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专访（记者陈启甸）这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老人。

　　上海解放前夜，他受中共派遣，策反重兵在握的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眼看大功就要告成，汤恩伯将成为第二个傅作义，不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终使局面发生了逆转。

　　他的身份很特殊，“背景”连他自己都觉得“太复杂”———父亲是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军法处长、汤恩伯的恩人，自己则在抗战胜利后官至第三方面军少将参议，与陈洁如的女儿结为连理……日前，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会议室，现为享局级离休干部、市文史馆馆员的陆久之老人，向记者娓娓讲述了当年他在中共隐蔽战线搏风击浪的情形以及冒死策反汤恩伯的经过。尽管已是九九高龄的寿星了，但陆老爽朗的笑谈依然充盈着智慧，那双熠熠有神的眼睛总是闪着坚毅的目光。

　　陆久之原籍湖南长沙，少年时代受“五四”运动新思想的影响，爱读《新青年》等进步书刊，憧憬革命人生。1926年，陆久之在沪结识中共地下党员蔡叔厚，并与蔡一起以创办上海绍敦电机公司为掩护，为党设立地下联络站。当时经常到联络站“串门”的有叶剑英、李维汉、曾宪直、沈端先（夏衍）等。同年，陆久之由中共党员徐梅坤介绍，认识了周恩来，并被安排到了上海市总工会秘书处工作，当上了周恩来地下信使的联络人。陆老至今还记得那时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人在总工会办公室交谈的情形。他说：“正是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坚定了追随他们奋斗一辈子的信念”。1927年春，陆久之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要求。周恩来闻讯后亲自找他谈话，说：“你要求入党我赞成，我和世炎同志都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可我总觉得，你留在党外能比在党内发挥更好的作用”。

　　周恩来的话果然在以后的斗争实践中得到应验。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陆久之受中共派遣，打入国民党专事搜捕革命志士的“工会统一委员会”，以“工会调查员”的身份刺探情报。一天，工会调查组一名密探报告：“陈赓经常在爱多亚路成都路口的牛惠霖诊所出现”。可特务守候了几天，并未发现陈赓的踪影。又有一次，特务报告查到了向忠发的住址，但等到追捕人员赶到，向忠发早已不知去向了……原来这都是陆久之在得到情报后，立即通过周恩来的秘密信使，以最快的速度，向自己的同志发出了警报。抗战时期，陆久之又利用其与日本海军的特殊关系，把被敌寇封锁的很多重要物质，送到新四军手中。

　　谈到冒死策反汤恩伯，陆老沉吟了一会儿，称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件憾事。1949年4月，中共中央华东局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决定策反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并将此重任交给了陆久之。

　　领受任务时，陆久之想起不久前发生在汤恩伯身边的两件事，深感到此行风险甚大。一件是汤的“军师”周天缪因规劝汤率部起义，不仅未获成功，反被暗杀；另一件是汤的“恩师”、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陈仪劝汤起义以顺应民心，汤立即向蒋介石密报，陈仪遂被软禁于浙江衢州。

　　为避开汤恩伯身边的众多耳目，陆久之凭借与汤“兄弟一般”的特殊关系，住进了汤公馆。一天深夜，汤恩伯匆匆回到家，见陆久之在等他，忙问有何事。陆微皱双眉试探道：“我对时局很担心，如果和谈破裂，共军定会立即渡江，不知总司令如何应变？”汤闻之连忙为自己壮胆：“共军一无飞机，二无军舰，要突破长江天险，谈何容易？即便共军过了江，上海的防御工事固若金汤，足以和共军周旋一番。”陆久之看出汤是色厉内荏，便提醒说，“目前人心厌战，军心涣散，大势已去，若不顺从民心，继续作战，徒苦人民，岂仁者所为。依总司令之高见，傅作义将军这着棋走对了否？”

　　闻听此话，汤恩伯不禁在房里踱起步来。半晌，他问陆：“据说傅宜生目前已下落不明？”陆久之抓住时机，赶紧解释道：“上海谣言满天飞，不可轻信，据我所知，傅将军受到共产党极好的礼遇，深得民心。”在陆久之单刀直入的攻势下，汤恩伯的脸色变得严峻起来，说：“此事非同小可，改日从长计议吧。”第二天早晨，汤邀陆久之共进早餐。陆久之自然紧追不放，要汤赶快拿定主意，做识时务的俊杰。而汤只说了一句很有意味的话：“上海是我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我不忍心毁了它，做一个民族的罪人，我会将上海完整地交给上海民众的。”

　　汤恩伯的思想开始有所转变，陆久之遂三天两头去汤公馆劝说。4月23日南京解放，陆久之向汤恩伯作了最后的“摊牌”，敦促他尽快起义，做傅作义第二。

　　正当策反汤恩伯的工作大有进展时，不料情况突变。4月27日蒋介石父子抵达上海，亲自督战。当天，陆久之以刻不容缓的心情再次向汤献策：“现在委员长父子三人的性命都掌握在你手里，机不可失，希望你当机立断，那你就一举成名天下知了。”

　　不料话音刚落，门外响起警卫的报告声，进来的竟是蒋纬国。这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使得陆久之对汤恩伯的策反中断了。

　　没有完成中共领导层交给的任务，陆久之心里非常难过。时任中共华东军政委员会宣传部长的沙文汉劝慰他说：“尽管策反汤的工作没有完成，然而你对上海的解放是尽了全力、作出了贡献。”

　　由于历史上关系复杂，陆久之在解放后的几次运动中受到了错误对待。1983年，陆久之获准去香港探亲，其时他尚未得到平反，在港的妻子女儿都劝他留居香港，可陆久之最后还是回到了上海。他对记者说：“我20年代中期就接触共产党，追随周总理，为革命出生入死，奔波了半个多世纪，现在行将就木，要我再背叛自己的理想，这是决不可能了！”陆老说他还要在有生之年，为祖国的统一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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