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社会里学社会学

　　社会分层与流动研究专家回忆自己的流动历程

　　■人物

　　李强

　　1950年5月17日生于北京。1968年毕业于北京四中，1978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并于1982年和1985年分获法学学士学位和法学硕士学位。1985－1999年8月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社会学系任教。现为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兼任社会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结构、城市社会学等，著有《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我国失业下岗问题对比研究》、《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等著作。

　　“当时社会学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对于我们来说，很多的东西也是一边学一边创的。”本报记者郭延冰摄

　　不学习 就做半导体

　　我上中学是在1963年，当时的四中还是男校，不像现在。当时能考上四中还是很难得，“北京四中”那四个字是郭沫若题写的。学生们的学习任务很重，大家还很看重学习。

　　我记得刚入四中的时候，很多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的同学的英文就很好了。后来我了解到，当时一些知识分子无法进行正常的工作，就把精力放到了教育孩子身上。我虽然也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个冶金专家，但是家里从来不教我这些东西。我的压力很大。

　　在四中读了三年，算是受了三年比较严格的培训。

　　1966年，废除高考之后，就把学习中断了。当时的孩子们正是学知识的阶段，虽然一开始不上课了，大家都很高兴。但是那么长时间不看书，觉得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到了第二年，大家都看了一些书。我们对做半导体开始感兴趣了。

　　上世纪60年代中国的低压电器刚刚兴起，世界上也是刚刚兴起，所以中国的水平并不比世界水平低。那时市面上低压电器的元件非常便宜，大家就开始比赛做半导体了。我们这叫“线路斗争”，因为设计半导体要先画电路图，然后才能开始动手做。那时候我们虽然是十几岁的小孩，但是做这些东西已经非常灵了，不但自己做，还给亲戚们做。

　　当时北京低压电器的元件还不是很多，天津多。

　　但是我们又没有钱去天津，有人告诉我们一个消息，前门天天有天津来的货车。我们就跑到前门，求开车的师傅带我们过去。就这样颠颠簸簸地到了天津，弄到了元件，再回到北京。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对自己是个很大的锻炼，完全从不懂到读懂，再到自己动手做，也是一种创造。

　　“老三届”分配 盖了两年房子

　　1968年，国家对积压了两年的学生以及当年应届生分配工作，这三届也就是所谓的“老三届”。我觉得那次分配是暗箱操作的，学生到哪里去，全凭老师说。

　　有些学生留在北京，我们班包括我在内的七个人，被分到了852农场，我们去了不久就改称黑龙江建设兵团了，从编制上也按照军队的编制，但是基本上没有军事上的训练。这其实是上山下乡的前奏。

　　1968年7月1日，我和其他的同学，坐上火车，到东北去。用了三天的时间，到了852农场所在的那个小山沟，在地图上看，看不到那个地方，只能看到这个地方南边的宝清和北边的迎春，都是很小的地方。

　　到了那里之后，我们就开始干农活儿，在之前，我们都没有干过农活儿，但是在当时那种口号的鼓动之下，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

　　各式各样的农活儿，几乎都干遍了。当时最累的活儿就是扛麻袋，把二百斤的粮食袋子扛到粮食囤里。当时我们学生年轻气盛，又有热情，到了那里之后反而要求：什么累让我们干什么。当地老百姓也实在，就让我们扛麻袋，其实那么大的孩子哪能干那种活儿？后来好多人都因为扛麻袋，把腰扛坏了。

　　干了一段农活儿之后，我们又开始当瓦工。当时那个村里有一个排叫做基建排，专门管盖房子。基建排有个最重要的班叫瓦工班，当时我和几个同学就在瓦工班。石头是我们自己在山上采的，沙子是我们自己在河里挖的，砖是我们自己脱坯烧出来的。就这样盖了两年房子。冬天没有办法盖房，我们就上山伐木。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就是一个人在山上度过的。因为伐了很多的木头怕人偷，要有人在那里看着。大雪下得很厚，为了取暖，我点着了一大堆木头，一个人，看着火苗子在空气中蹿着。

　　考人大 因为自己年纪大

　　从1968年到东北，到1977年回北京，我在那里呆了九年。1978年参加高考的时候，我已经28岁了。

　　那时多数学校都不愿意录取年龄大的学生，我报了人民大学，因为听说人民大学是培养干部的学校，对于年龄大的学生并不排斥。后来人民大学也确实收了一大批年龄偏大的学生，我考上的国政系就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年龄偏大的。

　　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老师们刚刚从十年不教书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一旦恢复了教书的自由，他的热情都特别高，特别卖力。当时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都是顶尖人物，比方说给我们讲西方哲学史的是苗力田先生、讲西方经济学的是吴毅丰先生。我觉得当时人大的学术环境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在人大读了七年，先是读了四年的本科，跟着又读了三年的研究生。我读大学本科的时候，学位制度正在恢复。刚开始恢复学位制度的时候，我的好朋友郑也夫天天跟我琢磨：“咱们能不能直接考研究生？”我有点犹豫：“咱们没有上过大学，怎么考研究生？”也夫跟我说：“谁都不懂，所以你只要找一个谁都不懂的东西，看两本书就数你懂了。”

　　当时的情况也确实是那样，考研究生也不需要什么学历学位，只要你能考过就行。也夫后来选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基督教专业，果然，过了没有几天，也夫就考上了，不上大学，开始去读研究生了。而我还在学校里按部就班地读本科，读完本科，又接着读研究生。

　　1985年我研究生毕业的时候，其实也可以继续考博士，但是我一想自己已经读了七年，再念下去，就有点烦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喜欢上了社会学，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社会学这个学科。就这样，我放弃了继续读书的想法。

　　社会学新兴 一边学一边创

　　我第一次接触社会学大概是在1980年，有一次在中国美术馆办了一个中国对外进出口图书展览，我去了那里，看到了许多外文版的关于社会学的图书。当时也只是接触而已。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关于美国国会运动中的集体谈判，多多少少已经有一些社会学色彩了。当时人民大学还没有社会学这个专业，我对于社会学的兴趣更多是读书得来的。

　　当时，有关社会学的著作中文版很少，多数是外文书。在北京，外文书藏书最多的要数北京图书馆（今天已易名为“国家图书馆”）了。读研究生的时候，着实读了不少北京图书馆的外文书。那时候的北图还没有搬到现在的白石桥，还是在北海南门的老北图。北京图书馆的图书证是受控制的，我弄到了一个借书证，借阅了大量书籍，其中很多是社会学的著作。所以，后来写研究生论文的时候，写的是有关社会分层中的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探讨发达国家的白领阶层，也可以称作中产阶级，当时国内的术语还是“脑力劳动者”。

　　我对于城市农民工研究的兴趣也是说来话长，1990-1991年我在英国布里斯特尔（Bristol）大学访问一年，是中英友好奖学金资助的，读书过程中，看到大量关于流动人口方面的材料，后来，1992年在美国密执安大学我也接触了不少城市流动人口方面的书籍。

　　这样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先是从理论上，后来又从实证上探讨流动人口、城市化和城市农民工问题。后来在2004年，我把这方面的研究写成了一本专著。

　　1985年我毕业的时候，工作比现在好找多了，那时候研究生还是稀缺资源，每个人都有多种选择。

　　正巧这个时候，郑航生刚从英国回到人民大学不久，在人大建立了社会学研究所。

　　建所时人也没有多少，我找到郑航生，表达了我想去这个研究所的想法。郑航生很欢迎，去了之后，就和郑航生一起编教材。

　　当时社会学在中国还是一个新兴的学科，对于我们来说，很多东西也是一边学一边创的，包括理论、方法等等。当然，在国外社会学一直存在着很好的延续，我们的工作首先是跟国外的接上茬儿，否则人家会说你们弄得那是社会学吗？人大社会学走的是实证道路，就是重视社会调查、方法、测量数据、发现问题等等。

　　从1985年到现在，一晃二十一年过去了，我做了很多的题目，可以说，我是个做调研比较多的人。

　　口述：李强

　　采写：本报记者陈远

　　■记者手记

　　对于李强这一代的学者来说，从事哪种领域的研究几乎很少带有个人选择的色彩，几乎都是因缘际会，碰上了。比如说，李强走上社会学研究的道路，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一次国际性的书展改变了他的道路，自那以后他走上了社会学的研究。

　　从一开始，受到当年人大气氛的影响，李强的社会学研究走的就是实证的路数，这种道路正如他在叙述中所说，注重社会调查、方法、测量数据、发现问题等等，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个“作调研比较多的人”。但是我还是从他的叙述中捕捉到了早年的经历对他后来学术道路的影响。

　　九年的农村生活，让他对于农村了如指掌，说起做农活儿，李强几乎样样精通。也正因为如此，在李强的研究中，始终关注社会底层，从《贫困文化研究》的论文，到《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的专著，李强在研究中国社会群体利益分化的过程中，一直试图为协调各种社会群体的利益冲突寻求解决办法，以便缓解矛盾、促进社会稳定。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关怀，使得李强的研究除了枯燥的数据之外，有了动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