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何时照公还--学者张厚感谈张中行

　　人民教育出版社资深编审张厚感先生，晚于张中行30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他们都具浓郁的“北大情结”；彼此多年共事在一间办公室里，私下临帖赋诗、把酒品茶，过往甚密，相知很深。也正因此，张中行去世后，是他亲自起草了悼词。作为研究张中行的权威专家，3月4日下午，他在石家庄讲学之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盖棺难论定

　　张中行先生逝世前几天，他所在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便责成张厚感着手准备悼词。虽然常说盖棺论定，但对于作古之人仍涉及一个非常难办的问题：称谓与评价。张厚感说，自己不想作泛泛的“谀墓词”，更不愿意人云亦云。他亲自拟定了一个较为客观的调子，既不像外界热炒的所谓“国学大师”，也不趋同普通学者。张厚感希望自己的评价对得起死者，也无愧于历史。

　　完整的悼词仅有千余字，先后修改了五六稿，社里的愿望是尽量把该说的讲到位。

　　张厚感叹息道：“虽然对于行公做了较为公允的评价，最后仍有一点无法弥补的遗憾。先生逝世不仅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巨大损失，也是当代文化界、教育界的重大损失。可惜，悼词没把这个意思加进去。”

　　张、杨的纠葛

　　张中行与杨沫的婚恋已经不是秘密，尤其是《青春之歌》里“余永泽”，被认为是以张作原型。两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始终被世人关注。

　　对此张厚感说：“行公在的时候，多次提及这段感情，并著有《流年碎影》。杨沫因《青春之歌》成名，她成了林道静的化身，张成了余永泽原型。这个文学作品中的反面人物终生追随张中行。对这个问题，行公除了付之一笑或者保持缄默，还能怎么样呢？据说，杨曾向张打过招呼，声称那是小说，不必介意；张则示意无所谓。其实，他并不读那部作品。张事后曾流露：‘如果是我，决不这么写。’”

　　张厚感还提到：“建国初期，张、杨二人曾在北京西郊碰面，闲谈之中，杨对她的婚姻多有微词。张则沉默不语，表示你我只叙别后，不谈家庭。显然，两人对待人生与社会的态度存在明显的差异。行公认为，自己‘疑’，而杨沫‘信’。尽管吃了余永泽的‘瓜落儿’，行公并不鸣冤叫屈，他始终保持‘知道了’的平和心态，并一向主张不要把现实与文学混为一谈。不过，他很反感把年轻时代的恩怨是非炒来炒去。”张厚感曾听张中行讲过：“别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读者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我不解释。人都这么老了，炒来炒去的没意思。”

　　文章“老来红”

　　张中行在文坛走红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张厚感说：“行公对自己出名当然很高兴了。我问他，您满腹经纶，才华横溢，怎么不早些下手写文章呢？他也认为下手晚了，可是，在特殊的背景下他也不敢写。”

　　张厚感先生把张中行作品分为三类：一，关于世道人情的散文，如《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作文杂谈》等；二，理性随笔，像《顺生论》、《禅外说禅》这一类；三，回忆录，以《流年碎影》为代表。张厚感说：“说实话，行公的作品也有打不响的时候，比如《作文杂谈》，本来写得极见功力，可惜，反响不佳，人家论斤贱卖，他自然非常恼火。”

　　才情与性情

　　谈到张中行文章“老来红”，张厚感先生并不以为然，他说：“行公的最高成就当然是散文，鲜为人知的是，他编写的语法专著，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很有影响力了。他却坦言，自己兴趣并不在语言学，涉足于此，一来远祸，二来养家。当时，他夫人没有工作，还要奉养父母、岳母三位老人和四个女儿。”“不只语法书，行公还编课本，出诗集，涉猎哲学、宗教，还亲自指导出版菜谱呢。”

　　张中行还是位京剧行家。他乐于欣赏这门传统艺术，并与诸多票友交情很深。他曾专门赋诗说：“闻道人生戏一场，雕龙逐鹿为谁忙？何当坐看升沉事，检点歌喉入票房。”

　　张中行属于典型的性情中人，他曾对张厚感讲：“人生根本问题是饮食男女，饮食好办，男女却满足不了。我们这样的人无非是‘发乎情，止乎礼’罢了。”据说，张中行年轻时约朋友去看赛金花，未能如愿；又说去看魏喜奎，仍未遂愿，他引以为终生遗憾。

　　张厚感先生钦佩张中行的豁达与乐观，他介绍：“行公八十多岁，每周还到单位三四次，审稿子，读书信，会朋友。余下的时间住北大家里，每周创作七八千字，雷打不动，他告诫年轻人，要多读书，多写点东西。行公总是乐呵呵的，从不自寻烦恼。”

　　背影的力量

　　张中行已成为上世纪末期富有代表性的文化符号，对此，张厚感先生通俗地解释了这种意义：“西方有这样一句谚语：‘失去一位老人，就等于烧毁一座图书馆。’像行公这样博古通今、文笔奇绝的文化人，永诀之后，可能再也不会出现了。他的爱国爱民、淡泊名利、乐观简朴以及关爱后学等品质，无疑具有文化楷模的意义。”本报记者 张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