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定人，回族，1925年出生于北京。1943年以北平理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1949年随同傅作义将军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962年5月19日入党。现任北京军区总医院主任药师，兼任国家级科学技术进步奖医药组评审委员、国际发明展览会评审委员、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分科学会副主任委员、人民军医药学专刊编辑组组长等22个社会职务。获全军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等成果，著书44部，发表论文52篇，总计1000余万字。曾荣立二等功、三等功，被军队授予先进科技工作者称号。1989年离休后，仍坚持在一线工作，是我国药学界的老前辈，被誉为“活药典”。

　　回想解放前，我作为青年知识分子，一直在寻求着报国的途径。1943年，我以北平理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院，想走医学救国的道路。战乱、饥饿、困苦，令人触目惊心。一介儒医的回天乏力，使我自叹命运的悲哀。后来，我加入了国民党，但也无法改变这种残酷的现实。是新中国解放的炮声震醒了我，让我找到了真正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共产党。1949年初，我随傅作义将军一同起义，脱下了国民党的军服，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我走上了新生的道路，并于1962年加入了共产党。

　　“文革”中，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我也被关进“牛棚”，每天刷瓶子、扫地。有人问我，你在“十年浩劫”中受了那么多罪，对党会不会有积怨？当然，委屈、不理解是有的，但是，我相信“风雪过后必定是春天”，因此始终用平和的态度等待这一天。在“牛棚”中，没人收我的党费，我就一个月一个月地积攒起来，两年后一起交给了组织。漫长的劳动，成为我积累知识的好时机。我洗刷药瓶，发现瓶上的标签很有学问，就悄悄把它们揭下来洗净、凉干，制成卡片，写出注释。这样，一年多时间，我收集了50多个国家的2000多张药瓶标签，做成了一部小“药典”。小“药典”逐渐变大变厚，医药信息在我头脑中不断积累、储存、更新，我的眼界开阔了，思路拓宽了。我想着，这些知识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的。

　　八十年代的科学春天，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它给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施展聪明才智的舞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气日益浓厚，我感到自己年轻了，有使不完的劲儿。我抓住“净化医疗用水”这个难题进行攻关，设计、采购、安装、测试，样样活都干在前边。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获得全军科技成果的最高奖，并在全国各大医院、药厂推广使用。我们研究的《大输液工程》、《野战医疗车》等课题，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等多种奖项。如果没有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没有党委做坚强的后盾，没有广大党员的带头努力，这个成绩是不可能取得的。

　　1989年，我离休了。刚退下来时，有好几家地方单位高薪聘请我，我都没去。为什么？党培养了我这么多年，使我成为一个专家学者，是用这些知识赚些“外快”，还是把这些知识传给下一代人？我选择了后者。我觉得在市场经济中，金钱要讲，但更要讲奉献。作为共产党员，作为革命军人，要把政治放在第一位。如果没有执著的理想追求，就愧对我们正在奋起的祖国；如果没有忘我的献身精神，就愧对用乳汁养育我们的父老乡亲。我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必须抓紧时间把自己的经验和知识变成书，变成财富。早上6点就去办公室，是我几十年的习惯，退下来后我仍保持着这个习惯。我现在一般每天仍工作12个小时，收集信息、积累材料，拼命撰写专业书籍，运用英文、日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翻译药学文章，争分夺秒和夕阳赛跑。我很自豪自己仍在药学第一线工作，我的著作可以说是基本涵盖了祖国药学进程的纵横历史，并对我国药学发展的未来有所预见。我愿把自己的共计1000多万字的论著，作为80岁的生日礼物献给亲爱的党。

　　最使我感动的是去年9月，组织上邀请全国百多位德高望重的专家及同仁，专门为我举办了“孙定人从医近60周年研讨会”。我深深感受到知识分子受人尊重的一种氛围，从内心深处产生了为党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决心。

　　回顾我76岁的人生历程，千言万语就是一句话：从国民党到共产党，我今生无悔！（张梅珍、庄海红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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