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6日下午4：30，本报6991166热线响起急促的铃声：“热线吗？我买种子被人家骗了，实在不想活了……”电话那头是中年男子的抽泣声。“你一定要想开，你在哪里？有什么天大的事，我们都可以面谈。”记者的心头一震！“我觉着没盼头了，活着也没有希望……”“无论如何你要活着，你在哪里……”

　　记者冲出报社，打的向他留宿的农机招待所奔去。

　　下午5：30，农机招待所。面对记者的再三询问，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杨立峰。他不停地摇头叹息。一个劲地说“你破坏了我的计划……”

　　杨立峰是淄博高青县某粮油厂的职工，妻子多年患病，为了养家糊口，他成立了农民技术推广部。2000年2月，他在济南一种子站花1300元钱买了50公斤“紫香玉”黑玉米，回家后与当地农民签订了种植回收协议。

　　杨立峰的声音颤抖着：“种子种下之后，玉米的长势却让人一天比一天揪心，只见七高八低的，哪像种子站说得那么好！”去年10月，他跑到省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检测结果发现，这个品种根本没有被审定过！农民们拿着合同开始找杨立峰。25亩地收获了4250公斤玉米粒，种子站给老杨打了17000元的欠条。这是最终协商的结果，关于老杨个人的损失应该如何计算，种子站只字不提。

　　多少次他来济南要帐都是怅然而归。终于，他要回了10000元欠款，剩下的7000元，种子站却今天说给，明天说不给。

　　杨立峰掏出手帕揩了揩眼泪：“种植户从我这里拿不到钱，便去找我儿子的麻烦，我自己也被人家追得满大街跑，老婆受了刺激，病更重了……”

　　在一大摞材料中，记者发现了杨立峰的遗书，写给儿子的信上是一笔笔要清还的债务，遗书中，记者发现了杨立峰的计划：自杀、卖器官、还债……

　　记者的劝说让杨立峰渐渐平静下来，晚上8：30，记者回到报社。

　　22：00，记者打电话到农机招待所，服务员表示会关照一下杨立峰。

　　昨天清早，记者再次赶到农机招待所，与杨立峰交谈了一上午。

　　下午2：00左右，他打来电话表示，准备继续向种子站要债。

　　杨立峰能否如愿，本报将予以追踪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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