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济，1933年5月出生。祖籍广东梅县。中共党员，第五、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京剧程派传人之一。从事舞台艺术数十年，在继承和发展程派艺术方面有显著成就，深受国内外观众的欢迎。代表剧目有传统戏《锁麟囊》、《六月雪》、《文姬归汉》、《梅妃》、《则天武后》及现代剧《南方来信》、《党的女儿》、《满江红》等。

　　1949年，解放了，京剧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被称为“四大名旦”的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更是家喻户晓。这年，程先生参加了在中南海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记得那天，程先生起了个大早，我送先生到颐和园北宫门，一直望着先生远去的背影消失在视线外。下午5点钟光景，我又来到北宫门等先生，看见先生满脸的兴奋回来了。见到我，先生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见到毛主席了，还有周总理、贺老总！”一路上，程先生跟我叙述他亲眼目睹的领导人的和蔼可亲。我也特别兴奋。因为从师傅的情绪里，我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带给先生的温暖。

　　1949年夏季的一天，先生应邀到中南海去演《红拂传》，我也跟着去了。我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真的好高兴啊。后来，去的次数多了，很多中央领导都知道程先生有个学生叫李世济。尽管那时我还未正式登台演出，但很多人都已称我“小程砚秋”。

　　那时，我们到中南海演出，戏都是临时点的。毛主席非常喜欢京剧，每次都看得很认真。每每在我登台之前，毛主席都让人拿来纸和毛笔，要我把要唱的戏的词全部写下来，然后交给他老人家。他看过后，就在我写得好的字上打钩，写得不好的字上就做上记号，并让我重写。那个耐烦劲，真的让我好感动。不仅如此，他还给我讲解戏的内容，戏的历史背景，戏里人物故事。有一次我演《文姬归汉》时，毛主席不光给我讲解了跟戏有关的历史、人物故事，还告诉我什么叫野史，什么叫正史。一个晚上下来，我就等于上了一堂扎扎实实的历史课。因此，尽管我不是科班出身，但在这些“严师”的言传身教下，在党的阳光雨露里，我这棵京剧小芽长大了。

　　1956年，我到了北京京剧团后，由于种种原因，程先生对我有些误解。为了我能和师傅和好，1957年在去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前夕，周总理专门把我们叫到中南海怀仁堂。总理对程先生说：“你看李世济戏演得怎样？”“戏演得不错。”“那你怎么不教她了？”“她是我的干女儿，义女。”“义女就不能是学生吗？”周总理说：“你们一起去莫斯科，回来后，我周某人请客，让李世济拜师。”总理还私下里嘱咐我，你这次的任务除了演出成功外，主要是跟程先生搞好关系，赢得程先生对你的理解和支持。一个无名小卒能受到总理如此的关怀，那种心情真不是我能用言语来表达的。周总理还交待出访团团长周巍峙说，李世济找程先生学戏，你们要提供一切条件。在去莫斯科9天9夜的途中，我时刻记着总理的嘱托：让师傅了解我。我把分配的很少的一点吃的东西省下来给师傅；师傅因发胖脱鞋很困难，我就帮着脱；一有时间，我们就学戏。在莫斯科，我获了歌唱金奖，关肃霜获得了表演金奖，杜近芳也获了奖。

　　在程先生从莫斯科乘飞机回北京那天，我和我丈夫一起去送程先生上飞机，我把我带来的一块咸菜给了师傅，并对他说，晕机时嚼一嚼。在上舷梯前，程先生对我说：“回去后，一定要找我。”我非常高兴地送走了先生，但没想到这竟是我们的诀别。

　　记得在嘉应寺为程先生开追悼会的那天，总理来了，贺老总来了，陈老总也来了。当时我泣不成声，总理把我从灵枢前扶起，拍着我的肩膀说：“孩子啊，你一定要化悲痛为力量，把程派艺术继承下去，让程先生的艺术事业随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我知道，总理对我如此关怀，不仅仅是对我李世济的关爱，对程派艺术的期望，更是对发扬光大博大精深的京剧事业寄予了深切期望。我下决心要听总理的话，把先生的艺术发扬光大。

　　改革开放后，在党的关怀下，当我重新回到舞台后，我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京剧要发展，就必须创新。特别是在工人俱乐部的那次演出，当谢幕的灯光亮起的时候，我看到台下一片白花花头发的观众中响起如潮的掌声，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定要让白发观众变成黑发观众，一定要把在“文革”中失去的观众找回来！第二天，我便到戏院去调查，看演出到什么时候，年轻的观众会叫好。我还到年轻人中去走访，问他们喜欢什么样的戏曲。经过调查了解，我明白了，京剧大多是传统戏，由于唱腔节奏缓慢，表达方式过于含蓄，所以远离了年轻一代。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全身心地扑在改革、创新程派艺术上，在实践中进行改革和摸索，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今天，我们的京剧事业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年轻的一代正在成长，这让我感到极大的欣慰。总理说过，流派是一棵大树，不要排斥支杈，因为根同是一条。我很高兴我对程派艺术的发展，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使命，也是回报党多年来对我关怀、厚爱的最好方式。(本报记者 周晓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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