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兴华，1925年10月生，山西五台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卫兴华选集》、《政治经济学研究》等著作（含主编、合著）40余本，发表论文560余篇。获北京市劳动模范、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原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中国图书一等奖等国家级和省部级奖20余项。

　　我出生在山西五台县善文村，这里同中国大多数乡村一样，充满贫穷和落后。父母对我寄予厚望，给我起了个“玉童”这样可爱的名字，希望能给家里带来如意吉祥。6岁时，深受无文化之苦的父亲送我到本村小学进行启蒙教育。5年后，父母节衣缩食，又送我到临近的东冶镇沱阳高等小学继续求学。1938年，日本军队侵占了我的家乡。13岁的我，辍学回家，为生计而奔波。

　　1942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冶镇高级小学附设的中学补学班。失学4年后又进入学校读书，恍若梦中。然而，日伪军到处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人民深受灾难，我的思想极为苦闷与愤懑。日军的暴行，使我深深认识到，只有振兴中华，才能使中华民族免受凌辱。为言志，我把小学老师为我取的官名“卫显贵”改为“卫兴华”，以表“抗日救国、复兴中华”之志。

　　1943年，我到晋西并考入进山中学。学校负责人赵宗复是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之子，他早在1933年于燕京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抗战开始，党组织安排他留在二战区从事地下工作。得到他的关心和爱护，我在政治思想上进步很快。抗战胜利后，进山中学迁回太原。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图书馆订了许多进步书刊。为了发挥进步书刊的影响，在赵宗复的指导下，高年级学生和青年教师组织起“青年读书会”，我任干事长。这种读书活动是非公开性的，是团结革命师生、共同进步的一种组织形式。

　　1946年，在太原读书期间，我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积极参加反蒋反阎的学生运动。1946年冬，我被组织上指定为进山中学的三人领导小组成员（组长为乔亚，太原解放前夕被敌人杀害），担任过校学生会主席。1947年7月，我秘密赴太行解放区并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8月30日晚，我被山西特种警察指挥处逮捕。在狱中我顶住了敌人的威逼利诱，始终没有暴露党组织及个人身份，敌人没有真凭实据，一个月后获释。1948年11月4日，我回到解放区，先到华北大学学习，后参加解放太原的工作。在残酷的革命斗争中，与我并肩战斗的许多进山中学的校友光荣牺牲。他们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解放后，百废待兴。面对组织的征询，我只说了两个字：读书。组织上答应了我的要求，但没有让我去读自己喜爱的文学和新闻专业，而是去读我并不熟悉的经济学，因为新中国正需要一大批懂经济的人才来重整河山、发展生产、恢复经济。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选择，我没有犹豫，毅然放弃了自己的选择，先后在华北大学教育系、俄文大队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学习。1950年9月，被选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研室攻读研究生课程。1952年9月，成为新中国培养出的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

　　为了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我系统地研读马列原著，一本一本地啃。有些难读的经典著作如《资本论》，我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去读，直到彻底弄通弄懂为止。这是一段很苦、苦中也有甜的读书生活，我几乎牺牲了所有空闲时间，但也换来了对博大精深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理解和把握，为以后的教学与科研奠定了基础。

　　粉碎“四人帮”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理论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对“左”的错误的清理，使我受到鼓舞和振奋。我适时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和重点，除了继续过去的常规研究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等有关现实经济理论的研究。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即由过去在“左”的形势下侧重于纯理论的研究，转向关注改革与发展的现实经济理论研究。针对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两个因素的斗争的理论，我发表了《驳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因素论》；针对上层建筑决定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论和大批“唯生产力论”，发表了《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略论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等；针对搞社会主义生产却不重视甚至不关心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问题，写了《关于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批判“左”的理论的同时，在生产力理论、多种经济成份发展理论、开展经济中的竞争理论，以及后来在有关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增长方式、经济体制改革、深化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重大理论问题上，我都进行了探讨和研究，不少观点受到了国内外经济学界的关注。

　　我是在党的培养和教育下，从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大学教授的。在纪念建党80周年的今天，我更加追念为党的事业被敌人杀害、没有看到新中国五星红旗飘扬的英烈们，也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稳定的政治局面和经济发展形势。如今，我已过了古稀之年。但是，我还在上课、讲学、著述，还在祖国大地上穿梭忙碌。为了构筑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大厦，我是不会惜力的。（本报记者张炳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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