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沉寂积久的相声最近似乎有点要“火”的意思，当然指的不是“新派儿”而是“老派儿”———或者说不是“京派”而是“津派”的传统相声。多年以前在天津的茶馆，许多业余“票相声”的老先生们自娱自乐，观众也多是退了休的消闲老者。渐渐就有年轻的白领参加投入进来，有博士也有我推介过不少的外国学者。近来更有京城的雅人书生每逢假日开着车来，一听就连听两天。这情形大概有自生自灭十几年辛苦的经营，日后又有天津男孩郭德纲抱着背水一战的冒险把“老派儿”相声带进首都，也是在若干时日之后，才在媒体和
民意的支持下，如地火突发，形成了锐不可当的一股潮流。
“新派儿”和“老派儿”虽有交叉，但在总体上还是略有不同的。前者追求时尚，后者钟情传统；前者喜欢改革革新什么的，后者追求相声的原汁原味；前者主动靠拢主流意识，后者热衷俗而又俗的世俗精神。如果说上个世纪40年代在京城一筹莫展的侯宝林到天津红了，并从此走上了“大师之路”，那么半个世纪以后的郭德纲们又把“津派”相声带进首都，着实使几近消逝的传统形式又“火”了一把。
“津派”或是“老派儿”就是相声的“原生态”，它以说为主、以讽刺为主、以传统活为主。这其实是一个传统表演形式和传统文化精神全面复归的问题。不仅足以震动相声圈儿，也对所有民族民间艺术或有启迪。相声只有走进小剧场，才能体现“以说为主”的形式风韵。“说”，是面对观众以演员本来面目的直接情感交流，必须借助演员的“本真”———“似我非我”的表演才能获得观众的默契支持。“喊相声”、“唱相声”、“演相声”是不行的，因为观众感觉不到演员形象和性格，以及真情实感的魅力。“说学逗唱”所谓四样功课不是平行并列的，“学”和“唱”只是手段，而“说逗”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谁也离不开谁的，“逗”没有“说”也就没有了过程，“包袱”也就失去了铺垫的曲致和滋味，相声也就不再是相声，顶多是冒牌的“相声剧”、“化装相声”和“对口词”，任何手段也不能代替的“相声味儿”也就荡然无存。
“老派儿”更看重的是传统相声的平民意识。讲的都是观众感同身受的“过日子道儿”———起居饮食、生儿育女，绝少追求诗意哲理，绝不在故作高深中装腔作势失去自我，而是俗而又俗———在俗中求真显示真性情，以真实真诚真切传达“喜剧的生命是真实”。一当相声找到了它的“自我感觉”，于是也就自然开启了我们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认同。那种“骂人不吐核”的本领，那种“绕着脖子说话”的智巧，以及自我嘲讽、不愠不怒、不急不躁、和而不同的文化意蕴都是我们久违而亲和的。
和谐社会重新赋予了传统文化以生命，传统相声复归乃是和谐社会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