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笨花》之后好长时间，小说中的人物、情境乃至细节，还在我们心中持久萦绕，有一种浓厚的“弥漫感”。
在《笨花》所描述的近半个世纪的历史中，它没有采取“风云史”式的概括性的粗线条叙述，使人物成为历史风云的简单符码。铁凝真正的着力点和作品吸引我们之处，主要在于展示出在这段特定历史背景下，一群普通的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为人处世风格，四
季农事，不同的心境，命运的颠踬，饶有兴味的中国北方冀中乡村的民风、民俗的“博物志”般的画卷。读过《笨花》，我们最深的印象不是历史呼啸着的飓风，而是在飓风的冲击下，那些沟沟壑壑里顽韧生长着的野花小草般的人们，他们的细屑的“日子”，他们稳定持久的古老道德承继，他们的生活智慧和内在的恒久的做人的尊严感。与此相应，它的文体和语型也是本土化、日常化的，既没有依赖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也没有依赖“翻译语体”，而是地道的日常化叙事。在此，铁凝同样成功地写出了历史的真实，但她是通过民间视野去描述在“历史褶皱”中，那些为人们所忽视的细密的琐事逸趣来实现的。因此，我们喜欢这部小说，决不只是认同它的文化精神构架，而更是因为喜欢它成色十足的“肌质”。我们历来认为，虽然小说的构架可以决定一部作品的“意义”，但只有“肌质”，才能决定它是不是好小说，进一步说是不是真正的艺术品。
《笨花》中的主要人物都是“正常”的中国人，不但有正常的民族文化心理，也有朴实的“过日子”观念。如果说，向文成、向有备等等，这几代人最后奋勇参加了抗日救亡，那也不是简单地用加入“红色阵营”所能涵盖的，而是与传统文化中的民族抗敌意识、忧患意识、浩然正气、英雄观念、群体观念、厚德载物……极为沉潜绵长的精神基因，在气脉上是相通的。他们不是“夸大的人”，也不是“缩小的人”，他们是正常的人。其实，摆脱“志异”的讨巧方式，用“正常”的方式写出“正常”的人的魅力，其难度和艺术价值更大。这就是“中国形象”。这就是“去蔽”和“脱魅”以后的“中国人”。他们贯通着古老的中华文化的地气，守候着素朴的永恒的“日子”，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艰难而乐观地生存着。铁凝写出了这样一批“中国人”的形象，也写出了他们的生存状态。
陈超 郭宝亮
