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部分学校从“控辍”的愿望出发，要求班主任和老师用工资为学生欠费担保，老师们不堪重负。

　　田伯友老师今年24岁，是江夏区大屋陈中学的班主任，现在只能领到30－50元的月工资。

　　他该领的工资，大部分被学校扣下来，充作他班上学生该交给学校的书杂费。这种糟糕的状况，从去年开始，而且暂时看不到尽头。

　　在江夏区大屋陈乡，因为家庭经济困难，很多学生辍学。从1998年开始，大屋陈中学允许贫困生缓交书杂费，迄今已累积了23万元的债权，记载欠费情况的材料纸有37页之多。去年9月，学校推行教师、班主任包干责任制，要求老师们用工资为学生欠费担保。老师帮学生还清了债务，也算花钱买来了学校的债权。

　　据有关人士介绍，严格控制农村义务段学生流失，是武汉确定的基础教育工作重点之一，更被教育部门列为今年的头等大事。教育行政部门将目标任务下达给学校，学校则把任务分解，下达给班主任和老师。

　　田伯友老师从去年9月开始，陆续为学生担保费用6200元，学生若不及时缴费，学校就扣他的工资。田伯权的工资，现在是以债权的形式存在，如果学生家长偿还，他的工资就变现；如果学生家长无钱还债，他的工资就只存在于账单上。

　　几个月下来，有些学生将欠费补交给他，现在还剩1700元。田伯权说，他拿不准能否全部收回，好在他是单身汉，可以“吃父母的、喝父母的”。52岁的田运力老师就没他这么“洒脱”，每月600元的工资，是一家人的经济来源，至今还有440元的“债权”没法变现，使他压力很大。

　　家庭困难的学生上学，先由老师“埋单”，这已形成一项严密的制度。按一些学校的规定，学生辍学后，期中、期末考试成绩以零分计入班级总分，这必然影响到老师们的年终考核成绩，危及老师晋级、评先。

　　五里界镇靠近江夏城区，经济发展相对较好，但也有一些农村学生辍学。五里界中学初三女生陈慧琴辍学打工，老师们花了很大气力，才把她找回来，并每月凑一笔钱，捐给她作生活费。上个月，陈慧琴拒绝接受老师们的捐助，班主任和授课老师一下子紧张起来。他们害怕这名学生再次辍学。

　　今年春季开学时，五里界中学有44位同学未到校，其中41位是因为贫困。为了将流失率控制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内，学校今年为贫困生减免了万余元书杂费，约占学校一学期总经费的10％。

　　经费不足和保证“普九”巩固率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不少学校担心往后难以支撑。教师队伍则“人心思走”，跟田伯友一样，不少人都在暗地里想办法，准备到经济发展较好的地方寻求发展。

　　控制贫困生辍学，这是一件好事，但何以变成了教师经济上的沉重负担？有关人士介绍：市、区教委每年在教育经费中挤出一点，用于减免贫困生书杂费，江夏区这项支出今年是8万元。8万元分解到各中小学，校长们感觉，完全是杯水车薪。

　　短评

　　“控辍”不能踢皮球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实质是人的发展，是公众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控制贫困生辍学，是关乎发展的大事，政府应予高度重视。

　　学生辍学，根源是家庭经济困难，要解决问题，就要有相应的财政手段。譬如政府赈灾，必须拨出钱粮，拿出救灾物质。在救助失学儿童方面，我们搞过“希望工程”、“春蕾计划”，给贫困生以切实的经济支持，成绩很大。如果有关部门只是高呼口号，层层转发文件，肯定于事无补。

　　从本报报道的江夏情况看，有关部门宣讲“控辍”意义多，制定切实措施少，设想目标，分解任务，下达指标，最终把“控辍”的皮球踢给了乡村教师。不提供一定的物质条件，教师又能为“控辍”做些什么呢？只能是为学生捐捐钱，让学校把不多的工资扣光。

　　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辛苦教书，勤恳育人，到头来工资袋里所剩无几，难道说教师一定会“乐天知命”下去？出于“控辍”的良好愿望，倒使教师人心浮动，思不在教，谅必教学质量无法保障，遑论教育改革的当务之急。岂非“控制流失，泱及在学”！

　　不同职业、岗位，应各司其职，各专其责。“控辍”应是政府有关部门的事，主要应由有关部门拿出切实措施，通盘解决；教师可以尽力协助，但承包“控辍”任务、承担经济责任，恐力所难及。错误的做法，应予制止。(本报记者 周梦月、通讯员 魏宏安 张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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