怕没东西吃，不敢随便到别的城市去。那时，粮油本几乎成了我们生活的命根子。

　　【体弱老母活活饿死】

　　刘先生（某船舶有限公司职员）：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粮食十分紧缺，我有个同事的妈妈当时从湖北到广州来找儿子，于是那个当儿子的便和他妈妈一块儿分他自己粮油本上分配的粮食，时常饥饿万分。我们单位认为他妈妈到广州来会影响他的工作，于是将他妈妈赶回了湖北老家，结果他那年老体弱又无力种田的妈妈回湖北之后就活活饿死了。

　　【爸爸有个流动粮本】

　　关培勋（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我很幸运，我出生在阳江平冈一条渔村里，爸爸是渔民，能享受到国家的特殊待遇。在物资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国家对渔民、知识分子都有特殊优待政策。渔民每个月有45斤米、1斤油，比平常人多得多，而且爸爸拥有与普通人不同的渔民流动粮本，本子上印有粮票，每次要买粮食，当地粮店就按数量剪一点下来。这个粮本上的粮票还是全国通用的，他打渔打到哪里靠岸，都可以使用这些粮票。在粮食紧张时，爸爸常常不舍得吃光买来的粮食，常会省些粮食回来给家里用，所以我们家当时的生活比许多人都要好。

　　七十年代

　　粮本是“身份证”

　　全国粮票比地方粮票价值要高一些，所以我拿着全国粮票到上海吃饭，经常会有人拿地方粮票来找我换。

　　关培勋（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70年代我在华南理工大学当教师，有时候要带学生到外地实习，当时特别感受到粮票的重要。我手里有一些全国粮票，尤其觉得自豪。全国粮票和地方粮票是不同的，在粮店领全国粮票比领地方粮票要在粮油本上多扣半斤油的粮食指标，也就是说，全国粮票比地方粮票价值要高一些，所以我拿着全国粮票到上海吃饭，经常会有人拿地方粮票来找我换。有些人出差在外吃饭时，食堂伙计找钱找回些地方粮票，他们认为伙计吞了他们的钱，要大吵大闹很久呢。

　　八十年代

　　粮本是“换购证”

　　粮食已经不那么紧张了，多余的粮票人们会用来换一些鸡蛋或日用品。

　　廖智勇（57岁，当过兵，现在省政府工作）：在部队都是集体粮油供应，我们不用自己去采购。1981年转业到地方后，家里才申请了粮油本，我是每月38斤，妻子30斤，儿子每人20斤。

　　记得那时到了星期天一大早，我就骑着单车到指定的农林东粮店买米。因为是节假日，所以每次都要排很长很长的队，由于插队而时有发生争执，等排到我时差不多要1小时。那时可以用粮油本买米、油、黄豆、糯米粉和精面等。按照配额全家人是足够吃的，只是觉得挺麻烦。

　　到了80年代中期，肉多了，人们的油水也多了，粮油不那么紧张了，家里也有多余的粮油配额。那时市场上开始有农民挑些鸡蛋、塑料的篮子、瓶子、杯子和花瓶等来卖，我们就用那些多余的粮票去换。觉得也挺好的，那些日用品很实用。到了80年代末，市场上开始有农民挑来的新鲜米卖了，但卖得比较贵，一斤要2元。所以我们也不舍得买贵米吃，仍然在粮店买米吃。

　　【没它也能买到粮食】

　　李韵亭（某物业管理公司职员）：以前要搞农转非十分困难，不仅要转户口，还要转粮食关系，如果不转粮食关系，到另一个城市就会因为买不到粮食而饿死。但是到了80年代，粮食已经多多了，政策也宽松多了，即使没有粮票，在市场上也能买到高价粮。在这种前提下，有不少人为了免交城市增容费，他们只转户口到城市，却不转粮食关系，人们已经能够在没有粮票的情况下生存了。

　　九十年代

　　粮本是历史见证

　　粮本的作用逐渐消失，但我仍然对它颇有感情，它毕竟伴我度过了大半生。

　　韩伯泉（民族学院退休教师）：90年代，国家取消了粮食定量供应，实行粮食开放政策，粮油本的作用也逐渐消失，并成为历史的见证物，但我仍然对它颇有感情，它毕竟伴我度过了大半生。现在，我偶尔还会从抽屉里拿出写得密密麻麻的那本米黄色的粮油本，给儿孙们讲有关故事，希望他们好好珍惜当今生活。

　　【还得凭它领补贴】

　　余美珍（约50岁，下岗职工）：进入90年代，我们家早就不再用粮油本来买米了，但它对我们来说仍然很重要，我们下岗职工每年都要凭它去领猪肉补贴。

　　以前全家的口粮就靠它。不过现在粮食放开了，因为粮店的米很粗糙，不好吃；外边的米又好吃，可选择的品种又多，而且价钱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家从90年代起就在市场上买米吃。

　　但我仍然把它保管好，每年的10月份左右，报纸上就会登载领猪肉津贴的通告。看了通告后，我就会带上户口本、身份证、粮油本等到南华西路，每次都要排3个多小时的队才能领到80元的补贴（每人20元，独生子女领双份）。不过从前年开始就要凭下岗证才能领这个津贴，刚好我丈夫又下岗了，所以我要带多一个下岗证去领钱。现在我每年只能领到60元的补贴，因为女儿过了14岁只能领单份钱了。(专题采写：本报记者 王钧 陈卉 李桃卢冬红 关春瑜 王青草实习生 俞岚 冯雷 朱德喜 本报记者 李向新 梁音实习生 郭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