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光军

　　出版社全力开展“自救”

　　谈到如今的盗版情况，各出版社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猖獗”。据出版界的有关人士估计，每年因盗版全国出版社至少损失10亿元的市场（也有不少人认为这一数字依然太保守），仅此一项全国出版系统就将减收两三亿元的利润。这一数字比国内任何一家出版社的年创利都高出许多。而且，现在的盗版对象已经不再是以前单纯的流行文艺图书，而是任何可能有市场潜力的图书，包括各种教材教辅、工具书，就连以前认为市场潜力不大的法律、经济类图书也是难逃厄运。

　　因盗版现象越来越猖獗，出版社被迫在一些经济效益看好的图书上不断加大成本，在印刷、发行等环节采取一些非常规做法，以加大盗版难度。如在每年的图书订货会上我们总能发现一些没有书名仅有内容介绍的图书订单；在图书的版权页上，能找到准确印数印次的图书越来越少；而为了抢出一点时间留给正版图书，在发行方式上采取全国一次性铺满的出版社已经越来越多，有的甚至不惜动用飞机发货，而不敢用正常的铁道运输。而在图书印制上，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印图书的工艺快赶上印钞票的了！

　　如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哈利·波特》系列小说时，采用国内罕见的国际流行开本，正文印刷使用特制彩色纸，封面烫金起凸，并压制特殊防伪纹路，使用专业的镶银片防伪纸做内封，同时每册书中配有一张异形裁切的精美书签。但其盗版图书仍是时有所现，而准备今年“六·一”全国统一时间上市的《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一书，除了继续采用原有的防伪措施外，还在特定的页码上加上了水印标记。今年法律出版社的律考系列图书的发行上，也是对新疆、云南等边远省采用飞机运书的方法，目的也是全国统一时间上市；另外法律出版社还在纸张上用的是市场已经绝迹的库存纸、在印刷上分厂印制、在装订上由社里指定专厂在指定地点统一装订（装订期间社里派专人盯装）、特意制作了随书光盘。即便用了如此之多的防伪措施，用该社出版部曹主任的话说，只是让盗版图书上市延期了一周时间。

　　而有些图书因市场上盗版本太多太乱被迫重新设计制作封面、重新改换外包装、重新进入市场。河南文艺出版社因《乾隆皇帝》的盗版本太多而在2000年底推出了“包装正版反盗版”的行动。相对于这些，上海两家社的“自救”就可谓是“大手笔”，少年儿童出版社悬赏50万元打击《十万个为什么》盗版本，上海辞书出版社悬赏15万元捉拿《辞海》盗版者。

　　印制防盗作用有多大

　　目前有人开玩笑说，如今的盗版技术已经发展到了连责编自己也不一定分得清哪是盗版书哪是正版书的了，目前只有出版社的出版和发行两个部门才能看出。因为出版部门知道自己的书是在什么印刷厂和装订厂生产的，对用了哪些特殊工艺一清二楚，而发行部门是从低廉得惊人的折扣上看出是盗版。

　　当前出版社主要的反盗版措施是采用特殊纸张、特别油墨、特殊字体、特殊印刷工艺等方式进行防盗。笔者随意找了几家社的出版部主任了解了一下，发现每个社在防盗措施上都有自己的一套，但没有人否认这些措施只能治标不治本。无论你再先进的工艺，还是照盗版不误。如在采用特型纸张方面，法律出版社今年推出的律考图书采用的纸张是出版社1984年订购的库存纸，目前市面上已属绝迹。据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社长杨天赐介绍，该社今年推出的注册会计师考试用书用的是在国家印钞厂专门定做的纸张；而全国自考图书用的防伪纸张是印钞票时才用的水印纸。但这些图书却无一例外地被盗版，而其中最严重的当属全国自考图书。笔者从全国自考办了解到的情况是，目前市面上至少有1／4的自考图书为盗版。

　　管理部门的苦衷

　　谈到目前国内图书盗版如此猖獗，大部分出版人士认为相关执法部门人手和权限的不足、一些行之有效的土政策越来越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管理部门与各出版社联系脱节等现象，都有可能是造成图书盗版猖獗的原因。

　　有人曾为我们假设过，每年全国生产的图书总量有10万种，假设其中有近90％为不具备再版能力的话（实际国内的再版率远远高出此水平），那么这就意味着每年全国可能被盗版分子下手的图书至少要上万种，这些数目几年累积下来也有数万种图书，而让全国所有的图书管理部门都清楚这数万种书的正宗版本的具体模样，按中国目前的管理水平（无论是硬件上还是软件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而目前比较通行的办法是出版社将自己正版图书的主要特征说明传真给各地新闻出版局，供这些管理部门打击盗版时鉴别之用。这种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花钱还不易见效。

　　法律出版社副社长黄闽认为，目前国内盗版猖獗的主要原因除了国内出版产业竞争的不发达，给盗版分子在经济上以可乘之机外，最主要原因在于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不严密。目前出版社意见最大的两个话题就是举证问题和案值问题。

　　目前出版社想在反盗版的过程中求助于司法部门，就必须由自己提供盗版线索和有关证据。而所谓的证据就是要出版社能够提供盗版者的制作现场或保存盗版物的仓库。而黄闽指出，这在实际操作上是不容易行通的。因为出版社是一个文化单位，它缺少反盗版的相应权力和手段，而各社出于保护自己利益的考虑，不得不采取一些跟踪盯梢、设套引诱等手段来获取证据。另外，不少盗版分子经过这几年的“风吹雨打”已经“成熟”起来，具备了相当水平的反侦破能力。因此黄闽指出，严格来讲，出版社的这些作法不仅风险性极大，而且容易掉进违法的陷阱。

　　各地出版管理机关对盗版经营者行政处罚除了实行没收盗版图书、进行少量罚款或吊销经营执照外，对其也是无可奈何。而各出版社对这些处罚措施都不太满意，认为处罚过轻，应该是“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因为相对于可能带来的巨额非法所得，少量的罚款和没收显然不能对盗版图书的销售者产生多大的震慑作用。即便是最严厉如吊销执照的处罚，盗版分子完全可以通过换另外一地经营的方式，继续取得图书经营的权力。

　　如果说一个国家或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原创队伍和作品，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产业将就此窒息。叶永烈、余秋雨等人不就是因为盗版的猖獗而萌生“封笔”的念头吗？有人预言：若在近几年不能很好地根治盗版问题，已步入了微利时代的出版行业很有可能发展受阻。

　　结语

　　前不久，新闻出版署石宗源署长在今年的“扫黄”、“打非”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各级新闻出版管理机构必须认清使命，更新观念，实施对出版物市场的有效监管。而根据新闻出版总署“扫黄打非”工作的安排，在今年必须努力抓好四项重要任务中，涉及大力打击图书盗版的就有三项：清理出版物市场、深挖生产基地、查处大案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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