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罗伯特-罗斯(陆伯彬)

　　美中之间将会有怎样的大国关系？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我们的挑战在于，在各自不同的国内政治体系以及各自不同的国际利益的限制下，如何考虑我们之间的合作，以及如何处理两国之间的问题

　　美中关系就像一个窗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存在着令两国关系朝着更具建设性的方向发展的机会，同样也可以看到两国间仍然存在着传统的五种因素，决定着美中关系的走向

　　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吉米-卡特花了18个月的时间，罗纳德·里根花了18个月的时间，比尔-克林顿花了5年半的时间。对于一个新政府来说，对外政策的制定不是轻易和随便的

　　进入21世纪以来，亚太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中心，而不久的将来它也将成为世界战略的中心。在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地区，美中两个伟大的、生机勃勃的大国正在彼此面对。我们的问题是，这两大力量将会成为什么样的关系？

　　新政府上台的6个月：并非最艰难的时期

　　同中国相比，美国只有短暂的历史。作为一个大国，我们有一种经验，那就是和苏联的冷战。可能在美国人中会有一种倾向，认为美国同下一个大国相处的模式一定是另外一场冷战。但是历史上有许多种大国关系，冷战关系只是其中最坏的一种———军备竞赛、危机、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争夺等等———这些都是令人厌恶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不一定非如此糟糕不可。比如说，19世纪上半叶欧洲最主要的大国关系是英国和法国的关系，它们彼此根本不喜欢对方，准备着对对方的战争。不过，它们之间有贸易、有文化纽带，战争和危机都没有发生，两个大国长期和平相处。美中之间将会有怎样的大国关系？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我们的挑战在于，在各自不同的国内政治体系以及各自不同的国际利益的限制下，如何考虑我们之间的合作，以及如何处理两国之间的问题：我们有着艰难的10年，也有着艰难的6个月———我们都知道，过去的6个月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我可以轻易地列举出布什政府上台以来的种种新政策，我们都会同意，这些新政策并不有助于美中之间的合作。但让我们先回到过去，把目前这6个月和我们自1989年以来的十几年中的不同时间段做一下比较，来看看这6个月到底有多艰难。我相信我们都同意，1989年至1991年相对而言要糟糕得多，我们停止了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中止了一切接触，2001年则没那么糟。然后到1993、1994年，美国把人权和贸易问题联系起来，中国则在1994年5月声明对此采取报复性措施，相比而言现在也没那么糟。再到1995、1996年，李登辉去了美国康奈尔大学，此后发生了台湾海峡两岸的对峙，相比之下，过去6个月似乎好得多。再来到1999年，这可是很糟的一年，我甚至无法历数在这一年发生的所有坏事情：《考克斯报告》指责中国窃取美国核机密；“政治献金”事件指责中国在大选中用非法手段帮助了民主党；在科索沃问题上美国和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意见不同，引起中国不快；然后美国轰炸了中国大使馆；再后来还有李登辉的“两国论”……1999年是可怕的一年，2001年看起来要好多了。回顾十几年的历程，我们很清楚这是段艰难的时期，但我们同样清楚，艰难是可以被克服的。

　　美中关系就像一个窗口，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存在着令两国关系朝着更具建设性的方向发展的机会，同样也可以看到两国间仍然存在着传统的五种因素，决定着美中关系的走向。这五种因素是：台湾问题、安全问题、贸易问题、人权问题以及非政治性合作。

　　台湾问题

　　先来看看台湾问题。我想说的是，台湾问题的框架然未受到毁坏，就是说，两国政府仍然是在美中20年来关于台湾的合作框架之内处理问题。其中有两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售台武器，一个是“一个中国”的原则。布什总统对于台湾问题显然准备不足。让我们通过综合所有的谈话以及采访，来看看新政府对于“一个中国”的原则是如何理解的。我觉得，布什政府与克林顿政府在这点上十分相近，布什说，“美国要尽可能协防台湾”———这是一个长期的承诺，可以追溯到1949年，这个承诺在70年代、80年代以及90年代始终存在，这并不是一个新立场。实际上，新政府上台后台湾独立的呼声要比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更强，但“一个中国”的原则，作为美中关系框架中的最主要的一个方面，并没有受到破坏。关于售武问题，我想说，是的，美国破坏了有关对台售武的协议，但这种破坏10年前就发生了，这也不是新的问题。美国认为售台武器是以一种不损害中国基本利益的方式进行的。两国在这个领域的矛盾并没有妨碍双方在其他领域的合作。

　　安全问题

　　有很多说法认为，美国新政府在改变战略重点，要更关注中国。是，我可以列举许多例子：美国对俄政策、美国对印度政策、美国对日本政策……所有的都似乎是为针对中国而设计的；有媒体认为，美国在调整其核目标，更为关注中国；我们对战争的准备已经从欧洲转移到了亚洲，特别是对中国；国防部更多考虑的是与中国的军事关系；导弹防御：先是与俄国协调，现在是与中国……这些都是存在的。但是，所有这些，从某个角度上看意义重大，但从另外的角度看其实无一对中国构成威胁。美国的底线是，阻止其他国家在可能的战争中威胁到美国，而这一定不会是美中之间的战争。中国显然不喜欢看到这些，但它们并没有威胁到中国根本的战略利益。当然，其中有一个例外，就是美国宣称要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我们是否真的能实施NMD呢？没有人知道。阻碍是巨大的：首先是国内政治上的阻碍，现在国会被民主党控制，国会控制着预算，而对五角大楼的预算是国会影响外交决策的一个方面。所以实施NMD的可能性在下降。第二，技术上的可行性仍不清楚，我们将在7月进行第四次NMD试验，不知道这次是否能取得成功。从历史上看，一两次实验的成功不足以决定我们是否发展防御系统，将来也不会这样来决定。让我们假设我们实施了NMD，这对中国有怎样的威胁呢？有人认为这会削弱并压制中国的二次战略攻击能力。我不这么认为。中国将在美国发展导弹防御之前发展它下一代的战略导弹，中国会逐渐加强其安全水准，而其二次攻击能力会因此不受破坏。NMD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而要花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比如5到10年的时间里，NMD会对中国构成什么压力呢？这期间中国会开发新的导弹，而这并不昂贵，而且速度会很快。

　　贸易问题

　　贸易问题集中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上。是的，但更多的，我们应该关注谈判本身。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谈判，而不仅仅是美国坐下来说，你必须这样，或者必须那样。双方各有妥协，这是两个大国应有的合作方式。你们有你们的利益，我们有我们的利益，我们通过谈判达到相互满意，相互获益。第二点我认为更加重要，谈判给中国两个信号，其一，支持中国加入世贸是美国政府的持续政策，从民主党到共和党都乐意支持，这中间没有新的挑战；其二，也是使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声名远播的原因：“接触”。我们可能不会从新政府中听到“接触”这个词，但“接触”仍然是美国新政府对华政策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人权问题

　　从某个方面说，这不是一个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取得满意结果的问题。但关键不是我们能否解决掉这个问题，而是在我们继续存在分歧的情况下，这个问题是否可以不影响两国整体关系？很明显，如果仔细观察美国外交政策就会发现，这个因素的作用是在降低的。去年美国国会辩论是否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时，人权并不是问题，安全问题、武器扩散问题才是问题。人权问题将继续存在，但其背景和内容已经不同。从世贸谈判中可以看出，很明显美国希望把人权问题和经济问题分开，这是新政府在贸易问题上的承诺。我认为，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人权问题将在两国关系中相对受到抑制。另外还有一点是，今年日内瓦的人权会议没有引发美中间的过度紧张，在明年，关于中国人权的提案将在议程中比前一年减少。对中国来说，这意味着美中关系中的人权问题，与以前相比，将更少地以国际问题的形式出现。

　　非政治性合作

　　最后还有另外一个领域，可能不太受到注意，但它却很重要，这就是我们两个政府在许多方面的合作，而其中很多是低于政治的层面的。其中最成功的一项是我们对毒品走私的共同斗争。近年进入美国的毒品更多的是来自哥伦比亚而不再是亚洲的“金三角”地区，问题的严重性得到缓解，但这方面的合作仍然在继续。我们在环境问题上也有合作，并且合作也在继续。很多的美国人相信对毒品的斗争，对环境的改善，他们不受政府或者国会的派遣，自发地与中国合作。正因为这是在政治争论的界限之下，所以即使面对今天艰难的情况，我们的合作仍然在发展。我们是否可以做得更多呢？是的，比如一个双方可以合作、并且都感兴趣的领域是难民流动问题。我们可以期待更多方面的合作，这并不用改变双方的政治以及经济战略关系。

　　期待新政府的走向

　　那么撞机事件会对两国关系有什么影响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事件发生了，我们无法控制，无法预测。当意外发生，领导人知道这仅仅是一起意外，最终现实会说明，这并不是政策，而是其他的东西。

　　问题是，新政府将会走向何方？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年轻的政府，它还没有确定中心，仍然在考虑。它不仅在考虑对华政策，还在考虑对朝鲜政策、对俄罗斯政策、对科索沃政策、国家导弹防御政策……它在考虑所有政策。它仍然是一个在寻找中心的年轻的政府。6个月对一个新政府来说是很短的，不足以确立稳定的政策。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吉米-卡特花了18个月的时间，罗纳德·里根花了18个月的时间，比尔·克林顿花了5年半的时间。为什么克林顿花了5年半？因为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利用冷战胜利的机会去处理国际问题。对于一个新政府来说，对外政策的制定不是轻易和随便的。

　　我乐意指出一个迹象，令我们可以从乐观的角度看待美中未来的关系。我们都在报纸上读到，国务卿鲍威尔可能访华，我觉得这可以说明两点。第一点，他是新政府中第一个为10月份北京峰会而来的代表，中国和美国都希望总统能来中国访问，这件事情已经提到议事日程。第二点，我们都知道，美国在决定应该和中国建立何种关系的问题上存在不同的意见，对那些决策者来说，国务卿的首次访问将是政府决定对华政策的机会，这将促使政府决定对华政策到底是什么。在美国国内政治体系中，这是一次由国务卿扮演对华政策制定中主要角色的机会。

　　应该说，纵观新政府上台的6个月，还是有好的迹象。我希望我们可以先等待，看新政府如何做，看它将往何处走(因为没人知道它会往何处)。与其采取行动以促使新政府决策，不如首先看它的走向，然后再做出自己的决定。

　　罗伯特-罗斯(中文名陆伯彬)是美国波士顿学院政治系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政治和美中关系领域的教学和研究。他与姜长斌合著了新书《从对峙走向缓和》，还曾与安德鲁-内森合著《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寻求安全》。本文根据罗斯教授6月15日在美国驻华使馆的演讲录音整理。(宋念申翻译整理)《环球时报》(2001年07月13日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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