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为什么没有“不惜一切代价”挽救王选

　　著名科学家王选留给世人的宝贵遗产，不仅有物质技术的，更有精神人格的。其中令人感动的事例之一是他病危时的选择。早在2000年10月他病重入院之际，就立下一份“遗愿”：“一旦病重不治，我坚决要求‘安乐死’……不愿浪费国家和医生们的财力和精力，并且死了以后不要再麻烦别人。”

　　他的这个“遗愿”，显然并不单是一个“想得开”与否的问题，而且体现了一种高

　　所谓医学伦理，这里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安乐死”。这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解决的备受争议的话题。支持方基于对患者意愿的尊重；反对方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犯罪的防范。如今是反对方占优势，否则一些老人就不必痛苦地“活着”那么多年了。

　　另一方面则关涉到有限的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大的配置即政府公共财政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如何分配，财政投入比例偏低，城乡比例严重失衡，城市里大医院与社区医院之间又严重失衡，这些问题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卫生部负责人也已向公众坦陈其弊并表达了改革的决心。小的“配置”即病患之间何者优先、优先到什么程度的问题，同样不可忽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后者存在的医学伦理说简单就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说简单，恰似客轮将沉没时，救生艇有限，不论你官多大，财多富，也不能独霸一只救生艇不许别人上，只要没有超员就应该接纳别的逃生者，否则犯众怒者可能被扔下海去，或被船长枪毙。说复杂，毕竟平时的求治者没有冰海沉船求生那么极端，像前些年克拉玛依剧场大火时让领导优先逃生固然是邪恶的，而“重要人物”治病优先，却如战时长官骑马一样，有其合理的一面，毕竟“千军易得，一将难求”，领导人的时间支配也关系到集体乃至社会效率。

　　但还有一点则是无疑的，即凡事过犹不及，不能太出格。现在有些人滥用权力支配宝贵的医疗资源是太过头了。本文不谈行政级别规定的“医疗待遇”，对此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有些人的讣闻也不忘写上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之类；只知道，同样是离休干部，有人可以长期泡在医院或疗养院享受免费特别护理到死，而我岳父这种从公社（乡镇）离休的老干部，全额报销医疗费还要我们去托关系讲情。如今是实力最重要。一个科级单位的头头，可以到全国找医生、住大医院，如果他掌管的单位有钱。一个县的大头，论级别只是处级，在那一方土地上他就是“高干”，住最大最好的单间，有最好的医生侍疾，招之即来。这是权力的逻辑，而可以全然不顾医学伦理。

　　“文革”发动前夕，毛泽东曾怒斥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如今，“市场经济”了，医疗卫生资源不仅由“老爷”们的权力支配，而且也受“财神爷”的财力支配。《财经》杂志今年有一期专题《哈尔滨天价医疗费事件真相调查》。这个调查的提要说：“一起罕见的‘天价医疗费事件’，暴露了有关医院管理诸方面的重大弊端，也昭显了病人家属以‘钱权之势’影响和主导医疗过程之严重后果；身染绝症的患者不幸已处于终末期，大量动用宝贵的医疗资源抢救，已涉及国人目前还接触较少的医学伦理问题。”

　　看了这个报道，我一方面惊异于这家大医院的利欲熏心，不分贫富贵贱，一视同仁地“宰”；另一方面惊诧于翁家的钱势滔天，真到了“能使鬼推磨”的地步。翁老先生本不属于“通常心脏科外科ICU病人收治范围”却收下了；“一般在ICU时间很短，也就几小时或者半天”，他却一住67天；67天里共有20多位来自北京和哈尔滨的专家进行了100多次会诊，“即使是黑龙江省级干部，往昔亦从未有此待遇”。

　　你看，“名单上荟萃了肿瘤科、ICU、外科、血液科、营养学等各方面的著名专家。其中包括(北京)朝阳医院院长王辰、外科ICU主任陈惠德、呼吸科主任曹志新等九位医生，以及ICU护士长和护士；还有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内科副主任石远凯、解放军总医院血液科主任楼方定、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血液科主任克晓燕、哈尔滨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马军等”。这些人可是国家培养出来的，是公职人员呀！他们为翁老先生服务，当然并非看重他是一个离休的中学教师，看重的是明星一般的“出场费”。他们，比如那个长住哈尔滨近一个月的北京专家陈惠德，显然是扔下他潜在的服务对象不管来做翁家私人医生了。这种专家还有“公德”可言吗？

　　在医学伦理这样严重阙失的“国情”中，王选先生的高风亮节太令人敬佩了！须知，他不仅是三院院士，还是全国政协副主席，论官职还在省部级官员之上，他若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延长他的生命，谁能反对？

　　然而，医学伦理的建立不是靠某个好人的人格来保证的，必须建立一个伦理规范，乃至由一定的医学伦理“推导”产生一套具有约束力的法律制度，才能保证医疗资源配置的基本合理。在医卫事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多层次的优质民营医院尚待建设的今天，我们该给医学伦理建设以更多的关注了。 （编辑：付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